知青听农民“忆苦思甜”：三年困难时期才是苦

zjx

核心提示：我看过一些知青回忆，诉说忆苦思甜，贫下中农把三年自然灾害当做苦难，大诉其苦，苦不堪言。最后包袱一抖，啊！搞得知青们哭笑不得，原来说的是新中国。

     忆苦思甜，是当年下乡知青的必修课。我看过一些知青回忆，诉说忆苦思甜，贫下中农把三年自然灾害当做苦难，大诉其苦，苦不堪言。最后包袱一抖，啊！搞得知青们哭笑不得，原来说的是新中国。

我下乡以后，也经常参加忆苦思甜会，大会，小会；也听贫下中农诉三年自然灾害的苦，最后搞成笑料，搞成尴尬。但是，这些并不能给我思想上以震动。因为我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饭，半夜饿醒，学校组织到野外挖野菜，大街上讨饭者抢食……在那样的年代，百姓们懵懵懂懂，我所看到、知道的，只有“饿”，用吃饱和吃不饱来衡量岁月，和贫下中农讲的感受差不多。所以，我到农村后，听三年自然灾害的“忆苦思甜”，听完哈哈一笑了之，甚至并不认真记住。

真正给我深刻印象的，是贫下中农对1949年之前的忆苦思甜。我在这种忆苦思甜里听到的，与在学校里听到的，书本上看到的，电影里演的，完全不一样。

正如贫下中农用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事实，把“思甜”说成忆苦一样，他们则用受地主剥削的事实，把“忆苦”说成思甜。

我下乡时，有一段时间与生产队会计长禄合住一屋。那是一间小草房，在一户人家院子里。房东姓杨，是个老汉，我喊他“杨三爷”。杨三爷一家五口，两个儿子、大儿媳妇，还有一个小孙子。他的儿子、媳妇，还有村里老少都喊他“三爷”，连他的小孙子也这样叫他。

大队支书范海宽知道我住在杨三爷家，连声叫好，说，杨三爷才是真正的贫农。

贫农还分真假？我不明白，就问。

成分没有假，人分真假。范海宽说。

他又解释说，咱代营，解放前有些地主人家，赌钱的、吸大烟的，把家财散尽，又卖地卖房子，最后卖闺女，老婆都跟人家跑了，到土改时，自己光身子一个，讨饭过日子，划成分时又有规定，只要穷够三年，又没有地，就可以划成贫农，人是贫农，心还是地主，有点钱就去赊店镇听戏、嫖女人。

又说，杨三爷解放前给地主扛活、当长工，是贫农，赤贫，他家几代人都给人家扛活。

杨三爷笑眯眯地看着我，满脸的皱纹表明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他不知道我的疑问是什么意思，也不是嘲笑我的怀疑。我从未对他说起我学过什么，看过什么书，被教育的是什么。他不是教导我，他只是用和蔼的态度肯定他的经历，他只是告诉我一段事实，如此而已。

整个下午我都心存疑惑，杨三爷的故事也触动了我的心事。晚上，我去牛棚找杨三爷，又说起荷包蛋的事。我对他讲了我的家。

我小时候，一次过中秋节。到了该分月饼的时候，奶奶说，现在吃月饼，每人一个，过去哪有吃一个的？她说，那时候过中秋节，咱们家分月饼，长工每人一个，在家里长年做仆人的两人一个，老祖宗一人一个，公公婆婆两人一个。等到叫我去拿月饼，我洗洗手，高高兴兴伸双手去捧，你猜咋着？就给我那么一沿儿，成一堆碎末子了。

奶奶说的“一沿儿”，我估计是一块月饼的八分之一，因为一块月饼切四份，还不至于成“一堆碎末子”。

我的家是个大家族，土改前，在村里有“乔家大院”，有几百亩地，拴着牲口，长年使着长工，还有仆人，农忙时能招十几个短工。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我就奇怪，一个地主家，给长工和用人的月饼，比给自家人还多，这可能吗？

奶奶说，干活的人，你得待人家好点，家里的地、牲口、收成，都交给人家了，你待人家不好，吃亏的是你自己。

我就批判她，说地主只会剥削贫下中农，怎么会给他们月饼呢，怎么会待长工好呢。

可是我心里明白，奶奶对我说的肯定是真实的。

杨三爷听我说完，说，你家老人说的是这个理儿，主家和咱们是两姓，情分说不上，咱只说理，他也不敢亏待扛活的。收麦、收秋就那几天，主家也知道，你不好好伺候扛活的，几百斤粮食就糟蹋到地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