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军民鱼水情助我脱险

       1942年的春末，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当时我担任华北冀中军区第九分区卫生处第一卫生所看护班长。日本鬼子在1942年秋季大扫荡之后，对冀中地区不断地蚕食：挖壕沟，三里一岗楼，五里一碉堡。我所属的部队在严峻的形势下，被迫撤到京汉铁路以西。为了照顾伤病员，我奉命留下在敌占区继续工作。

        当时工作的环境非常艰苦。夏天，我们利用“青纱帐”作掩护，在庄稼地里挖洞，隐蔽伤病员 。冬天，我们撤退到村子里，在老百姓家里借住，并且挖洞或地窑，以备敌人扫荡时藏身。为了掩护真实身份，组织上还为我们每个隐蔽在老乡家的同志取了化名， 并托关系，办了敌占区的“良民证”。迄今，我仍清楚地记得组织上给我起的假名—“安江果”。

       1942年冬天，我借宿在一户有兄弟两个的人家。老大夫妇是普通的农民，老二是中共党员，是村支部的治安委员，老二的媳妇是妇救会主任。兄弟俩和他们的母亲同住在 一个院里。因为我在他家住了许久，除了份内的照顾伤员，还常常帮他们干活，所以和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当时我只有十八岁，而老大的媳妇已经是四十来岁的中 年人了。按当时的生育年龄推算，我应该和他家的头生孩子岁数相仿，符合隐藏身份，对外形同一家人。平时，我就称他家大媳妇为“娘”。

        1943年的春天，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的时期。一日，不知哪里走漏了风声，日本鬼子在拂晓时分，突然包围了我们藏身的村庄，端着刺刀，挨家挨户地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还记得我当时从梦中惊醒，眼看着鬼子闯进了我们住的院子。那时已经来不及钻地洞隐蔽……就在那危急的关头，房东家大媳妇抱着她才一岁多的小女儿从屋里走出来，一边喊着“别吓着我的孩子”！一边将鬼子挡在身前的刺刀分开，把孩子递给我抱着，以转移日本鬼子可能对我的注意力。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来：前一天给伤员换药的篮子还没来得及藏入洞里，仍在屋子内放着。万一被鬼子看到，既暴露了我的身份，更会给房东一家带来不可想象的危险！正在我心里异常紧张、却又一筹莫展之际，令我意外地惊喜的是，平日机灵能干的老大媳妇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趁鬼子在院子和其它房间乱翻的时候，她进出几 次，机警地把篮子里的药瓶和换药的工具迅速地揣在缗裆裤的裤兜里，转移到了院子里一处不起眼的秫秸堆里……

        这时，平时被我称为“奶奶”、那两位房东兄弟的母亲，把我手里的女娃抱了过去，支使我去筛面。那份自然，就像对待自家的孙女一样……所幸我本人也是农民的女儿，农家的活计并不生疏。加之装束和普通的农村老百姓并无二致，丝毫没有引起鬼子的注意与怀疑。

        正筛着面，突然，我看见一位与我一样隐藏在村子里其他老乡家的同志，五花大绑地被几个鬼子推搡着朝村外走，正路过我所住的院子门口……我们相互认识，也都知道彼此的身份。但在那四目相对的瞬间，他只是平静地看了我一眼，一句话没说，就从我的面前从容地走了过去……这位同志的名字，我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叫郄荣昌。其实，他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仅仅是加入了我们抗日队伍的普通革命同志。被俘后，不知他是被鬼子押到东北做苦力，还是壮烈牺牲了。六十六年过去，他始终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

        此次脱险后，我和其他同志当天，就迅速地护送伤员转移了。

        在如此残酷的抗日战争环境中，革命老区的普通百姓就是凭着一颗中国人的朴素良心，极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机智与勇敢，在凶恶、残暴的侵略者面前无所畏惧，沉着、冷静地保护着和我一样的抗日将士。半个多世纪来，无论我身在何处、何等境遇，都始终不曾忘怀他们，并为他们的献身精神感动非常！他们大多不识文断字， 更无位高权重。但是，他们是中国的良心、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平凡中闪现的伟大，值得我永远缅怀和敬仰。

二、    南下途中有惊无险

        1949年初，我正在石家庄的华北医科大学（今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前身）学习。因为我爱人所在的华北补训兵团要奉命南下，未及毕业，我就随同我爱人所在的部队一起向南进发。到达南京后，部队开始整编整训。在南京庆祝过开国大典后，我们又接到命令，被重新编制到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第二野战军（又称西南军区）军政大学。于是，我们再度出发，乘火车经南昌、武汉到湘潭后，开始了漫长的徒步行军。经过湘西、贵阳等地，开赴目的地重庆。

        新中国诞生初期，全国仍有许多地区尚未解放。未被肃清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和乱匪仍不时地兴风作浪。我们这支南下的队伍，在初期的长途跋涉中，虽然一路上走走停停，但一直没有发生和敌人的正面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