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回上海访学的谢汉兰。

就和其他美国孩子一样，谢汉兰是吃着热狗、打着棒球、看着米老鼠节目长大的。但和身边那些白人和黑人孩子不同的是，她长着一张典型的华人面孔。黄皮肤，黑头发，这些特征不可能改变。一些华人朋友说曾希望自己能长出金发碧眼，但在谢汉兰的记忆里，她没有过这样的愿望。

坚持要她记住华人身份的是她的父亲。这个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流离到美国，但他从不愿低下骄傲的头颅。尽管他不肯让孩子们学太多中文，但他不忘提醒他们：“在欧洲人赤身裸体地住在洞穴里时，中国人就已经身披丝绸在大都市里生活了。”他声称亚洲人的颅骨容量比其他种族更大，甚至还翻出《大英百科全书》作为证明。他还要孩子们记住，他们完全有权呆在这个国家，因为连接亚洲和美洲的白令路桥意味着他们是美洲原住民的“远亲”。

但父亲从未成功融入美国的社会，或者在谢汉兰看来，父亲根本不在乎。他在圣约翰大学读的是英语文学，能用流利的英语背诵莎士比亚，也通中国古文。但一个会背英诗的华人在美国能干些什么呢？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他去开出租车，挨家挨户地推销刷子，最后在家里开起小作坊，和妻子、孩子们一起做些小灯、小娃娃之类的玩具，和鲜花搭配在一起作为婴儿礼品卖给花店。

在那代人中，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在采访中，谢汉兰接触到一位曾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并于民国时期在上海一所大学担任校长的学者。在来到美国后，他仍然无法得到认可，不得不重新读了法学院。这名学者的妻子在一家图书馆找到了工作，但美国人见到她时，总会自然而然地问道：“你在哪家餐馆工作？”许多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发现找不到与学历相配的工作，只得回归社会最底层，从餐馆和洗衣店这两大华人工作场所奋斗起来。

在50年代的美国，冷战铁幕已经降下，保守主义卷土重来。女性从工厂回归家庭，穿上主妇的围裙。南部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虽然略受撼动，但有形无形的歧视仍然广泛存在。对亚裔群体来说，日裔移民刚刚离开了美国用来防备间谍的战时“集中营”，华裔移民又面临着麦卡锡主义猛烈的攻击。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虽然已在1943年被废除，但要等到60年代，华人移民才开始被允许大规模进入。

“二等公民”的身份并不适合谢汉兰的父亲。在做手工艺品的闲暇时间，他还忘不了本行，写写诗歌和戏剧，还给报纸写信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这甚至引起了联邦调查局（FBI）的注意。探员们跟踪了他，向周围邻居调查他的情况，幸好最后并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和父亲不同的是，出生在纽瓦克的谢汉兰清楚自己是一个美国人。她以“海伦”的英文名为人所知，“谢”这个在英文里几乎念不出来的姓则被西化成了“齐亚”（Zia）。但她仍然很难在美国找到自己的位置。读高中时，她的朋友对她说：“海伦，你得决定一下，你到底是白人还是黑人。”

她既不是白人又不是黑人，可这是当时各种信息表里关于种族的问题下仅有的选项。其他族裔不是被视而不见，就是尴尬地被囊括到某个毫不相干的分类中。这便是她这一代华裔及亚裔美国人成长时所面临的难题。

抵抗种族仇恨

为陈果仁案奔忙的谢汉兰。

80年代，在震惊美国的陈果仁（Vincent Chin）被害案中，谢汉兰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在那之前，她走过的人生道路已堪称传奇。她在本科读的是公共与国际事务，是第一届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女生之一。家人觉得当律师、医生、老师或者商人才是成功，几经考虑后，她选择了医学。但她一进入塔夫茨医学院，就意识到这是个可怕的错误。她竭力试图留在医学院满足父母的期待，但最终还是选择退学，去“汽车之城”底特律当了一名工人。

那是在70年代，民权运动在十多年前就已席卷美国各大校园，马丁·路德·金对爱与平等的教诲也已深入人心，遵从内心召唤、为弱势群体发声成为了那一代年轻人追捧的生活方式。谢汉兰和朋友们参与了为少数族裔争取权益的组织活动——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种族，因为诸如建筑这样收入较高的行业以避免拉低工资为由拒绝任何有色人种加入。而要了解并打破这样的局面，谢汉兰听从旁人建议，深入美国腹地，从事建筑和汽车工作。

她在不久后便失业了。石油危机使消费者倾向于购买更小、更省油的汽车，日本车凭竞争优势涌入美国市场。底特律汽车业崩溃了，大量工人无论种族，都面临着失去生计的危险。

谢汉兰决定写下工友们的遭遇。她给自己知道的所有报纸和杂志写信自荐，但她此前从未发表过类似文章，而且，她小时候在报纸上看到的名字全都属于白人男性，没有女性，也没有华人。情况虽然在逐渐改善，但还是没有人让她写如此严肃的社会议题。她得到的第一次约稿，是要求她写花艺的。

她一篇一篇地写下去，在一家杂志社当上编辑后，她逐渐靠近了自己的目标：写那些看不见的人、那些无人听到的声音。

1982年6月，一个叫陈果仁的27岁华人工程师在底特律的一家酒吧办婚前的单身派对，与一对在汽车业工作的白人父子发生了争吵。后者错将陈果仁当成了日本人，声称是来自日本的竞争抢了美国人的工作。离开酒吧后，这对父子找到陈果仁，一人按住他，另一人用棒球棍猛烈击打他的头部。4天后，陈果仁不治身亡。原定举办的婚礼变成了葬礼。然而，当地法院只轻判两名凶手过失杀人，缓刑3年，罚款3780美元，当庭释放。

谢汉兰想写写这起事件。她觉得这不是偶然，在经济竞争激化种族仇恨的底特律，任何长着类似日本面孔的亚洲人都不得不四处张望，躲避危险。她以记录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抗议组织的会议，却发现自己还可以做更多。她帮这些没有新闻经验的组织者写新闻稿，然后演变成写演讲稿、举办发布会，甚至自己变成发言人。“作为华裔美国人，我们认为这件事的发生是错误的，”她试着让更多人听到这个常被视为沉默而温顺的群体真正的声音。

1984年，谢汉兰和伙伴们以这对白人父子侵犯陈果仁公民权利为名发起联邦控告。其中的父亲被判因部分罪名成立而入狱25年（后因上诉被改判无罪），儿子则被判无罪。而在1987年的一场民事诉讼中，两人分别被判赔偿150万美元和5万美元。

时至今日，凶手仍在试图逃避惩罚，不愿对陈果仁的家人道歉。但这起事件没有被遗忘。如今，它被视为亚裔美国人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团结起了来自各种背景的亚裔走上全美各地的街头发出抗议。这起事件也常被关于杜绝“仇恨犯罪”的立法讨论引用，引起其他少数群体的共鸣。

而谢汉兰等人还在为追责努力着，他们下一步的目标是，要求凶手去世后的部分遗产归陈果仁母亲死前设立的奖学金所有。

架起中美桥梁

李文和自述中译本。

在美国种族关系变化的同时，中美关系的起伏也影响着华裔美国人的地位和谢汉兰的写作。

90年代末的又一场公共事件引起了她的注意。1999年3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突然在头版刊出报道，指称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涉嫌向外国泄漏原子弹机密而被开除。12月，李文和因59项罪名指控被捕。

同年5月，美国国会抛出《考克斯报告》，称中国长期“窃取”美国军事技术，但并未提供证据。美国国内反华情绪高涨，“华人间谍”论甚嚣尘上。几乎所有美国主流媒体都在批判李文和，谢汉兰甚至听到有人说，李文和的案情比曾给苏联做间谍而被美国处死的罗森伯格夫妇案更为糟糕。

她不知道李文和是否真的是间谍，只知道他遭受了不公正也不符合美国司法流程的对待。于是，她开始跟踪此案，参加庭审，拜访其家人，最终与李文和合著了一部口述。尽管她在调查过程中担心会受到FBI的监控，不过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

在被关押9个月后，李文和承认自己不当下载了机密资料，美国政府由此取消了指控他的其他58项罪名，此后他被释放。联邦法官就李文和遭受的不公平对待而道歉，指责政府滥用权力。2006年，李文和与美国政府及《纽约时报》、美联社等5家新闻机构就隐私权诉讼案达成和解，获164.5万和解费。

李文和案尘埃落定，但近年来，郗小星、陈霞芬等华裔科学家遭受的怀疑和指控仍然时有发生。谢汉兰表示，目前华裔群体中开始有人组织专门针对在大学、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的教育项目，提醒他们了解类似案例、清楚自己的权利和可能的暴力风险。

如果说中美关系影响着华裔美国人的处境，那华裔美国人同样可以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担任旧金山火炬手、身为华人“百人会”成员的谢汉兰表示，希望自己作品能让美国读者对中国历史有更深入的认识，了解到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中国人并不都是一模一样，而是有着各种不用的观点、文化、习俗和语言。同样，她也希望能有更多中国的作者向中国读者展现美国的复杂多样。

需要架起更多桥梁的不只是中国和美国。就在李文和案结束后一年，作为纽约地标的世贸中心双子塔在恐怖袭击中倒塌，任何看上去像中东、南亚人的移民突然在美国成为暴力攻击的目标。直到目前，谢汉兰观察到，穆斯林依然是在美国面临安全风险最大的少数群体，不久前新西兰的枪击案更体现出，排外和对立情绪正在全球蔓延。

“并不是说如果你不属于这个族群，就不用担心暴力。那些他者怀有极端仇恨的人可能攻击任何人，他们可能在今天在攻击别人，明天就来攻击你。”她说，“也许亚裔美国人现在不用太担心，但他们需要伸出援手说，"我们在乎这个，因为我们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安全地活着。"

梦想未完成

《亚裔美国梦》。

“亚裔美国人的梦想可以非常具体，印度裔、菲律宾裔、华裔可能各有不同。但归根结底，他们共同的梦想是，作为完整的人和完整的美国人被接受。在我看来，美国梦的含义是，在美国这样的土地上自由地实现生活的全部可能。那最终，亚裔美国人的梦想便是，如果愿意的话，（比如华裔）可以对自己的孩子讲中文、吃（中餐）、欣赏重视宗族的文化，但如果不愿意的话，也完全可以不这么做。”谢汉兰这样描述她理念中的亚裔美国梦。

在祖先的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取得和解、无需做出选择或自我辩解、纯粹依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想要的生活，这个看似显而易见的愿望实际上并不简单。在2000年出版《亚裔美国梦》时，谢汉兰还不得不回答编辑们的质疑：“谁会读这本书呢？”“（亚裔读者）懂英文吗？”

在那个年代，她只有继续坚持。她参加了亚裔美国人记者协会，同黑人记者协会以及拉美裔、原住民记者的组织一同召开大会，讨论如何使新闻业变得更多元、如何确保媒体报道里不再出现对特定族裔的刻板印象。这样的努力持续至今，正如她自己对亚裔身份的认识在种种行动中不断演变。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正在出现根本的变化。2018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预测称，到2045年，白人将不再是美国的多数族裔，他们将跌出50%的分界线，占美国人口的49.7%，而拉美裔将占24.6%，非裔将占13.1%，亚裔将占3.8%，还有3.8%为多种族人口。18岁以下的少数族裔人口将在2020年超过同龄白人人口。

“不会再有多数族裔了，每个人都是少数族裔。”谢汉兰说，“这就是当前美国社会如此极化的原因之一，有些人对此非常不高兴。”

而对亚裔来说，这意味着机会。谢汉兰不久前听说，《洛杉矶时报》有了一个专门关注亚裔社区条线的记者。在她所居住的旧金山，一家大报雇佣了一名华裔-越南裔美国女作者，从她的独特视角品评美食。

越来越多的亚裔美国人在主流媒体讲述他们的故事。出生于华盛顿的厨师黄颐铭（Eddie Huang）2013年出版的回忆录《初来乍到》在2015年被改编为同名情景喜剧，在美国广播公司黄金档播放。2016年，华裔-越南裔喜剧演员黄阿丽（Ali Wong）挺着大肚子走上脱口秀舞台，大胆吐槽种族、性别等话题，爆红网络。2018年，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好莱坞电影《摘金奇缘》以靓丽的亚裔阵容和聚焦家庭关系的故事，让亚裔观众得到了他们的“黑豹”时刻。

“要忽视亚裔美国人已经越来越难了。”谢汉兰说。在她擅长的非虚构领域，更多亚裔作者正在选择出版自己的真实故事。她曾担心别人不会对自己的叙述感兴趣，但现在，类似书籍的增长却在鼓励更多人憧憬自己的写作也能发表。他们书中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也许会说中国是个威胁，其他人则予以反驳，但总而言之，“声音越多越好”。

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总统大选中，华裔群体再度活跃。企业家杨安泽（Andrew Yang）异军突起，打入民主党初选。虽然并不被许多美国主流媒体看好，但他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以及亚裔和年轻网民对他的积极支持已成为了难以被忽略的话题。在政治、学术、文体等领域，还有太多领导岗位缺少亚裔的面孔，压在优秀亚裔人才头顶的“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仍然有待打破。

亚裔的奋斗还处在进行时。说起未来，谢汉兰的眼中满怀憧憬：“如果亚裔孩子能梦想自己有一天会成为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成为美国小姐，或者最高法院大法官，那亚裔美国人的梦想才算是真正实现。”

采写：薛雍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