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這個月，我原本有好幾個話題要談，包括中英關係、LHC的實驗結果和CIA最新的幕後運作，因爲手臂受傷，就暫時擱置。沒想到有媒體拿我以往評論高能物理的文章去質問丘成桐教授。丘教授寫了回復（參見http://www.kedo.gov.cn/news/feature/answer/848997.shtml）之後，有好事的讀者和媒體牽綫，要我答復。我被逼上梁山，只好忍著手臂痛楚，慢慢打出這篇文章。

丘教授的評論是這樣開頭的：王孟源在高能物理界籍籍無名，我是哈佛數學教授，我同夥的超弦大佬們比他論文發得多的太多了。大家還記得我寫過的《美國式的恐龍法官（三）》那篇文章嗎？如果有媒體拿它去質問Steven Cohen，他也可以說王孟源在對衝基金界籍籍無名，我是康州第一富豪，我賺的錢比他多的太多了。我舉這個例子，是爲了説明這種對我人身攻擊的莫名其妙，讓人啼笑皆非。我曾經多次提起理虧的人會用狡辯術，最常見的就是人身攻擊，這是Strawman Fallacy的一種特例，藉著把話題轉移到對方的專業能力，來避免談真正的問題核心。

那這裏的真正問題核心是什麽呢？絕對不是我王孟源是否天下第一的物理奇才，因爲我并不是質疑超弦界的智商，而是他們的誠信。我對他們的批評并不是說他們笨，而是物理現實在可探測的能階上是一片空白的背景下，他們寧可無中生有，創造出幾十萬篇無病呻吟的論文，三十多年來做了成千上萬個預測，毫無例外地被實驗打臉。而事後必然回頭修改歷史，以致到現在，超弦已經被改成可以從邏輯上證明完全沒有預測能力，也就是典型的不能被證僞的僞科學（參見前文《什麽是科學？》）。同樣的，我對Steven Cohen的批評也不是說他笨，而是在法律現實不容許輕易賺錢的背景下，他寧可犯法大賺黑錢。如果他拿黑錢賺得極多（從而可以買下法庭，重新定義什麽是合法的）來回擊我，就如同丘教授拿他的超弦同夥的僞科學論文出得極多（從而可以獨霸高能物理界，重新定義什麽是科學）來反擊我一樣，是顛倒黑白的説法。

丘教授提起我在哈佛的導師，那麽我就提供一些相關的細節吧。我進哈佛的時候，正是超弦完全席捲高能物理界的前夕，哈佛物理系是傳統科學的最後據點之一，當時的三個大佬：Glashow，Coleman，和系主任Georgi都不相信超對稱（原因我以前解釋過：拿一個有幾百個自由度的理論來解釋只有二十幾個自由度的標準模型，那是毫無科學意義的），所以自然也不接受延伸自超對稱，而自由度幾乎無限的超弦。我在找導師的時候，原本是希望跟Glashow（主要是性格使然，他是個老頑童、直腸子，一切實話直説；對高能物理不熟的讀者，我提一下，Glashow和我後來做Postdoc時的老闆Weinberg就是70年代創立標準模型的夥伴，不過Weinberg的個性就完全不同），但是他拿諾貝爾獎之後，不再收學生了。剛好他的關門弟子做完Postdoc回哈佛當助理教授，我就主動請他當導師。當然整個系的所有學生都想方設法找有名有勢的導師，像我這樣自願跟助理教授的，的確是絕無僅有。所以丘教授指責我出身無名，在下欣然承受。

我藉著導師的關係，得以受Glashow幾年的教誨，那時就堅定了決心，即使犧牲職業前途，也不屈從於超弦邪教。但是物理現實在高於標準模型的能階上是空白，如果不參加超弦界的集體胡扯就出不了論文，而論文的數量不但決定學生是否有出路，也決定了大牌教授是否有話語權。哈佛物理系在承受了幾年的壓力之後，不得不開始雇用超弦界的新星；Glashow，Coleman，和Georgi都即將退居二綫。在當時的大環境下，成名教授有三個選項：第一個是加入超弦界，例如Weinberg；第二個是堅持科學理念，不碰超弦和超對稱，但是正因爲他們有科學家的修養，在自己有100%的專業把握之前不做斷論，既然不做這方面，也就不是專家，那麽就不公開評論它，例如楊振寧和Coleman（丘教授既然崇拜楊振寧，是否可以考慮學習他在這方面的修養呢？）；第三個，是雖然知道自己不是超弦和超對稱的專家，但是從科學的基本原則就可以確定它們是僞科學，必須全力打伐，肯這樣出頭試圖力挽狂瀾的例子很少，有名的就只有Glashow一個。

其實大多數的成名物理學家在1980年代選擇了第二條路，一直到2000年，高能物理界在Copenhagen開會，大家決定打賭LHC是否會發現超對稱粒子，結果還是16：7，有近七成的人賭不會！（這個賭注在上周被判賠了，但是賭輸的Arkani-Hamed居然有臉說“令人吃驚的是我們考慮了這些事情30年，卻沒有做出一項正確的預測讓人能看到。”其實是大家早就知道他們在騙人，只是Arkani-Hamed把戲被拆穿了還是要裝B。）但是這些明白人平常是沉默的多數，在論文數量至上的標準下，早已被排擠到二三綫，少有敢吭聲的。敢吭聲的Glashow則早就被迫離開哈佛，轉到波士頓大學教書，像我這樣不識相的後進，自然更是成百成千地被清洗出高能物理界。不過那和丘教授批評的出身沒有關係：超弦界趕走成名大佬的時候，可完全是不在乎他們的出身的，所用的唯一藉口就是他們出不了那麽多論文。

丘教授的文章除了嘲笑我的出身和論文數量，并且强調楊振寧沒有公開批評超對稱之外，在有關是否該建秦皇島對撞機這事上，仍然只是避重就輕地去提歷史上對撞機對高能物理的貢獻，以及基礎科學的重要性。可是這裏的問題重點正是如何保護并發展中國的基礎科學。以中國GDP的1%來建秦皇島對撞機，不但必然會影響真科學的資金來源，更糟糕得多的是會吸收至少幾萬名年輕的學霸進入僞科學界，中國或許不在乎浪費1000多億美元來爲超弦邪教建個神壇（有讀者把秦皇島對撞機和鄭國渠相比，真正是顛倒是非；鄭國渠明顯是有益國計民生的，秦皇島對撞機則剛好相反），但是人才腦力卻是21世紀經濟的最重要資源，幾萬名絕對頂尖的學生就這樣被糟蹋了，中國能承擔得起嗎？

至於對撞機在歷史上的發現，我必須强調秦皇島對撞機并不是第一個設計來找超對稱粒子的對撞機，連第二個都不是。1995年之後的Tevatron升級和2000年代的LHC都有尋找超對稱粒子的這個主要任務。Tevatron升級我是絕對支持的，它的費用相對地低，而且可以爲超對稱蓋棺論定。後來找不到，丘教授和他的超弦夥伴耍賴，硬要再建貴超過10倍的LHC，我就覺得應該仔細斟酌單爲Higgs那個附帶任務花那麽多錢是否合適了。現在LHC也找不到，超對稱不但死透，尸體都爛光了，丘教授居然還要爲了把超對稱造成神，再建更貴10多倍的秦皇島對撞機，不但不再有任何如Higgs那樣的真粒子可以當安慰獎，而且還有臉說是爲中國着想，我真不知道這邏輯是天外何處飛來的。丘教授的物理造詣，我就不做評論，這裏只談談經濟上的後果。我在前文《政府的第一要務》裏解釋過，根據白宮管理預算辦公室的估算，美國的一條人命相當於人均GDP的150倍，假設中國的人命價值也相當，那麽浪費全國GDP的1%就相當於殘殺全國人口的1%/150=大約九萬個中國人，如果把人才腦力的浪費也算進去，長期的損失應該在10倍以上，那麽爲了一個僞科學計劃，要冒著犧牲中國未來國運的危險，等同近百萬人民的生命，值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