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原名梁焕鼎，原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员。五四运动前，曾居北京，与毛泽东岳父杨怀中相识，并在其家中多次见过毛泽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梁漱溟以国民党参政员身份到达延安，毛泽东与他彻夜交谈，他还将自己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著作一书送给毛泽东。双方就改良主义和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争辩，相持不下。四十八年后，，九十三岁高龄的梁漱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时而踱步，时而端坐，时而靠在床上，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怒，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十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他认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时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他先后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和 《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文章。他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1953年9月8日——18日，发生了一桩公案。就是梁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扩大会上发言说：“这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 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为此，受到毛泽东不点名的批评。毛泽东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泽东虽未点名，但梁漱溟听后不服，继而发生了9月18日下午梁漱溟与毛泽东在会上顶撞现象。一个说“毛主席有无雅量”一个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可能不会有。”不过“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一时使会场上发生这种前所未有的 与毛泽东顶撞，你一句，我一句的场面，会开不下去。不少到会者呼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而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有人提议表决，表决时，毛泽东等少数人举 手赞同梁漱溟继续讲下去，但大多数人举手反对。于是梁漱溟被轰下了台，一场僵局宣告结束。

　　事后，梁漱溟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未受到任何处分。但与毛泽东几十年的交往，却就此结束。

　 　1986年秋，梁漱溟在谈到这桩公案时说：“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细谈这桩事。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我顾虑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53年9月，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顶撞在 先，才有毛主席对我批评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