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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毛泽东论“大仁政”与“小仁政”

热度 2已有 6000 次阅读2013-9-11 03:20 |系统分类:转帖-时事政治经济| 毛泽东





      诗曰:白手起家创业艰,谁轻谁重谁当先。难棋一着谁能走?自有高人带笑看。

  一九五三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开始执行(1953——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要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有人认为中国经过22年的战争,经济亟待恢复,人心思定,不能再打仗了,人民生活亟待改善,应多搞些轻工业。有的甚至提出,工商业者可专搞轻工业,国家则专搞重工业,这样分工合作,于国于民两利。这两种议论,一时呼声甚高。当然,多搞些轻工业,投资省、见效快,又能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国家多积累资金。但没有机器制造业,发展轻工业的装备从哪来?没有钢铁等基础工业,机械制造的原材 料从哪来?没有能源和交通运输,整个经济又怎么运转?仰赖进口办不到。一是我们没有钱;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禁运和封锁。特别是当时美帝国主义和我们处于军事对峙状态,我们极需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所以,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

  一九五三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把这种思想称为“小仁政”。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种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一九五四年六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又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试想,不优先发展重工业,怎么能改变这种落后的经济状况,怎么能使我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扩大出口贸易的需要,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实是粮食的生产。”他还说:如果你们再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我就要把“重轻农”的次序改为“农轻重”!

  由于执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适当地安排了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使“一五”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九五七年总产值达1606亿元,比计划前的一九五二年增长70.9%。其中农业产值537亿元,增长24.8%,所占比重下降为33.4%;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一倍多。所占比重上升到43.8;初步改变了我国经济以农为主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总产值140亿元,工业产品中钢15.8万吨,原油12万吨,原煤3200万吨,发电量43亿千瓦时,水泥66万吨。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工业要落后100余年!”五年内,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三倍;原煤产量达到1.31亿吨,增长 98.5%;发电量达到193亿度,增长1.64倍;原油产量达到146万吨,增长2.3倍;水泥产量达到686万吨,增长1.4倍;化肥产量达到 15.1万吨,增长3.9倍;农药产量达到6.5万吨,增长31.5倍;金属切削机床达到2.8万台,增长1.1倍;铁路机车达到167台,增长7.4 倍。粮食总产量达到3901亿斤,棉花总产量达到164万吨,分别比一九五二年增长19%和26%,都创历史最高水平。”一五”计划执行结果,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所著《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一书第八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以及毛泽东身后改革家们”的第一部分。(三)旁观毛泽东时代》文中所指出的: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且经常赋予虚假成分)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出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当前的中国领导人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的总的设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 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 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

  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 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 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20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 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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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

回复 岳东晓 2013-9-11 04:07
毛泽东真是民族救星啊。那些以为老毛不会搞经济的人不懂一点: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在毛泽东建立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界分析就指出,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差别不是来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是改革之前打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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