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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蕾：毛泽东让我们站起来——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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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30多年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这话很需要质疑。毛泽东时代我们的工业科技和国防技术比今天落后很多，比当时的美国苏联更是落后。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被动地挨打。从出兵朝鲜，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到援越抗美，中苏边境冲突，我们都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尤其是和美国在朝鲜和越南的两次较量，美国输的一次比一次惨。所以才有了美国总统1972年的访华。我们如今挨打，也不等于只是因为我们落后。是不是挨打，不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落后，而是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甘于挨打。毛泽东时代，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话，我们那个时候奉行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种气魄，应该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遗产。凡是愿意挺起腰板做人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笔遗产。
再看看打开中美关系过程中毛主席对美国是怎样的一种态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坚持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出现过1954年日内瓦会议，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和我们的周恩来总理握手的事。
关于这个事，有很多误传，这个误传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周恩来向杜勒斯伸出手去，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这是没有的事。一个懂得外交的大国总理，像周总理那样永远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人，绝不会冒冒失失做出这样莽撞的动作，贸然去和一个敌对国家的官员握手。实际情况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在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上，由泰国代表团团长旺亲王、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外长、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外相，轮流担任主席。4月26日下午，在旺亲王主持下举行首次会议。英国首相艾登在会后曾走过会场与莫洛托夫握手。莫洛托夫然后把艾登介绍给周恩来。艾登和周恩来于是热烈地握手。这之后，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英国驻北京的谈判代表，后来是英国第一任驻华代办)找到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他说：艾登外相有一个设想，在第二次会议的会前或会后，由艾登外相介绍美国的杜勒斯国务卿同周总理相识，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总理同意，艾登外相再派人询问杜勒斯先生的意见。宦乡请示总理后答复杜威廉说：周总理赞赏艾登外相的设想，既然在一起开会，理应互相接触。周总理愿意经过艾登外相的介绍，同杜勒斯先生握手致意。但第二天上午，杜威廉对宦乡说，杜勒斯先生表示，不能接受艾登外相的建议。
据当时外电报道，“美国代表团来到日内瓦时奉有极严格的命令，规定不得与中国‘侵略者’交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会议第一天在这里对他的密友说，他与共产党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只有在我们的车子相撞的时候才会见面。’”“虽然杜勒斯差不多每天都和周恩来在同一间屋里，但是他从没有和他碰头，也没有和他谈过话，甚至没有朝他那方向看一眼。”杜勒斯对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受到尖锐的抨击。如，《华盛顿明星报》说：“杜勒斯先生演了一出假装不知道共产党中国领袖周恩来之存在的滑稽剧。”《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在日内瓦，许多有经验的职业外交家认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在他们看来，由于共产党中国的存在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实而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就跟谚语所说鸵鸟把头埋在沙土中的行径差不多。”而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外交风度赢得广泛称赞。路透社日内瓦6月2日电称：“有经验的外交家说，出席这里的亚洲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恢复了一些已不存在的国际会议的尊严与礼节。练达的西方代表团的评论是：注意一下中国代表团的举止，真的像礼貌大全书中所说的那样，合乎外交规范地在适当的地方、适当的时机做适当的事情。”“西方观察家给予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先生和他的同僚们以无懈可击的最高评价。”
经过20年较量，斗转星移到了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竟然派出自己的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希望访问这个他们拒不承认也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基辛格告诉周总理：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在尼克松访华前，如果美国听任台湾失去联合国的席位，将使尼克松总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总理马上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对此，基辛格只是说：请你们对我们的总统少用些尖锐的形容词。
在向毛主席汇报此事时，毛主席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
这之后，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了《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说：美国将支持今年秋天联合国大会上要求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席位的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驱逐“中华民国”的行动，或者以其它方式剥夺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行动。任何剥夺中华民国代表权的行动都将在大会上遭到强烈的反对。
针对罗杰斯这个声明，1971年8月20日中国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对尼克松政府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举措进行义正辞严的批驳：“美国政府说，‘在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时，联合国应当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存在的，并有应当在规定中国代表权的方式中反映出这一不容争议的现实。’这真是荒谬绝伦。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二次大战后就已归还祖国。这才是不容争议的现实。美国用武力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神圣主权。只是由于美国的武装保护，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才得以在台湾苟延残喘。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硬把蒋介石集团塞在联合国里，窃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联合国的极大嘲弄。”
声明说：“美国政府明目张胆地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说什么‘联合国不应被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各自提出的彼此冲突的主张表明立场，以待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和平解决此事’。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肆意歪曲。联合国宪章所说的和平解决争端，是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而中国人民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不得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管辖之事件’……必须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之所以被剥夺，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二十二年前，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理所当然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有不少会员国，曾经发生过政权的更迭，包括国家名称的改变，但都没有影响它们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本来是一个简单的程序问题。而美国却玩弄种种手法，横加阻挠……”
声明说，“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类似的荒唐主张，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阴谋。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不管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用任何形式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类的阴谋，都永远不可能得逞。必须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必须完全恢复……”
由此可见，那时的中国，决没有因为已经决定尼克松要来，就软化了我们自己的立场。
1972年1月3日，基辛格的副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率先遣组来到北京，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做技术安排。黑格此行带来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重要口信：由于苏联企图继续包围中国，美国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极其生存能力。还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
毛主席得知黑格的口信后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得了!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22年不来了，再等22年。”
毛泽东批准的中方答复说：“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
当中方把这个答复念给黑格时，黑格非常尴尬地说：“我是个军人，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尼克松总统的意思。”
这就是毛主席对美国的态度。现在一说改革开放，就好像毛泽东时代就是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完全忘了是美国对中国搞封锁禁运，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禁止和中国做生意。而毛泽东时代外交的主旋律，就是结成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打破美国对我们的封锁。毛主席也从来没有关上中美谈判的大门，从1956年就在波兰华沙开始了中美两国大使级的谈判。到了70年代，承认中国、和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加上美国在越南的不利局面，中国打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垄断世界格局的机遇已经到来，毛主席及时抓住这个机遇，通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发出信号，欢迎美国总统来中国访问，以什么身份都可以，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这是多么开放的姿态!结果就有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绝不拿原则做交易。该反对美国什么，毫不含糊。当年我们有一句很流行的话：我们热爱和平，但绝不乞求和平。我们愿意和美国交好，但是绝不求着你和我们好。这才是无欲则刚。
对尼克松访华，全世界的反应都十分强烈。美国新闻处在1972年2月17日有个电报说：“在本选举年度中(1972年为美国选举年)，正当国内政策的许多问题以及某些对外政策引起争论的时候，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受到了美国人民压倒多数的支持。两党所有的政治领袖实际上都和尼克松总统一样，具有同中国重新建立联系的愿望。”当时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还通过一项联合决议，支持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决议说：“由于美国总统将在1972年2月21日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以同那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谈，谋求两国之间较正常的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由于美国人民对总统使命的成功抱有最大的最诚挚的希望;因此现在由众议院做出决议(参议院也同意)，……规定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为一致支持总统谋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与持久正义和平努力的纪念日……”
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后，迎接他一行的，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机场仍有很显眼的反帝标语——当时请示过周总理，是否为了欢迎尼克松而撤下这些标语。总理说不用。尼克松总统到中国后乘坐的都是中国的国产汽车，红旗和上海。
按照原定计划，中美双方将在2月21日下午4点30分举行全体会谈。
下午4时许，美国记者到达人民大会堂外等候。可是到4点30分，周恩来和尼克松都没有露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对此评论说：尼克松迟到了。尼克松平时是严格遵守时间的，这次迟到不知是旅途劳顿了呢，还是另外别的原因。还有人猜测说，也许尼克松对机场没有群众欢迎的场面感到不满。
下午5时，中方宣布全体会谈推迟至6点开始。
5点55分，白宫发言人齐格勒突然宣布：尼克松总统在到达北京3小时后，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认真和坦率的会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是临时做出的决定。21日下午2点30分，周总理到钓鱼台18号楼找到基辛格，对他说：毛主席马上要会见尼克松总统。当时基辛格还问总理：今天晚上的祝酒辞是温和的还是不温和的?总理说：我待会儿给你看。现在主席等着，要赶紧去。基辛格找到尼克松，一同来到毛主席住处，美方人员随去的还有洛德。
毛主席见到尼克松后，首先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
尼克松说：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泽东：(指基)他是博士。
尼克松：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泽东：(指基)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哲学博士。
尼克松：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辛格：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毛主席说：“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尼克松则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对尼克松的访华，毛主席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
尼克松：蒋介石把主席叫做“共匪“，主席把他叫做什么呢?
周恩来：我们一般叫蒋介石集团，新闻里面有时也叫匪。
毛泽东：那还不是叫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对这些话，基辛格后来写道：“毛泽东是用一种故意显得很随便的方式来发表他的主要意见的。”“他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做中国内部的一个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的驻军问题”。“关于双方如何对骂开的玩笑”，是“有政治意义的”;“连这也是一种传话的方式：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意即不许美国及任何外国干预)。
这就从“哲学”方面阐明了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谈话从2点40分持续到3点50分。年近80高龄的毛主席当时大病未愈。会见时，医护人员在附近房间里做好了随时抢救的准备。后来周总理说：真不容易，70多分钟，主席一声都没咳嗽，忍住了。会见结束后，本来可以按时举行全体会谈，但基辛格又拉着总理商谈这次会见的新闻发布问题。
此前半年多时间里，基辛格两次来北京，商谈尼克松访华事宜。此事除尼克松外，只有基辛格的副手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基辛格的高级助理洛德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工作人员霍尔德里奇知晓，国务卿罗杰斯没有参与其事。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见，基辛格让洛德参加却没有让国务卿罗杰斯参加，所以会见结束后，基辛格对周总理说：发表消息和照片时千万不能出现洛德，否则国务院意见就更大了。周总理交代新闻电影制片厂进行技术处理后，又让有关人员审查一番。
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会晤的消息向外披露后，引起巨大反响。合众国际社华盛顿2月21日电：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今天说：“我对总统有机会这样快地会见毛泽东感到意外，但是感到高兴。”
法新社纽约2月21日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电视网星期一上午10时中断了正常的节目，播送尼克松会见毛泽东的电视短片。“中国人和美国人看来都是兴致极好，尼克松先生、基辛格先生和周总理在与毛主席的会见完毕离开时都爽朗地大笑。这里的观察家说，毛主席看来身体非常健康。”
尼克松本人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毛主席)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基辛格写道：“我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会见结束后，尼克松总统安全官泰勒找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说：今天发生了很意外的情况，我们的总统跟我们失去联系70多分钟。我们不担心总统的安全，我们完全相信中国的保卫措施。不过如果在这个时间里发生战争或发生其他的意外情况，总统不了解情况，没法处理。按照美国的法律，总统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
杨德中说：这是两国领导人临时决定的，我也不清楚。
泰勒恳求杨德忠，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希望中方能给他提供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外，以保持他们和总统的联系。
可见当时美国的姿态有多低，中国在中美外交上又有多主动。
关于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首次出席联大的场景，我们或者遗忘了，或者根本不了解了。不了解这段历史来任意否定贬低毛泽东，说轻了是无知，说重了是无耻。
前文已经提到1950年苏联支持恢复我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提案被美国打掉的事。自1952年第七届联大起，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不再指使其他国家提出议案，而由美国单独提出议案。第七届联大至第十届联大，美国提案的主要措辞是：“延期审议所有关于排除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出席和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的提议。”自第十一届联大至第十五届联大，美国提案的主要措辞是：“不审议关于排除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或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的任何提议。”在这九年中，美国提案均以多数票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美国操纵第五届联大通过了诬蔑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的决议，但在美国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提案中，却多年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称谓。
在这9年中，联合国会员国由60增至99，美国提案虽都以多数票通过，但赞成票1952年为42,1957年为48,1960年又降到42;浮动不大，反对票1952年为7，以后逐年增加，1960年为34，弃权票为22。可见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越来越困难了。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
这期间，中苏关系分裂恶化，挑头支持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最后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
1971年7月15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函中说：“我们奉本国政府之命，谨要求阁下将题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问题作为紧急问题列入第二十六届大会的议程。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条，随函附去解释性备忘录和决议草案。”
不久，又有5国参加这一提案，提案国总数为23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