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人不懂这些。以下为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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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刚刚揭晓：获奖者为英国的约翰·戈登（John B. Gurdon）和日本的山中伸弥（Shinya Yamanaka）。

Gurdon 的工作是1962年在牛津大学做的。他用蝌蚪的小肠细胞核移植到去核的蛙卵中，形成的“重组卵细胞”最终可发育成成熟的蛙。从而证明了，二栖类动物已分化 的细胞核（因蝌蚪已能进食，因此假定其已分化）仍然具有分化上的全能性。戈登的结果曾受强烈质疑。直到1996年英国的Ian Wilmut成功克隆出Dolly克隆绵羊，这个认识才被打破，这也是Dolly事件如此轰动的原因之一，它同时也证实了Gurdon的正确性，使他成了 “发现成熟细胞可被重编程变为多能性for the discovery that mature cells can be reprogrammed to become pluripotent”的先驱而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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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anaka的故事却是很有戏剧性。他以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s)的工作获奖。iPSC是一种有希望作为替换胚胎干细胞和组织从而治疗损伤、疾病和慢性病的干细胞。

iPSC也被认为是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它能够避免围绕着胚胎干细胞研究方面的道德伦理之争。

最初，Yamanaka只是大阪的一位骨外科医生。1993年，他在美国UCSF的心血管疾病研究所（Gladstone Institute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做博士后，研究癌症相关基因的重编码。做完博士后研究回到日本时，Yamanaka面对日本医学界的僵硬教条体制曾经灰心丧气。当时而且他的资金甚缺，Yamanaka还得亲自喂养近1,000多只实验用的小鼠。

Yamanaka几近绝望而放弃研究重回手术室。幸好一封邀请函不期而至：日本奈良科技研究所请他去担任一实验室的负责人。同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Madison分校的James Thomson（另一个制造iPS细胞的研究组的负责人）分离出了第一代人类胚胎干细胞。

Thomson分离出胚胎干细胞后，业界的思路都集中在如何将胚胎干细胞发展成各种有医学价值的器官。Yamanaka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想的不是让胚胎干细胞变成什么，而是让别的细胞变成胚胎干细胞。

Yamanaka 的想法源自于在朋友的生殖学实验室做客的一天。他在朋友的显微镜下看到了早期胚胎，脆弱的初生生命以科学的名义而被肢解。为的是获取胚胎干细胞。 Yamanaka为之而动情。显微镜下为科学而牺牲了小小的生命打动了他。从此，他有了让别的细胞变成干细胞的念头。不过，Yamanaka也强调他不反 对利用胚胎干细胞拯救病人。

经过4年的试验，Yamanaka发现了将转特定的4种因子组合入普通小鼠的成纤维细胞，并经过合适的培养步骤 后，就可以生成与干细胞相同的多能细胞。2006年，他在【细胞cell】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介绍了上述4种因子： Oct3/4、Sox2、c-Myc和Kl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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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anaka的工作是在日本开始第二个“科技基本计划”的大环境下完成的。2000年，日本政府雄心勃勃地提出将在50年内获诺奖30的目标。当时，此目标被人痛骂，人人以为政府是疯了。但是按目前获奖的速度来看，日本的目标不仅可以完成，甚至有可能超越。

日本近年来频出诺贝尔奖得主与日本政府长期以来重视基础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界脚踏实地为科学而做学问的精神密不可分。

反观中国的科学家们却忙于为争个院士牌坊互相撕咬，乐此不疲。争这些个头衔说白了不过是用来作为护身符。在院士外衣的光环下，毕竟可以多圈点钱，至于将这些钱用来干什么，只有天晓得。

要说中国政府不作为，倒是有失公道。为了挽回泱泱大国的颜面，投入的资金是天文数字的。从“百人计划”到“千人计划”，可谓是苦尽其心。恐怕为的就是要诺奖破零。

前 几天有朋友戏侃中国的未来改革，说是改革要成功有几个东西一定要去掉：司法系统要去掉政法委；文学艺术界要去掉中宣部党委；国防武装力量要去掉中央军委； 等等。我想：中国科学界要突破零诺奖，各科研单位的党组织党委也应该去掉。引进海外颇负盛名的科学家回国服务居然还要由中共中央的组织部来操办。光是拿钱 即使是砸出什么万人计划又有何用?

这种对聪明的中国人只开放钱袋，却管着他们的脑袋要想搞原创性的基础科学是行不通的。建国以来搞的诸多计划，最后最成功的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计划生育之计划。

极居讽刺的是，被中组部出资引进的生物医学界的牛人们，除了为争院士头衔打得头破血流之外却忙于预言谁谁会得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