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要用故事说话，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莫言的故事。

莫言的故事先是讲家人的故事，家有九十岁的老父亲，还有哥哥姐姐、妻子女儿，和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他最想念的人是他的母亲，生于1922年的母亲已长眠于地下，但她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安宁，因为要修铁路，母亲被从墓中请出来，替国家发展让路，迁到更远的地方。他对母亲的感恩，是母亲对他的无限的爱与宽容，而他对母亲最大的痛心，是与母亲一起去集体农田里拣麦穗，母亲被看守田地的人打了耳光，血从嘴角流了出来。母亲“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这里，莫言的母亲宽容了一个作过恶的人，他不愿意儿子去报复一个垂垂老者，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良心与宽恕，把过去耻辱的苦心咽成肚子里，消解仇恨。母亲同时忽略了真相，说那个老人并不是当时那个作恶的人。宽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某种无原则、忽略真相的自我欺骗。正是这样无数无原则的包容与自我欺骗，使许多主流社会与民间社会的恶，仍然在肆意地滋长？

莫言没有谴责那个时代。人民公社时代，一个造恶于亿万农民的时代，延安时代承诺，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拥有土地，但通过人民公社化，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掠夺走，农民成为公社农奴，无数母亲带着孩子拾荒时，都会遇到同样的一个看守公社土地的人，抽母亲的耳光，同时羞辱他年幼的孩子，这些看守们因此获得邪恶而狰狞的快意。他作恶的权力，是谁授予的？为的是人民公社的公家利益，看守人同时获得了某种神圣感？

莫言没有说，这些作恶的人，仍然大范围存在着，他们在截访，找维权的律师与记者们“喝茶”或拘审他们，在跨省追捕网络上揭露真相的人，人民公社的看守们，从过去的专政人员变成现在的维稳人员，他们变换着服装，改变着语言，但作恶与违宪的方式，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文革时代专政作恶的力量，没有在中国被彻底清除，因为文革没有被彻底揭露真相，。而莫言也对那个煽母亲耳光的时代谛造者，仍然敬畏有加，当出版社需要他手抄毛氏语录时，他仍然义不容辞，一笔挥就。

莫言说了那么多的苦难，一句背景语言没有，一点对真相本质的揭示都没有，所有这一切，莫言的目的也许无意于真相，而是要证明母亲在苦难中的伟大与宽容。莫言沉浸于私自情感中，尽管他说自己的小说要写天下的母亲苦难，但他的讲演中，他没有指出天下母亲的苦难根源。

莫言只在形而下无限复述与纠结，对形而上，一无所言，狂言与放纵尽在形而下，莫言二字，只是对形而上的某种默许。

莫言对改革开放时代的感恩是坦言的，莫言说：“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股市，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

莫言没有感谢改革开放前的时代，没有感谢那个时代的苦难，大作家莫言能够相对自由写作，得益于改革开放时代的开放，而他的素材资源，却完全来自国与家的苦难。所以，莫言只感谢了一半，莫言只是将自己写作发表与时代政治联系起来感谢，而对苦难的背景未置一词。因此，莫言并不是一个回避政治的作家，只是他知道，什么时候他要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讲故事的人，也是可以讲政治的；什么时候，他与政治与国家无关，他只是一个纯粹讲故事的人。

莫言这次只言家事，不言国事，是他的策略，也是他的战术。

但中国真是有特色，国家，国与家是一体的，只言家事，不可能不涉及到国事，莫言所言家事的背后，是苦难深重的国事，这样的国事，可以用魔幻的方式写作真实，也可以浮光略影地写些艳情与诡异，可惜，莫言更多的时候陷入到故事情景中，把苦难消解掉，而让人们只看到了搞怪与异趣，时代的苦难与罪恶不仅是人性的问题，更有着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而最为重要的因素，莫言总在莫言中。

阅读( 9.6万 )2013年 1月10日 1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