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你这是一个很很好的问题，是一个很好很严重的问题，确实存在。中国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传统，应该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在发展的时候，自由民主这样的一些观念就开始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传播。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陈独秀写的《罪案》那篇文章，新青年做的事情就是把两位先生请进来，赛先生和德先生请进来，把科学民主请进来。这也支持了西方现代化，是这个理念的支撑。这个理念的支撑有更深刻的来源——基督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教。东方国家，江泽民那本书跟西方宗教理念是冲突的，东方不可能在这种理念下实现现代化、近代化的。

可是战后，二战后出现了新的例子，比较突出的例子日本，《日本为什么成功》就讲了儒教是可以支撑日本的经济化的。日本的成功，以及到现在为止，像中国来说也是这样的，台湾大体上是一个现代经济的地区。可见东方人也是有可能的使得自己的传统文化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但是很不幸，我们东方国家改革非常困难，包括日本在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另外一个例子是新加坡，新加坡大致上是福建省的移民组成的，但是在英国殖民时代把西方的法制框架引进来。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威权主义的法制国家，一方面国家政府强大有力，另一方面它还要走法律程序。我在新加坡也待过，反对党的领袖往往被起诉，

往往被判，领导人的攻击诽谤罪赔款赔的倾家荡产。这些东西它在追赶时代，看不大出来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为强有力的政府如果善于学习，又具有效率，别的国家是怎么走的它能掌握。所以威权主义的政府还是可以有效地支撑经济发展。

李光耀先生一直说美国人那一套不行，我们亚洲价值观比它搞的要好，用儒家的思想来治国。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使得全世界关心亚洲发展的人都震惊的一个言论，就是在2000年达沃斯会议上他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他说在信息时代，儒家思想已经落后了。我们这里比较闭塞，很多人还再说我们应该学新加坡。但是在早期阶段，如果说在20世纪我们学新加坡用俄国式威权主义治理国家比法制要先进。所以我们在苏州工业园区学习新加坡这一套，以至于拓展到整个苏南地区，这个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21世纪不对了，因为它已经发现这个不行了。发生什么变化呢？它从一个追赶者变成领跑集团的一名成员，就是说它需要原始性的创新。用政府来指挥你来干这个你来干那个，这个不行，这个需要有创造性，需要减轻束缚。其实早在90年代我在新加坡国内政治研究所工作，90年代他们内部的调查已经知道，专业人员都觉得太束缚，不愿意在新加坡待。到了20世纪他们的领导人确实是比较有眼光，他发现这个不行。90年代的调查，

大概有70%以上的人希望移民，就是专业移民。所以他就提出，在信息时代要发扬的是企业家，发扬创造精神。

中国五四运动以来对我们知识分子影响是很深刻的，只不过从历次政治运动把这些观念都看作是反动观念，对于这种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的所谓普适价值，前两次都有争论。很多东西都说是反动的，这并不是上边的命令。像我们经历了历次运动以后，好像深入了我们的灵魂。虽然我们有启蒙的需要，老一代你可以看看王元化先生的著作，叫“新启蒙运动”。最近几年最重要的代表可能资中筠，去年出了她的“简记”，五本，很好看。她是新一代的大学生。所以新的观念正在启蒙。

前一段时间，我们说到了一种旧体制的一些观念占上风的。所以自由亚，民主呀，普适价值，理性呀。普适价值是西方国家的或者颠覆各种手段等等，但是你看一些基本的要素，在十八大的叫做“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二十四个字”，普适价值想说的话都在里面。所以这还是在一个争论在两种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