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 蔡成平(微博)

　　“抵制日货”再次风生水起，但抵制成功的前提是存在替代品，当前中国并不具备“抵制日货”的底气。在全球产业链中，日本仍占据链主地位，而中国仍处于最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鲁迅先生早在1925年就曾言，“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的‘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

　　随着中日钓鱼岛主权纷争的不断升级，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抵制日货”运动再次风生水起。19日，呼吁“抵制日货”的帖子在微博上疯传，很多人@我，希望发表下看法。

　　于是，19日下午我发了一条微博：“抵制日货者的‘爱国’之情或可理解，但愚蠢的是忽视了中日经济是‘相互依存’。日本经济需依赖中国的市场和劳动力，中国经济也高度依赖日本的技术和资本，今后20年内，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只会越来越高。抵制日货大多数情况下会异化为抵制自己的同胞，下场只有一个：伤敌一百，自损一千”。

　　这自然引来了毁誉参半的评论，有人认为“抵制日货需先抵制蠢货”，有人则称“日本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别给小日本提气了，日本只是个小岛国”。

　　19日晚，几位百万粉丝级的微博大牛给笔者发来了私信，内容是一条呼吁：“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现排最前，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若中国人一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若六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一半人失业，若一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将彻底瓦解！”

　　有的大牛还很客气，不忘在私信末尾加上句“供您参考”。但说实话，“参考”完之后，可以用两个字形容读后感：无语。果然，在“爱国”这件当前中国最不需要付任何成本就能赚尽吆喝的事面前，不管是大V还是小号，很多人的态度都像极了战前的日媒，“对内或许尚能争争民权，对外就彻底地只剩下一个声音了”。

　　事实上，自从1908年因“二辰丸”案，广东掀起近代第一场“抵制日货”浪潮至今，中国抵制日货已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来，如何看待“抵制日货”，中国一直意见分歧，时至今日亦然。

　　原外交官吴建民认为，“有些人主张抵制日货，但全球化进行到今天，索尼产品95%是中国制造，抵制日货岂不愚蠢吗？”这或许代表了很多反对“抵制日货”者的意见。

　　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则认为，“抵制日货应把握分寸”，因为 “从日本进口的大部分产品并不容易找到替代货源，不少产品甚至目前完全没有替代货源”，“在这种情况下，抵制这部分进口日货，必然让我们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出口、自己的就业蒙受重创”。

　　《环球时报》早前的一篇社评则主张，中国应和日本打“连环反击战”，因为“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失不会比日本社会的损失更大。中国对日本经济的依赖度越来越小于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日本技术的优势，遭到中国市场优势的平衡，而且市场作为报复工具，比技术工具更容易立竿见影”、“中国整体上蒸蒸日上，日本经济相对萎缩，两国角力，中方在士气上后劲更足”。

　　那么，事实上如何呢？笔者认为，正如襁褓中的婴儿无法断奶一样，当前中国根本不具备“抵制日货”的能力。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走日本的老路。然而，笔者深感，中国在看待日本时只重视了其“教训”，而忽视了其“经验”。中国正在走的是日本1980年之后陷入泡沫疯狂的那一段，1955年至1970年“黄金十五年”的经验，却鲜有人提及。

　　实际上，日本正是在那15年间，奠定了支撑国家发展的两大基石。一是在“产业立国”路线下，奠定了强大的产业基础，催生了一批世界级名企；二是完善了社保，形成中产阶级占绝对主流的“一亿总中流社会”，橄榄型结构保证了社会高度稳定。

　　因此，说中国与日本差距30年或40年，恐怕都不确切。GDP超越日本就更不值得炫耀了，正如日本不动产金融工学学会会长川口有一郎对话新浪财经时所言，“剥除房地产、股市存在的泡沫后，一个国家的经济还能剩下什么，才是一国真正实力的体现”。

　　中国自1992年“南巡讲话”以来，从统计上看，的确处于“高增长期”，但几乎没有领先世界的技术革新，也没有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国的产业基础依然脆弱，橄榄型社会结构更是遥遥无期。同为“高增长期”，但中日差异甚大。

　　在中日经济互相依存方面，实际上很难衡量谁更需要对方。若没有了中国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日企将蒙受巨大损失，将不得不花更大成本转战东南亚、印度、南美甚至非洲等；若没有日本技术，中国的多数产业也将无法开动机器。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将中日间合作模式——“离岸生产”，视为推平世界的推土机。

　　在全球产业链中，日本仍占据链主地位，扮演基础零配件生产基地的角色，这种布局让日本在信息电子、钢铁、汽车等多个产业拥有可怕的话语权。

　　庞大的财团模式让外界难以了解日企海外扩张的详情，中国数万家日企的背后，究竟集结着多少资本和技术力量，目前尚未看到令人信服的数据和研究。

　　就拿东风日产、广汽本田而言，国产化率号称达90%，但剩下的10%皆为关键性零部件和核心技术，缺少任何一个，生产的汽车都无法合格出厂。在这些核心零部件中，有些可以在欧美寻求替代品，但大部分仍只能依赖日本。在电子控制元件、电子控制模块以及自动变速器三大关键汽车零部件上，日本几乎垄断了全球供应，连欧美系车商都不得不依赖日本制造。

　　在半导体、微芯片、发动机控件、ABS、安全气囊等高附加值零部件方面，日本也保持绝对优势。为防止技术流失，这些零部件的生产基地几乎全部在日本国内，在日本大地震后，生产这些零部件的企业停产造成供应紧张，曾将整个全球产业链推向断链的边缘。

　　那么，中国呢？可以说，虽然GDP已成为世界第二，但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最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扮演着打工仔角色，而非发包方。拉动中国GDP增长的出口，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核心零部件—中国组装加工—全球销售”这一模式。而且，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和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盲目抵制日本，只会伤害中国自身持续发展的潜力。

　　的确，在历史上不乏成功的经济抵制运动，例如1940年代甘地发起的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运动，但成功前提是有替代品，作为连居民身份证都由日本富士施乐生产的国家的国民，“抵制日货”的底气在哪里呢？

　　2005年，日本著名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毫不客气地宣称，“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他尖锐地指出，“中国要谋求经济长期增长，必须下大力气进行科研和开发。但目前的中国既没有这个基础，也缺乏这方面的远见，只能购买日本专利，引进日本技术。随着经济不断增长，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意味着日本将越来越有能力在经济上控制中国”。

　　面对如此的“挑衅”言论，中国需要的是“抵制日货”吗？鲁迅先生早在1925年就曾言，“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的‘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

　　鲁迅90年前的言论，可为当下中国鉴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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