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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北京文化事业如何振兴？: 稻草 2017-1-4 11:21; 北京必须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是职责所在。那么，在经济上如何实现呢？那就是要成立相应的几大公有企业文化集团，公有企业带头发力，带领私有企业一起闯世界。哪几大公有企业呢？具体如下：一是北京电影集团。现在北京搞一个电影节，没有自己的电影厂，北京市不嫌丢人，观众都觉得心寒。二是北京二次元集团。就是搞游戏文化建设，组建一家国有大型的游戏文化公司，并且开发漫画杂志，动漫影视，建设文化主题公园，并进行游戏产业延伸到服装、食品、汽车等各消费领域等。三是北京京剧集团。要走向国际市场，去赚钱。四是北京民族文化集团。主要是建设一个全国各地地方特色戏剧、民歌、相声、杂技等文化的表演平台，这个平台，可以是一个整体向国外发展，去开拓国际市场。五是新出版集团。主要是走向国际市场，开发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神仙、鬼怪等文化，以这个为抓手，传播中国传统的经络文化，周易文化。要建立互联网中文出版平台，创新出版事业。六是电视集团。在现有电视台的基础上，创新国际化模式，传播中国正能量。七是电视剧集团。成立单独的电视剧集团，创造更多国际化的电视剧。八是直播平台集团。建设一个北京市的公有企业平台，提供直播人申请。九是现代文化集团。主要是西方交响乐、芭蕾舞、现代舞，以及中国现代舞等，立足国内市场、迈向国际。十是北京武术集团。建立一个全国最大的武术文化平台。主要是以商业演出为主，与北京电影集团、影视集团合作，共同开发武打片，主要瞄准国际市场。十一是门户集团。组建两家国有门户集团网站，原千龙网只作一个市域门户，新成立的两个门户是面向全国的新中文门户。十二是品牌文化平台。北京市要组建公有的专门打造企业产品品牌，企业文化品牌的平台，也就是整合各大文化资源，形成一个平台，让企业与平台合作，共同创造北京的品牌优势，为北京的经济出力。十三是北京出版群。要引导北京的各大出版社，建设新的出版事业。十四是饮食文化集团。要把饮食文化挖掘出来，创建新的展示全国饮食文化的中国最权威的平台品牌，向世界传播，也可在世界各地搞饮食文化博览会等。十五是北京服饰文化集团。主要是建设一个展示全球服装文化，宣扬服装品牌的全球化著名平台，为全球的服饰类设计公司、品牌公司、生产工厂服务。同时，着力打造北京市的服装设计公司，服装品牌公司。。。。。。。;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31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北京房地产价值将崩溃？？？: 稻草 2016-9-13 09:39; 《经济学》是鄙人原创的全新经济学体系，彻底结束了西方垄断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局面。《国富论》以后，人类基础经济理论的接力棒终于传回了中国。《经济学》该书年内会与大家见面，内容不便过多透露，仅就北京市房地产发展的方向，作一个例举。目前的北京市地产是工业化时代的地产，它的结局是悲惨的，它必然被淘汰出局。那么，信息化时代的北京城市如何布局呢？一是生态小镇是北京的组成单元。北京将根据北京的首都功能，北京市的经济功能，划分成不同的功能区，形成各自的主生态区，再细分成不同的小生态区，最后形成各生态小镇。这些小镇是分布在全市的，包括怀柔的山谷，房山的大山脚下，延庆的绵延溪谷，密云秀美的山川之中......，小镇拥有功能区、生活区、行政区，既有办公地址，工厂地址，也有小区住宅。那么，现在的主城区都失去意义，王府井、国贸、西单及其周边商业地产，二环、三环等环线地产全面崩溃，房地产行业全面洗牌，房价将与人们的消费需求相适应。在生态小镇下，土地多的是，房子多的是，工作人员也是受首都功能限制的，受到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控制，是一个良性生态的发展，不会出现人满为患。二是交通、通讯、金融、物流、商业是北京的驱动力。在交通方面，北京将主要发展快速轨道交通，不是地铁，而高速铁路，300公里左右，采取不停站模式的新兴高铁站式设计，24小时运营，连结各大生态小镇；其次是高速公路网的连结；再次是通过气候生态逐步恢复永定河、京杭运河等现有河道，水上交通要逐步恢复；最后是空中交通逐步发展。在通讯方面要全面实现高速网络的布局，连结各生态镇，同时全面信息化各单位，各生态主体之间全面通过网络办公，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在金融方面，全面网络化金融业，手机金融全面人性化，可以用钱不出门。物流依据交通，市民随心购物，实现快速当天配送。商业实现旅游式商业，全面分布在各景区或者生活区。三是北京没有城市中心，却有首都的概念中心。中南海所在西城区是中央行政区，通州是北京市行政区，这是两个行政生态镇，要作出相应生态调整，和其他功能区一样。首都概念是通过上述方式在整体上有机地形成。李玟 - What's Up(Live).mp3;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48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在法律面前，洪振快们的底气到哪去了？（转载）: 热度 4 lfyhao 2016-5-3 17:26;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觉得这样的情境与岳博士的官司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发上来让大家一起欣赏一下。看了这篇文章以后还有个作用就是：我们会更加深入地理解为什么所谓的公知们的舆论信用越来越低；还会让我们明白，人大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取其辱，孟子有言: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果然不假。整个诉讼过程中最大的笑点我认为应该是这：洪振快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的代理律师周泽提出的，认为原告葛长生证明不了自己是葛振林的儿子，理由是网上可以搜出多个叫葛长生的名字。如果我们再看完这一段“ 原告代理人指出，此前已经向法庭和被告提供了葛振林的儿子葛长生是葛振林儿子的证明，被告并无提出异议。现在对方又提出同一问题，令人费解。被告应认真查看原告已经提交被告的相关证据后，再提出问题”，除了让我们觉得啼笑皆非外，还会觉得这律师的证是咋弄来的啊？ 4 月29日上午，“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葛长生、宋福保诉《炎黄春秋》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侵犯名誉案，前后经过4次庭前会议协调准备后，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开庭后，被告洪振快就连续3次提出审理主题之外的请求，两次请求被依法驳回后，洪振快当庭解除对周泽等4名律师的委托代理关系，自己也提出退庭。法庭依法对该案进行缺席审理。洪振快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原告代理人王立华没有资格当代理人。这个问题，被告在庭前会议曾提出过，法庭专门派人到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调查，确认原告提供的各种证明手续合法有效，也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经合议庭第一次休庭合议，依法驳回被告请求。洪振快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的代理律师周泽提出的，认为原告葛长生证明不了自己是葛振林的儿子，理由是网上可以搜出多个叫葛长生的名字。这个问题，有点让大家不知其所以然，类似笑话。原告代理人指出，此前已经向法庭和被告提供了葛振林的儿子葛长生是葛振林儿子的证明，被告并无提出异议。现在对方又提出同一问题，令人费解。被告应认真查看原告已经提交被告的相关证据后，再提出问题。经合议庭合议，法庭依法驳回被告请求，认定原告葛长生能够证明自己是葛振林的儿子，原告主体资格合格。当法庭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并询问原被告是否申请回避时，洪振快提出要求审判长姜涛回避。法庭第二次休庭，依法请示院长决定，宣布驳回洪振快的申请。此时，洪振快又向法庭提出两个申请：一个是当众宣布解除对代理律师的委托关系；一个是自己退出法庭不参加审理。对第一个问题，大家莫名其妙，是对律师的现场表现不满意？还是其他原因？不得而知。审判长姜涛问洪振快，这样做的相关后果和责任是否知晓？被告做了肯定的回答。法庭第三次休庭合议后，审判长姜涛宣布，解除律师委托代理是被告自己决定的事，法庭不持异议。被告自己要求退庭，依据相关法律不影响继续审理。威严的法庭敲响法槌，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英雄名誉维权案一审，在被告多次无理请求被一再驳回，法院三次休庭合议，中途被告宣布解除和律师的委托代理关系并退庭，最后法庭依法缺席审理，一波三折，终于顺利审理结束。此案件的审理让人们联想起两个月前的与此相关的一个案件。 2月29日下午,黄钟、洪振快诉郭松民名誉权纠纷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5法庭公开宣判。法院最终判决驳回黄钟、洪振快的上诉，维持了原审判决。本案中，黄钟、洪振快认为郭松民在其经认证的新浪微博上对黄钟、洪振快进行公然辱骂，对黄钟、洪振快发出的律师函非但不予理睬，而且不思悔改在微博上继续辱骂，其行为已严重侵犯了黄钟、洪振快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利，应依法承担相关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黄钟、洪振快对于涉诉文章所引发的议论和批评应当有所预见，应负有较高的容忍义务。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言论及背景，郭松民发表的涉诉微博既是基于维护英雄形象的主观目的，也是对民族情感的表达，并未超出批评的必要限度。同时，涉诉微博也未给黄钟、洪振快造成损害后果。因此驳回了黄钟、洪振快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黄钟、洪振快不服，上诉至北京一中院。黄钟、洪振快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并违反宪法和法律，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应当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并维护法律尊严。北京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是郭松民发表的涉诉微博是否构成侵权。二是郭松民原审代理人王立华的代理资格是否构成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最后，北京一中院判决驳回了黄钟、洪振快的上诉，维持了原审判决。从一年前黄钟、洪振快起诉郭松民时的气势汹汹，到面对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起诉时的落荒而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伟人对某些人的那种描述：“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回想这些年来，在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人妖颠倒的时候，邪路派通过秦火火这种人批量性造谣，泼污所有曾经为新中国流血牺牲和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甚至连活着的人也不放过，他们就是通过这种从微观层面入手，采取渐进式的、拱卒式的灭我们的历史，灭我们的文化的方式，以收到瓦解民族精神的零存整取效果，最后由量变到质变，达到摧毁中国民族精神的目的。对所有英雄模范人物的侮辱除了在政治上推销历史虚无主义，追求一种颠倒是非的效果以外，还追求一种英雄流血，英雄的亲属流泪的效果，让民众不愿意再为国家流血牺牲，要抽掉民族精神的魂。在进行这种赤裸裸的进攻的同时，邪路派还要把司法机关的手脚捆起来，说公权力不能够介入，要由被侵权者的家属自己来打官司，他们相信，由于在他们内部有一些政治讼棍，有那些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能够常常能够呼风唤雨，让某些地方政府和基层法院都头痛的人，摆平那些单独的英模亲属是小菜一碟，他们追求的是由人民的法院让人民英雄的亲属流泪的社会效果。而某些人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反击力量，像黄钟、洪振快起诉郭松民的案由，在平时的网络上根本不算个事情，无论是在某些公知大V的微信、微博上，还是在某些邪路派占绝对优势的网站的论坛上，他们对不同观点的人指名道姓地进行人身攻击是家常便饭，在由他们雇佣的水军对不同观点的人进行的谩骂更是极端下流，无所不用其极。与某些人自我标榜的精英形象天差地别，由于知道这是某种人的本性，很多人直接无视这种辱骂，这倒是让这些只是会抒情骂街喊口号的水军无计可施。相反，对于黄钟、洪振快主持时期的《炎黄春秋》杂志的常常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郭松民的反应是正常的，与邪路派公知们比起来，他文明多了。就是这么一件事，黄钟、洪振快们不依不饶，偷了东西还要把喊抓贼的人揍一顿，态度之无耻，气焰之嚣张，令人乍舌！然而，洪振快们没想到的是，不但他们的的贼喊捉贼捞不到半根稻草，反而被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告上法庭。在此，首先向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表示深深的敬意，他们不仅仅是在维护五壮士的名誉权，他们同时是在维护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在维护英雄模范的名誉权还没有进入立法程序之前，他们首先打响了前哨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法庭上与某种势力的较量，其意义与他们的先人当年在狼牙山上抗击日寇的壮举相比毫不逊色。值得尊敬的还有负责审理案件的那些法官们，面对境外势力咄咄逼人的压力，他们毫不畏惧，依法办事，让那些平时高喊“法治”的叶公们露出了原形。一开始，张牙舞爪，装得比谁都尊重和维护法律，当法律动真格的时候，他们除了胡搅蛮缠以外，来了个溜之大吉，这当然跟当庭听宣判相比不那么丢脸，然而，鸵鸟把头钻进泥沙里面，别人就看不到它了？不管洪振快始终出席或者中途缺席案件审判过程，结果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从洪振快们一开始的气势汹汹，到现在的中途溜之大吉，人们在喷饭的同时会问，你当初的底气到哪去了！？; 5881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医改要来了，准备好了吗: MingHao 2016-3-19 09:05; 表面看，新的医改实施方案，面对的是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医生的考核体系、药品的定价机制。但这些方案的落实，离不开各级医疗机构的管理体制改革，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多个部门的利益冲突。近日，《北京市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印发。方案提出，到2017年，本市公立医院初步实现五大目标，包括全面破除以药补医机制，探索患者自主选择在医院门诊药房或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的途径；初步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医事服务费“分级”制定，个性化的医疗服务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这些内容基本涵盖了我国当前医疗体制中的热点问题，剑锋直指以药养医、诊疗秩序混乱等主要弊端，可谓切中要害。我们不但能由此看到医疗改革的具体方向，还能从中感受到管理部门的决心。应该说，人们期盼许久的医疗改革真的要来了。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改革，我们是不是做好准备了呢？我国现行医疗体制中的诸多问题，既不是刚刚形成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有的还恰恰是上一轮医疗改革的伴生产品，而且已根植于医疗的日常活动中，要对它们实施改革，就不可避免地会对现行的医疗运转产生深深的冲击，对此，没有准备显然是不行的。比如，破除以药养医是这次改革的重点之一。这项工作会不可避免地给我国的医药产业带来巨大的冲击，药企该如何应对？不止是药企，因为药企的利润是当下推动医疗工作开展的重要动力，这个利润没有了，新的补偿经费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还有，相应的补偿标准怎么定？补偿高了，财政负担大，百姓不满意；补偿低了，医务工作者的基本利益和工作积极性就可能被消减。仅此一点，就需要大量的调研探索。此外，医药分开后，医院与药房的关系该如何定位，部分药房与医院需要脱钩，这也需要做好早期的准备。再如，分级诊疗问题。这是治理号贩子最有效的手段，而这项制度实施的前提是各级医疗网络相对完善，这就需要管理部门对各个区域医疗资源做好分级规划，对各级医疗机构的规模与目标有明确的界定，如此，才可能在各级医疗机构之间形成畅通的双向转诊。这就要求，各级医疗机构有一定的构成比，部分医院可能因此面临重新定级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工作需要将部分三级医院转变为二级医院，当事医院能接受这样的转变吗？而且，分级诊疗一旦形成，综合医院的门诊规模就会缩小，部分医生就需要向基层医疗机构分流，这也需要准备一些配套的制度。其实，从表面看，新的医疗改革实施方案，面对的是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医生的考核体系、药品的定价机制。但这些方案的落实，最后依旧离不开各级医疗机构的管理体制改革，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多个部门的利益冲突。此前就有媒体报道，在药品定价方面，多个部门隔空喊话，互补合作。药价方面如此，其他的工作也会如此。所以，我们对于医疗改革，恐怕不能只有期待，还要有一些面对医疗服务短期波动的心理准备; 198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爷爷英雄孙子好汉，文韬武略各有精彩毛少将：沁园春《霾》 ... ... ...: 热度 1 天涯过客 2016-1-4 19:19; 沁园春《霾》北国风光，千里朦胧，万里烟飘，望环城内外，浓雾茫茫，鸟巢上下，阴霾滔滔！车舞长蛇，飞机难降，欲上六环把车飙，须晴日,将车身内外,尽心洗扫。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罩,惜一罩掩面，白化妆了！唯露双眼，难判风骚。一代天骄，央视裤衩，只见后座不见腰。尘入肺，有不要命者，还做早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n8mo019n7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y94wRa432A http://savefrom.mobi/watch?v=Fy94wRa432A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爷孙两人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生活中有不同文采，气派，才华。毛泽东孙子毛新宇，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毛新宇少将欣赏北京的漫天浓雾，心血来潮，突想起爷爷毛泽东的名诗《沁园春雪》也填上《沁园春雾》爷孙两人一个咏雪，一个咏雾，各有情怀，各领风骚，明眼之人，会心微笑。只供欣赏，不需点评。爷爷英雄，孙子好汉，文韬武略，各有精彩，《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tMFUXNrYrY; 个人分类: 留档珍珠湾|670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北京多数小学课间禁止学生玩耍只准喝水上厕所: 热度 3 稻草 2015-11-6 10:15; 　　下课铃一响，孩子们都如离弦的箭一样冲向操场，踢毽子、跳绳、扔沙包，上课铃响才红着小脸、依依不舍地回到教室——这光景，曾点亮多少人的童年回忆?然而今天，大部分中小学的课间十分钟已变味，没有自由活动，只有严加看管。课间十分钟哪儿去了?如此“圈养”，孩子们快乐吗?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成长? 　　——编者　　课间自由活动变“圈养” 　　学生多、操场小，学校担心孩子磕碰　　北京市朝阳区李女士的儿子上小学没多久就告诉她，课间十分钟，除了喝水和上厕所，不可以出教室。李女士心疼孩子，让他多喝水，增加活动量。但是孩子很听老师的话，课间不敢随便离开教室。学校还规定，午休时学生也不能到操场玩，只能在教室待着;放学后马上离校，不能留在学校玩。　　“听说二年级的孩子胆大点，敢到教室外的走廊玩会儿，但是不能跑、跳，让老师抓到就要被警告，老师甚至告诉孩子们，抓到3次就可能被开除。”李女士说。　　“跟朋友一打听，发现别的学校也是这样。”李女士说，现在北京大部分小学都不允许孩子们课间下楼玩，偌大的操场在课间竟空无一人。外地的表哥告诉李女士，他上小学的儿子也不能到操场玩，“说是只能在本楼层走走看看，跨楼层走动也要被批评。” 　　“感觉孩子蔫巴了不少。”李女士说，她的孩子特别好动，在家时跳沙发跳个不停，没事就要求去跑步，学校课间不让动确实很为难孩子，她现在很担心孩子运动太少会生病，也影响长高长壮实。　　学校为啥限制孩子的课间活动?记者咨询了几名小学老师，他们都委婉地告诉记者，学校有规定，老师得看着孩子，万一磕着碰着老师有责任，班级相关考核会扣分，影响各项评比。“你们家长也不希望孩子在学校磕着碰着吧?”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一些有口碑的小学，一个年级有8个班、10个班，每个班三四十人，一个学校有几千人。“国外有调查指出，小学适度规模为平行班级不超过5个，中学不超过8个，一个学校五六百人比较合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一下课，这几千人涌出教室，下楼都是巨大的安全挑战，更不要说去操场活动。加上时间紧张，更需要细致而完善的组织纪律安排。特别是一些市区学校，场地狭窄，操场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同时活动。出于以上考虑，学校不得不让孩子们在教室原地休息。　　“小胖墩”“小眼镜”增多　　“宅童”现象日益普遍，孩子们体质下降、体能不足　　在学校不能跑和跳，不能到操场活动，“圈养”的孩子活动量减少，后果是“小胖墩”“小眼镜”越来越多。　　北京市卫计委发布的2014年《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显示，2013—2014学年度北京市中小学生肥胖检出率为15.6%，与上学年度相比上升2.6%。有研究表明，肥胖是导致儿童及青少年过早患上高血压、2型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等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2013年北京市对肥胖儿童进行的健康评估结果显示，肥胖学生高血压检出率为30.7%，高血糖检出率为66.6%，血脂异常检出率为43.2%，脂肪肝检出率为16.0%，高尿酸检出率为39.7%。部分肥胖学生已经表现出严重的慢性病体征，慢性病呈现出低龄化趋势。2013—2014学年度北京市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60.7%，处于较高水平。　　去年，上海市闸北区一名政协委员做过调研，发现上海中小学生肥胖率已超过20%，平均五名学生中就有一个“胖墩”，而每人每周课外一小时以上中等强度体育锻炼时间平均仅为2.1次。体育锻炼不足导致肥胖率提高。　　北京同仁医院原副院长、北京眼科研究所原所长徐亮指出，室内空间狭小是导致近视的重要危险因素，看远处、户外活动是最好的预防近视的方法，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研究也已经表明，只要在户外活动足够的时间，近视发生率会明显下降。我国虽然全面推广了眼保健操，但由于户外活动时间不够，因此近视率还在不断上升。　　孩子近视后，医学干预手段对于降低近视发生率并不明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每天户外活动3个半小时。徐亮给中小学生的安排是：上学路上半小时、课间休息1小时、室外课程1小时、户外玩耍1小时。　　记者采访了多位家长，大部分人表示，很难保证3个半小时的活动时间，除了课间不让活动，繁重的课业负担也占去了大量的课外时间。初中学生的家长表示，作业太多，根本没时间在室外玩。　　“宅童”现象在中国各个城市越来越普遍，带来的后果是青少年体质下降，体能不足，影响各方面能力的发展。“学校出于安全考虑把学生‘圈’起来，虽然解决了眼前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得不偿失，甚至给孩子未来的人生之路埋下很多隐患。”储朝晖说，有调查表明，同等条件下，农村孩子避险能力明显比城市孩子强，因为农村孩子经常活动，而城市孩子活动过少。　　不能用一条杠杠捆住天性　　鼓励学校利用零碎时间，安全有序组织课间活动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研究员孙云晓，曾在自己的两个微博上进行调查，询问网友对学校体育改革发展的建议，35万网友进行了阅读，几乎所有网友都在评论中对孩子在学校运动不足表示出忧虑。　　“近年来，一些学校为安全问题所困，不敢组织春游、秋游或远足之类的野外活动，有的还禁止学生在课间奔跑，甚至不能离开教室活动，并拆掉了单杠、双杠等运动器械。这种做法违反儿童身心成长规律，表面上是为儿童着想，实际上是对所有孩子健康成长权利的剥夺。”孙云晓说，儿童新陈代谢快，课间十分钟的安排就是满足他们的需求，只有进行适当的活动和休息，才能使大脑始终保持在最佳运转状态。　　“尤其是中小学男生，他们每天需要4次充分运动才能满足生长需求，比女生高很多。由于运动不足，大部分男生较难适应目前的学校生活，表现在学习上，就是不如女生专注与高效。”孙云晓建议依法治教，执行国家每天运动1小时的规定，可以在课间开展不太剧烈的游戏活动，如踢毽子、做小游戏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受团中央委托，在13所中学开展中学生校园游戏实验，结果发现，游戏之后，中学生心情更愉悦，上课更加专心。　　“在课间十分钟的管理问题上，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解决问题，应该让各个学校有更大的自主性。”储朝晖建议学校在课间开展一些小游戏，把零碎时间利用起来，增强孩子们的活动能力。“必须让学生有自主选择权，不能让课间活动可有可无。”他认为，学校在组织的过程中应该做到安全有序，注意一些细节，比如下楼梯靠右走等等，避免各种安全事故发生。　　“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提高学校分布的均衡性。”储朝晖说，现在很多学校规模过大，尤其是那些口碑好的学校，平行班级达到8个甚至10个以上，但是学校又处在城区里，活动空间非常有限，跑步、跳跃都受到场地限制，很多体育活动无法开展。因此，应该推动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让生源分布更加合理，学校管理更加有序，也有条件开展各类活动。(记者李红梅);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762 次阅读|8 个评论

分享中国式电话诈骗的威力湖南男子被骗280万: 热度 1 稻草 2015-9-17 21:19; 电话诈骗的特点，首先是否定你的以前历史，然后是让你闭嘴，听他的，然后你再照他说的做，一切就OK了，结果是他富了，你的钱没了。看这个湖南人是如何被电话诈骗280万元的。红网长沙9月17日讯（时刻新闻记者郑涛通讯员王思鸽）日前，长沙男子陈某因轻信“涉嫌洗黑钱”诈骗电话，在两天内被骗走280余万元。这是长沙今年来发生的单起被骗金额最高的电话诈骗案件。长沙警方发布防骗预警称，长沙近期冒充公检法机关的电话诈骗较为多发，请市民群众注意防范，避免上当受骗。　　9月12日，家住长沙市雨花区的陈先生接到一名自称是“云南省刑侦总队警官”的电话，称其涉嫌利用银行卡洗黑钱，要求其配合调查。对方先是核实了陈先生的身份，接着向其详细通报了“洗钱案”的案情。陈先生越听越怕，一再辩解自己是清白的，对方称如果陈先生不是涉案人员，那么陈先生的银行账户有可能被他人盗用了，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就得将钱汇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个人资金核查。　　9月13日至14日，陈先生又先后接到自称是“办案民警张警官”“云南省检察院吴检察长”“北京市银监局曾科长”等人的电话，要求其将账户资金转到“安全账户”接受办案单位的核查。陈先生按照电话那头的指示，在天心区和芙蓉区的两个银行网点分31次将280.8万元转到了对方指定的所谓“安全账户”。直到9月16日，陈先生在网上看到有洗黑钱的电话诈骗骗局，才意识到自己被骗，遂向警方报案。目前，警方已对此案立案侦查。　　据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介绍，该起案件是长沙今年来发生的单起被骗金额最高的电话诈骗案件。近段时间以来，长沙电话与网络诈骗案件较为多发，特别是冒充公检法机关以“涉嫌洗黑钱”等为由实施的诈骗，9月份以来长沙警方已接到此类报警70余起，受害人被骗金额从数千元到上百万元不等。　　据警方分析，此类诈骗主要是诈骗分子玩的“心理战术”，首先借用公安机关等执法部门的身份让当事人产生心理恐慌，当当事人感觉到恐惧和担忧时，往往更容易被人乘虚而入，不由自主地接受“帮助信息”。此时诈骗分子就会以为受骗者着想的姿态出现，以帮助受骗者证明清白、消除危机为由，诱导受骗者按照他们设计好的步骤进行操作。　　“公安机关等执法部门，是绝对不会使用电话方式对所谓的涉嫌犯罪、银行卡透支等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的。”民警表示，公检法等部门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凡通过电话、短信要求您对自己的存款进行银行转账、汇款的，或者声称进行资金审查的，市民群众请一概不要相信，防止上当受骗。; 个人分类: 生活转帖|7788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 ZT：与郭美美“性交易”的嫖客今何在？: 天涯过客 2015-9-14 08:10; 与郭美美“性交易”的嫖客今何在？　诚如一位算卦大师所言，郭美玲改名郭美美之后，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对于现今的郭美美来讲，的确是干着惊天动地的大事，有关她的传言，她的干爹一直在民间流传着，而与她有过性交易的嫖客，却都一个个显得很神秘。　　最近，备受关注的郭美美、赵晓来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10日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庭当庭宣判，以开设赌场罪判处郭美美有期徒刑5年。这似乎是用5年的刑期为“郭美美事件”画上一个句号，但是大众对于围绕在这一话题人物身上的追问却越来越多。审判郭美美以涉赌有关，可能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事，因为对郭美美来讲，人们更关注的是她背后“干爹”的力量，是什么原因让她肆无忌惮的在网上炫富，是谁让她戴上““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帽子呢？这些都是需要去解开的谜团。现今以郭美美涉赌罪开庭，一审被判五年，对与郭美美有“性交易”的人士来讲，无疑是一大恩赐，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与郭美美“性交易”的嫖客们逍遥法外，他们依然还可以衣冠楚楚的展示着成功人士的风采。现今对郭美美来讲，因涉赌罪被判五年，对于一个爱慕虚荣但并没有“为非作歹“的女子来说，这也算是一个公平的代价，如果再消费郭美美就显得有些残忍。郭美美可能之前有些得瑟，但她也只是一个出来卖身的爱慕虚荣的女子，而当初那些消费她身子，供她巨资的“干爹”们才是郭美美事件的主因，如果只是因为判郭美美开设赌场判五年而结束郭美美事件，不公布郭美美“性交易”的名单，让嫖客们露出真面目，那么他们在今后的岁月里依然会做丑陋的事作恶人间。郭美美事件暴露出当今中国许多丑陋的现象，她让人们看清了背后的本质，但如果只是追究郭美美等人涉赌审判，逃避她的“性交易”过程，判了郭美美，让这个社会丑陋的人依然还逍遥法外。需要重视的是，郭美美的“性交易”并非只是男女双方的问题，而是构成欺诈社会的行为，比如说郭美美与“干爹”“性交易”之后，干爹给她戴上“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帽子，如果不是网友追问，那么郭美美是否还依然扮演着社会的“爱心”人士呢？一个国家公益机构却掌握在一帮骗子手里，怎能不令人气氛呢？为此，判郭美美涉赌，是有意转移目光，有避重就轻的嫌疑，对于民众来讲，更希望能看到与郭美美“性交易”的嫖客真实面孔。保护有钱人的非法权益，这是在当今民间流传很广的一句话，也是传递出民众无奈心声，也突出民众对现有的法律公平公正的一种质疑。我们不要轻视这样的质疑，因为这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主因。因为对众人来讲，法律应该是面对任何人都能够公平公正的，不偏袒任何一个人。而绝非是一个讲人情、谈价格的贿赂工具。而事实上，很多的时候，法律表面上糊上公正和公平，暗地里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因此，郭美美事件，郭美美只是一根导火线，她是有错的，但重要的问题不在她的身上，而是在她背后隐藏着很深的 “干爹”们身上，所以说公布郭美美的“性交易”名单上的嫖客，才算是给公众做了一个交代，否则郭美美事件以涉赌罪名判刑，那么郭美美的事件影响还是存在的，虽然郭美美因涉赌被判刑，但人们都知道她的“干爹”们依然还逍遥法外。　　因此，对于郭美美事件，也不仅仅是处理一个郭美美就够了，更重要的是深追其身后的嫖客们，将他们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为“郭美美事件”划伤一个令公众满意的句号。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句：“与郭美美‘性交易’的嫖客今何在”？！; 个人分类: 留档珍珠湾|394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遇罗克相关资料: 热度 1 岳东晓 2015-4-16 14:28; 判决书：【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分，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遇罗锦（遇罗克妹妹）在之前纪念遇罗克的文字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个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的指控。同学（歌颂性）回忆：遇罗锦（遇罗克妹妹）最新的解释：【如果你能解释这几问，你才能判断：书读万卷（绝非只读中国人如何治人的古今著作），善于独立思考、自我鞭策的遇罗克，是个能对手榴弹和暗杀感兴趣的人吗？】【就连我这样一个糊涂人、水平不高的人，都不会对一颗手榴弹感兴趣，都不会有暗杀中南海大人物的想法（这不是幻想狂精神病吗），而比我水平高得多冷静得多的遇罗克，怎么可能反倒不如我，比我还愚蠢万分呢？】【 2001年，遇罗文出走中国去了美国时，我与他同住在一友人家，郑重地问过他：“ 你在监狱里，关于手榴弹的事，是否全推在哥哥头上了？” 因为哥哥在被捕前，曾向所有《中学文革报》的成员严肃诚恳地交代过：“万一出了事，你们把一切过失和责任都推在我身上好了。” 当时遇罗文很认真地回答我：“没有。那是我做的事，我怎么能推在哥哥头上？” 而我也相信了。】; 个人分类: 历史|2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转贴----- 举报崔永元公益基金涉嫌违法违规: 热度 2 中西部人 2014-3-10 09:34; 举报崔永元公益基金涉嫌违法违规北京市民政局、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社会监督委员会：　　2007年9月，崔永元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崔永元公益基金”，并将基金的长期目标定为“乡村教师培训”和“口述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收集保护”。北京清澈泉传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指定并授权的崔永元公益基金公益项目执行机构。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存在如下违法违规的嫌疑。　　（一）未接受年度检查、不履行信息公布义务　　崔永元公益基金有五年时间未做审计，即有五年时间没有依法做年度检查。在2013年3月才首次对自基金成立以来至2012年年底的财务收支情况做了审计，审计结果为累计接受捐赠收入2780万元，累计支出2032万元。　　崔永元公益基金的两个项目，“口述历史”至今未在其网站或其他媒体公布过收入和支出明细；“乡村教师培训”总共办了九期，迄今只公布了北京第五期（2011年度）和北京第六期（2012年度）的项目报告、财务报告，账目分别为27 万元、33万元。也就是说，截至2012年年底的支出，有1972万元支出至今未公布明细，占总支出的97%。违反下述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二十二条受赠人应当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五条基金会依照章程从事公益活动，应当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第三十八条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在通过登记管理机关的年度检查后，将年度工作报告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接受社会公众的查询、监督。第四十二条基金会、基金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构或者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可以撤销登记：(五)未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接受年度检查，或者年度检查不合格的；(六)不履行信息公布义务或者公布虚假信息的。　　民政部《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第三条信息公布义务人公布的信息资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信息公布义务人应当保证捐赠人和社会公众能够快捷、方便地查阅或者复制公布的信息资料。　　民政部《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基金会通过募捐以及为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接受的公益捐赠，应当在取得捐赠收入后定期在本组织网站和其他媒体上公布详细的收入和支出明细，包括：捐赠收入、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款物、与所开展的公益项目相关的各项直接运行费用等，在捐赠收入中列支了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的，还应当公布列支的情况。项目运行周期大于3个月的，每3个月公示1次；所有项目应当在项目结束后进行全面公示。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信息披露制度》第四条中国红基会对所披露的信息实行分类管理，按照信息披露的内容分为以下十类：组织基本信息、内部管理制度、工作动态信息、募捐活动信息、接受捐赠信息、捐赠款物使用信息、财务信息、公益项目与专项基金信息、年度工作报告、重大事件专项信息。第七条一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有权要求中国红基会披露信息。中国红基会应申请人的要求，一般应在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披露相关信息。　　（二）崔永元公益基金审计结果与其公布的财务报告不符　　根据2013年3月对崔永元公益基金审计报告，2007年至2012年累计接受捐赠收入27804565.68元，其中捐赠资金27804565.68元，捐赠物资0.00元。但在其 “乡村教师培训”北京第五期（2011年度）和北京第六期（2012年度）的项目报告中，均列入了许多捐赠物资，例如2012年的报告列了140套床上用品捐赠，计价13万元，并注明这次培训没有用上，原封保存供以后使用。这些物资捐赠为何在审计报告上未能体现？　　（三）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超范围滥用社会救助资金资助“口述历史”项目　　红十字基金会2011年报显示，曾经大额拨付572万元到北京清澈泉传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用于“口述历史”项目。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2009年5月26日公布的“崔永元公益基金捐赠光荣榜”，最大的一笔捐赠来自天水市红十字会，高达4382000元。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章程》第七条规定的救助、资助范围包括：（一）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开展红十字人道主义救助活动，促进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二）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进行救助；（三）协助政府改善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关注和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四）协助政府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资助和支持教育事业；（五）扶危济困，敬老助残，资助和支持老年福利事业；　　“口述历史”不属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章程》规定的救助、资助范围，并非人道、慈善工作，属于超范围滥用社会救助资金。　　（四）崔永元公益基金的执行机构为营利机构　　北京清澈泉传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指定并授权的崔永元公益基金公益项目执行机构。红十字基金会2011年报显示，曾经大额拨付572万元到北京清澈泉传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用于“口述历史”项目。　　崔永元公益基金的网站声称北京清澈泉传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非营利或盈利不分配的NGO组织”，但根据北京工商企业登记，北京清澈泉传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由郭晓明一人出资100万元成立，经营范围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承办展览展示；影视策划；会议服务；图文设计、制作；企业形象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是一家自然人独资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并非NGO组织，不属于民政部规定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崔永元公益基金公布了虚假信息。　　郭晓明原是京华时报记者，现在是崔永元拍摄团队负责人。除了北京清澈泉传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崔永元公益基金还有三家关联企业，包括北京清澈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清澈泉广告有限公司、北京清澈泉历史博物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都是崔永元基金的孙庆石，崔永元的哥哥崔永星是前面两家的监事。　　崔永元公益基金的项目由北京清澈泉传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其中“口述历史”有营利的嫌疑。《我的抗战》、《我的抗战2》影像资料来源为“口述历史”项目。《我的抗战》导演曾海若在接受新浪传媒采访中透露：“我们目前有专门的发行公司负责发行，联系各地方台给我们时段，也有广告公司在运作相关的广告事宜，也就是说，各个部门都有专门的机构各自在运营，我们也是希望将纪录片推向市场化，特别是将这种主旋律题材的纪录片推向市场化的道路。” （http://news.sina.com.cn/m/news/roll/2010-09-13/172721093610.shtml ）《我的抗战》，号称耗资1.3亿元，电视台开价每集1500元，崔永元认为是“贱卖”（http://www.zibosky.com/wj/2583681.shtml ）。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崔永元基金会资助了商业公司以营利为目的开展的活动，违反了下述法规。　　民政部《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基金会选定公益项目执行方、受益人，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与项目有关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基金会不得资助以营利为目的开展的活动。　　（五）崔永元基金会公布的接受捐赠信息自相矛盾　　根据第五期（2011年）“乡村教师培训”工作报告（p.26），在开班仪式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宣布向崔永元公益基金捐赠100万元用于“乡村教师培训”。但是查崔永元公益基金公布的捐赠明细，只有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在2011年10月 27日捐款420元（http://www.xiaocui.org/plus/list.php?tid=13 ）。　　（六）崔永元基金会公布的支出不合常理　　“乡村教师培训”2012年报告的费用支出中，列着长沙到北京机票费每人 1210元（共110人），这是全价机票钱（另外还有燃油费100元，机场建设费50 元）。“乡村教师培训”2011年的报告未列机票单价费用，只列了返程机票总费用109900元，但有一项“返程机票退票手续费（全价960元*5%*6人）”，可知其中94人（去掉退票的6人）回哈尔滨买的是北京-哈尔滨全价票（每人960元）。从总额推断，剩下的10人回长沙，和2012年一样也是买的全价票（每人1210元）。众所周知，在国内买机票通常都能打折，上百人的团体价折扣更低，除非是春运期间，或除非急用，很少有人会去买全价票。为什么崔永元基金会的报告列的是全价机票？两种可能：一、的确买了全价票。这完全没有必要，乃是浪费捐款。二、按常规买了折扣票，但是以全价票虚报。　　综上所述，崔永元基金会未根据法律要求接受年度检查，不履行信息公布义务，并公布虚假信息，应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给予警告、责令停止活动或撤销登记的处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应终止并追回对“口述历史” 项目的资助。应责令崔永元公益基金及其关联公司公开财务明细。应重新对崔永元公益基金进行审计。应查清崔永元公益基金的关联公司、相关人员是否从该基金不正当获利，如果存在不正当获利，应追缴非法所得，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举报人：方是民（方舟子） 2014.3.5.; 6979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开国上将之女宋彬彬有关文化大革命道歉是大好事: 稻草 2014-1-14 23:33; 宋彬彬道歉是大好事　　黎阳　　2014.1.14 　　宋彬彬道歉是大好事。　　第一，“无心插柳柳成荫” 　　“新京报”的报道“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乍一看标题很吸引眼球：“宋彬彬为文革道歉”。再一看，实际道歉内容有两大条：第一，“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第二，“没有保护好校领导”，导致校长卞仲耘被打死，成为文革中北京市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向文革受伤害老师同学道歉(图) 　　再仔细一分析，这两条其实都并不那么简单：　　——“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并非宋彬彬自己主动，而是别人动员的结果：“刘进的最后一个道歉对象，是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没有保护好校领导”——“卞校长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不是没保护，而是保护不力。(据冯敬兰：“不要让文革成为演义——也谈卞仲耘之死”一文，“高三1班刘沂伦证实说，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学等几人去医院找的大夫。朱同学事后告诉刘沂伦，医生一听说是黑帮就不愿来，宋彬彬和他当场吵了起来，说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俘虏还得优待呢。当时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一个年长的女护士，给卞校长打了强心针。”) 　　如果凭这两条要求宋彬彬道歉，那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没有谁是不该道歉的——当时全国有几个人是没贴过大字报的?宋彬彬被人拉去“参与”写大字报都不行，那自己写了大字报的呢?卞仲耘生命垂危时宋彬彬顶着压力要求施救尚且逃脱不了“保护不力”之责，那其他所有中国人岂不都可以安上个“保护XXX不力”之罪?说是“宋彬彬为文革道歉”，其实是要求中国人人人过关，个个请罪。实际结论：“中国人劣等，谁都不干净”。　　但“宋彬彬道歉”的实际效果却是歪打正着，让急于借“红卫兵道歉”大做文章的人不得不放松了信息封锁，让许多对历史真相一直一无所知的年轻人突然知道了一些历史事实：　　——宋彬彬没有打人，更没有打死卞校长。所谓“九条人命”的谣言从此破产。　　——上天安门献袖章并非宋彬彬自己安排的，而是别人安排的——“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宋彬彬没有改名叫“宋要武”——“8月18号之后，有很多人写信给宋要武收。很多很多信，我从来没有拆过，因为我不承认宋要武是我。” 　　——打死校长卞仲耘的不是宋彬彬，而是师大女附中“高中一年级”的“高干子女”(“不要让文革成为演义——也谈卞仲耘之死”一文中有详细描述。) 　　——几十年来宋彬彬一直试图说明历史真相，但一直被“言论自由”的环境严密封锁：“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符号，我经历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很多语境下没有办法去澄清这个事情”、“有人将卞校长的死和你联系在一起。你之前写文章，也引来很多质疑”、“可能有人会说你的道歉只是对自己的洗刷。你们也说过，有人称你们‘假道歉，真反扑’”。　　——“文革发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底层群众揭发、监督党内高层干部，而‘老红卫兵’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爹妈则把矛头指向党外的群众。” 　　宋彬彬没道歉之前，虽然拼命澄清，但知道上述历史事实的有几个人?一道歉，这些信息一下子就传遍了全球。一个道歉能打破如此严密的信息封锁，这笔买卖不能算亏。　　第二，让当年打死人的真正凶手越来越难装死过关　　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宋彬彬道歉”的客观效果是把师大女附中文革往事放在了聚光灯下，让“打死卞仲耘的人是谁”一下子变成热得烫手的话题——定性批斗卞仲耘的是谁?不是宋彬彬，而是派驻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谁派的工作组?团中央。当时谁主管团中央?谁通过自己的女儿直接插手抓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谁的女儿直接参与殴打卞仲耘?……“宋彬彬道歉”虽然只字未提，但客观逻辑让人们不可能不把一切线索引向真正的罪魁祸首——宋彬彬能出面澄清自己没打死人，其他人为什么不也能如此?当人人都如此时，真正的罪魁祸首还躲得掉吗?时至今日，还会有人愿意给别人当替罪羊吗?你过去装死，今天装死，明天呢?当人人都澄清自己时，你再装死又有个屁用?就凭这就可以肯定，“宋彬彬道歉”让某些人如坐针。　　第三，让“普世公知”忘乎所以原形毕露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宋彬彬道歉”让“普世公知”们得意忘形，马上得寸进尺：“深度不够”、“只是陈小鲁、宋彬彬道歉是不够的!”、“打死人这种事，道个歉就能过去了?”、“中国知名公知徐友渔：国家应向文革道歉、个体道歉是不能代替国家道歉的，如果没有国家正式的、隆重的道歉，那么文革的罪责就永远没有了结、只要国家还没有道歉，人们就会继续追问下去，要挖出真正的罪责主题，道歉也就并没有画上句号”、“武斗宋彬彬有责任，现在的道歉不够、她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和对武斗局面的推动，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鲁迅说：“中国的事，此退一步，而彼不进者极少，大抵反进两步，非力批其颊，彼决不止步也。”——个人道歉不行，得国家道歉。国家道歉了呢?还不行，得国家赔偿。国家赔偿了呢?还不行，得追究责任。追究责任之后呢?还不行，得“政党轮换”——你既然“国家道歉”、“国家赔偿”，那就不打自招承认是“犯罪组织”。既然是“犯罪组织”，那就不但没有资格执政，而且没有资格存在……“普世公知”们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只能沿着这条你死我活的道路得寸进尺一条道走到黑。即使他们其中有人想适可而止，其他人在利益驱动下也决不可能住手。这就逼着执政党内想靠妥协道歉得过且过的人迟早走投无路，要么彻底投降，要么不得不翻脸。不信?走着瞧。　　不管是哪种情况，对坚持“走资派破坏文革”观点的人来说都不是坏事。就凭这就可以说，宋彬彬道歉是大好事。;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407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改革成本不能总是让老百姓承担: 热度 1 稻草 2013-9-6 21:41; 张宏良：改革成本不能总是让老百姓承担作者：张宏良改革如同任何事物一样有成本也有成果，以往中国改革成本由老百姓承担，成果由官员富豪享有，由此形成了一种历史惯性，只要出现社会问题，就向老百姓身上转嫁负担。老百姓不满意，就依靠军警维稳，把社会关系绷得越来越紧，使国家和人民处于对立之中，很容易被颠覆势力所利用。　　改革成本不能总是让老百姓承担　　——兼评北京市向私家车收取拥堵费　　张宏良　　核心提示：改革有成本也有成果，目前弊端在于改革成本由老百姓单方面承担，改革成果由官员富豪单方面享有，由此形成的两极分化、官民对立，使中国社会时时刻刻都处于矛盾爆发边缘。根本出路在于，官僚富豪和普通民众必须共担改革成本和共享改革成果。目前关键是共担改革成本。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市场化改革方向，不能继续照搬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同样不能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西方经济制度比西方政治制度更加不符合中国国情和东方伦理。　　北京600多万家庭500多万小汽车，其中私家车超过70%。私家车管理问题已不再是少数富裕人口的问题，而成为涉及大多数老百姓利益的问题。可是，从小汽车限行限号到高额停车费再到收取拥堵费，所有城市车辆道路管理的改革，自始自终都是拿老百姓开刀。只要脑子没有毛病或者良心没有被狗吃掉，都知道北京堵车第一位原因，就是公车太多，节假日北京很少拥堵就是证明。所以，解决拥堵问题的第一选择应该是限制公车。可是，北京车辆管理改革却始终把矛头对准老百姓，对准私家车，不仅车辆管理的改革是如此，几乎所有改革无不如此。　　收费调节的实质是建立官僚和资本的双重特权　　为什么中国改革总是把矛头对准老百姓，对准普通民众?除去中国改革是精英集团顶层设计因而必然只是谋取精英集团利益这个根本因素之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采用收费调节方式。就拿高额停车费和拥堵费来说，增加收费的理由就是用经济手段可以迫使人们减少使用小汽车，从而减少拥堵。这种说法听上去冠冕堂皇，仔细一想却是荒谬之极。　　如果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里，这种说法完全能够成立，但是在贫富两极分化和官民天地悬殊的社会里，这种说法则十分荒谬。道理很简单，庞大的公车花费完全由财政支付，官员花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根本不在乎收不收费以及收费多少;富人花钱买畅通买舒服，用微不足道的一点小钱就能把穷人赶出公路，同样十分惬意，并且富人还可以通过增加商品成本向消费者转嫁负担;只有一般工薪阶层，才会在经济压力下放弃开车，冒着严寒酷暑大步奔波。这实际上是采用金钱手段强制剥夺普通民众的基本路权，把普通民众驱赶出公路，如同封建社会衙役为官老爷开道驱逐百姓一样。区别只在于封建社会是用棍棒驱赶百姓，现在则是用金钱驱赶百姓，结果都是把老百姓驱赶出公路。就其实质来讲，这完全是采用金钱手段强制恢复欧洲中世纪黑暗的等级制度，只不过是用金钱等级制取代了权力等级制，并且不同等级之间同样不能跨越，否则就会遭到国家政权力量的镇压。　　花钱买路，有多少钱买多少路，按照钱多钱少分成不同等级，远远超过了旧小说中对拦路劫匪的描述。谁曾想到，原本是旧中国拦路劫匪的勾当，居然变成了现代中国改革的目标。最初是高速公路拦路收费，现在则直接进入城市，在大街小巷到处竖起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的招牌。最可笑的是还把这种明火执仗的公开抢劫，称之为是公共利益的需要。如果真的是为公共利益限制开车，那就应该无论官员百姓，无论富人穷人，大家同样进行限制，任何人都不能豁免，拥有权力不能豁免，拥有金钱同样不能豁免。这才是最根本的平等和人权，这才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最根本体现。　　况且，封建社会只是官僚集团拥有把老百姓排除在外的特权，资本主义社会只是资本集团拥有把穷人排除在外的特权，老百姓负担的还仅仅是一个统治集团。而如今中国老百姓却要同时负担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两大集团的特权，负担之沉重远远超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就那眼下的拥堵费来说，官僚集团的拥堵费由国家财政负担，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资本集团的拥堵费可以打入成本由消费者承担，归根到底也是老百姓负担;老百姓自己还要再掏一笔钱，通过财政补贴官员。如果是单纯的封建社会，老百姓只负担官僚集团，相对比较轻松，更重要的是富人还会和穷人共同制约官僚集团不可过度掠夺，当初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典型;同样，如果是单纯资本主义社会，老百姓只负担资本集团，也会比较轻松，并且国家官员同样会和民众共同约束资本集团，现代西方国家带有劫富济贫性质的一系列税收调节就是典型。最糟糕的就是当今中国，老百姓不仅要同时负担两大集团，更可怕的是两大集团不再互相制约，而是通过权钱交换联合起来，共同榨取老百姓的血汗。　　本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比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进步的地方，就在于既没有官僚特权，也没有资本特权，干部是人民公仆，富人是(劳动)积极分子。凡是要求普通大众做到的事情，干部和积极分子先做到。要求普通群众少用车，干部和积极分子就要带头少用车，以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广大群众少用私家车，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以此来减少拥堵，净化空气，保障有车族和无车族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封建社会权力调节、资本主义金钱调节相比较，社会主义干部带头调节的优点在于，不仅能够迅速减少拥堵、净化自然空气，还能够减少腐败、改善党群关系、缩小两极分化、净化社会空气。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平等和正义要求。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东京、汉城能够只有几辆公车，作为英国首相的布莱尔能够赶公交车，作为日本财界领袖的土光敏夫能够长期乘坐地铁，本来就是人民公仆的中国公务员，更加应该能够做到减少公车出行，而绝不应该象现在这样，用不断叠加的各种高额收费把官员和富人保护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驱离城市道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官民之间、贫富之间权力和财富的分配问题，是城市管理和改革成本的分配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改革的逻辑一直是把管理和改革的成本单方面集中在老百姓身上，而由官员和富人最大限度享有改革的成果。这是中国官民对立、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要向共同富裕转变，就必须废除收费调节这种由老百姓单方面承担改革成本的不合理方式。　　经济改革同样不能采用西方经济制度　　中国改革成本由总是由老百姓负担的根源，是经济体制改革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制度的结果。长期以来特别是最近，中央一直强调中国国情决定了不能实行西方政治制度，其实，中国国情同样决定了不能实行西方经济制度。可是，30多年来，中国一方面坚持高喊西方政治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另一方面却又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制度，把市场化作为改革的根本方向，写入党代会文件，使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变成了同义语，甚至连改革路线图都由西方国家帮助制订，最终把中国完全纳入了中东北非那种两极分化的动荡模式。还是此前我们反复强调的那句话，中国两极分化的矛盾超过中东北非，之所以没有出现中东北非那样的动荡，是因为中国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更加糟糕，而不是中国比中东北非国家驾驭能力更强。　　中国之所出现政治制度拒绝西方、经济制度照搬西方的矛盾现象，主要是由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状况决定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很容易连起手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瓜分公有财富和共同对付老百姓;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权力的分配，老百姓完全被排除在外，而不象财富分配那样老百姓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完全是官僚集团与资本集团之间的分配，自然无法继续同盟，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官僚集团要继续控制资本集团为自己服务，而资本集团则要象西方国家那样把官僚集团踩在脚下，变成自己的奴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特别是随着资本集团的强大，只能是越来越不共戴天。再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解体中国战略的参与和推动，必然是矛盾越来越尖锐。资本集团进攻官僚集团的漂亮口号，就是自由民主、普世宪政，企图以此煽动老百姓充当他们夺权的炮灰;官僚集团被动防守的口号，就是西方宪政和普世价值不符合中国国情。由此形成了中国政治上拒绝西方制度、经济上又照搬西方制度的矛盾现象。　　现在看来，不仅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是一条必死的邪路，照搬西方经济制度同样是一条必死的邪路，那种认为只要拒绝西方政治制度就可以安然无恙照搬西方经济制度的企图是完全错误、根本行不通的。照搬西方经济制度的危害绝不亚于照搬。　　一是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是一辆车的两个轮子，彼此根本不能离开。只要市场经济这个轮子转动起来，就一定要求宪政民主这个轮子同时转动。如果强行阻挡另一只轮子的转动，整个社会就会失衡翻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论述过这个问题，指出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彼此不可分割。当然，马克思所说的民主政治是指资本民主，也就是当今中国普世太保所说的宪政民主。由于市场经济和资本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所以，当中国把市场经济写入党代会报告时，实际上也就等于把资本民主同时写入了党代会报告，不仅承认了市场经济是当今最先进的经济制度，同时也承认了宪政民主是当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所以，极右势力要求中国实行多党制的宪政民主制度，不过是在要求共产党尽快兑现自己的承诺而已。如果执政党拒绝兑现，那就等于在道义上把自己放在了反动派的位置上，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陷入被动地位，成为国内外舆论讨伐对象。　　所以，只要执政党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坚持市场经济制度是最先进的经济制度，那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制度的要求实行宪政制度，把宪政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否则就是对历史发展要求的反动，对经济发展要求的反动，就是历史的反动派。经济是基础，生产力是根本标准，这些都是共产党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改革标准，此时不能不认账，想不认账也不行。实行宪政民主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是社会历史的客观要求，而并非是哪个人或者哪个政治力量的主观要求。虽然大家都清楚，极右势力主张宪政的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配合西方国家解体中华民族，彻底打掉中华民族崛起的希望，但是对方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却无懈可击，完全占据上风，除了进行武力和行政镇压，没有战胜对方的其它任何办法。　　可见，对共产党和共和国最根本的政治颠覆，并非是来自极右势力的主观要求，而是来自于执政党对市场经济制度的肯定和崇拜。马克思批判市场经济，毛主席限制市场经济，邓小平说市场经济只是个工具，可是本世纪以来，有人却把市场经济变成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对市场经济的任何怀疑和思考，统统被列为极左和文革余孽。2011年至今掀起的反文革运动，实际上是维护市场改革教的运动，是要为由市场化经济改革向宪政化政治改革的转变铺平道路。普世太保自己也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保住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这一点而言，那些右派大佬和网络大V声称，只有实行宪政制度才是共产党的康庄大道，并非是空穴来风的主观编造。　　二是西方经济制度运转的基础是世界殖民体系的财富转移。中国根本不具备这个历史条件。数百年形成的世界殖民体系，借助于现代金融和虚拟经济的各种衍生工具，越来越大规模地把世界各国财富源源不断地向发达国家集中，从而保证了西方国家能够采用价格调节方法维护极少数富豪的资本统治。价格调节是市场经济运转最根本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把人民大众排除在豪华生活之外，保证极少数富豪能够随心所欲地享有整个世界各种财富和各种女人。而被排除在豪华生活之外的人民大众，依靠外来财富的输入，依然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因而也就能够接受价格调节的贫富差别。比如美国，仅仅用外汇储备的方式，就把相当于20万亿人民币的中国财富转移到美国，甚至在经济危机期间都能够保证美国商品的充足供应和物美价廉。同时，由于官僚集团和人民大众同时被排除在豪华生活之外，掌握国家机器的官僚集团和能够******的人民大众，便会结合起来对极少数富豪的资本统治加以限制，实行各种税费来纠正和缩小价格调节的贫富差别。所以，西方国家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制度，才会和谐有效地顺利运转。这也是西方国家税费大多属于劫富济贫的手段、与中国税费具有不同性质的根本原因。　　而中国根本不具有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制度运转的条件。一是中国没有殖民地财富可以掠夺，价格调节把绝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到资本集团手中，结果不是象西方国家那样形成一般贫富差别，而是形成极端两极分化，把老百姓连同地方政府全都逼到借债度日的极端地步，老百姓三代收入和储蓄供养一套住房就是证明。中国官僚集团又不象西方官僚集团那样只是资本的附庸和奴仆，而是凌驾于资本集团之上的统治集团，不满足于资本集团缴纳的份额，更不甘心资本集团以价格方式占有更多份额，于是便以税费方式与资本集团并驾齐驱，共同榨取老百姓的财富。如此一来，中国老百姓就肩负起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大负担，比封建社会多负担一个资本集团，比资本主义社会多负担一个官僚集团，这是中国老百姓较之世界各国税费特别沉重的根本原因。　　三是市场经济制度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资本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既有否定封建特权的历史先进性，又具有否定大众民主的现实反动性，资本价值观的这种双重性往往在客观上具有极大欺骗性。就是当人们谈论市场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资本民主的先进性时，往往只是片面对与封建社会相比较，而从来不与共同富裕的大众经济和大众民主相比较，所以越比较就越感到市场经济和资本民主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之所以不与大众经济和大众民主相比较，是因为资本集团比人民大众更加先知先觉地意识到大众民主的历史威胁，抢先一步把大众民主妖魔化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恐怖相交织的人间地狱。这就把市场经济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经济制度，把资本民主也就是宪政民主变成了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变成了奥巴马所谓世界各国最终的普世道路。　　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表明，不仅西方政治制度不适合中国，西方经济制度同样不适合中国，西方宪政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是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和历史产物。试图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情况下拒绝西方宪政制度，以及想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一党领导和人民民主制度，无异于自己拔着头发飞离地球，是根本不可能的。市场经济制度所必然形成的两极分化、官民对立、整体腐败以及百姓负担的日趋沉重，必然会把一个国家送入动荡深渊，中东北非的战乱动荡就是活生生典型。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只不过是外部助推因素，这些助推因素会加剧或延缓动荡进程，但是绝不会改变最终的动荡结局。纵观当今世界就会发现，所有动荡国家无一不是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善终，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是掠夺经济，发展中国家没有对外掠夺的条件，只能对内掠夺本国人民，最终形成动乱崩溃。　　所以，如果中国不能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两个方面同时拒绝照搬西方，仍然延续目前这种把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奉为神明甚至比共产主义还要神圣不可动摇的做法，中国大难将不可避免。鲍尔森和希拉里之所以一再强调，中国改革进程涉及到美国根本利益，美国绝不会对中国改革停滞不前坐视不管，就是因为只要中国沿着市场化改革走下去，就一定会落入美国预设的动荡陷阱，中国崛起之梦就一定会变成黄粱美梦。　　解决拥堵的根本方法是解决制度性腐败　　当今中国腐败有三种类型：一是制度性腐败，即腐败不是个人品质决定的，而是制度设计造成的，绝大多数腐败都属于此种类型，城市拥堵就是制度性腐败造成的;二是人格性腐败，即腐败主要是个人品质决定的，即使没有制度漏洞，其恶劣品质也会表现在其它方面;三是战略性腐败，西方国家通过市场化改革把一些国家的官僚集团整体上变成腐败集团，用腐败控制这些国家的官员为西方服务，向西方国家输送财富，西方国家根据是否听话和战略需要，决定什么时间把什么官员的腐败证据抛出。抛出康日新进入中国核电领域，抛出刘志军摧毁中国高铁的欧亚大陆桥，抛出蒋洁敏切断中国与伊朗等国家的贸易和金融渠道等，就属于典型的战略性腐败。　　在此我们暂且只讨论制度性腐败，战略性腐败将另文论述。城市拥堵就与制度性腐败有关，北京市拥堵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谋取集团私利的制度设计造成的，通过制度调整和改革，完全能够解决拥堵问题。　　一是坚决改革公车制度，取消机关和事业单位公车，限制企业非经营性小汽车。北京100多万公车耗费巨大，新华社《半月谈》披露，一辆公务车每年运行成本(包括司机工资、福利，车辆保养维修、汽油费用等)，大概在20万元以上，100多万公车耗费超过2000亿。此前也曾进行公车制度改革，方法是取消公车，向官员发放车补，北京处级干部最高每月1800元，局级干部超过3000元。结果却是改革后公车不减反增，车补变成了官员涨工资。本来庞大公车消费就属于封建特权，属于制度性腐败，应该坚决废除公车制度，取消(公检法外交国防除外)绝大部分公车，可是公车改革却选择了向干部进行赎买的政策，仿佛这些车辆不是国家的而是他们私人的，所以国家应该出钱赎买。显然，这是打着改革旗号公开掠夺国有资产，特别是在拿了车补之后仍然使用公车，就不再是制度性腐败问题，而是个人或集团的刑事犯罪问题。　　目前在拥堵已经威胁到城市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在反腐败要动真格的情况下，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有失效的情况下，取消公车的条件已经成熟。取消公车的作用不仅是减少车辆运行问题，还会加快城市公共交通建设。一旦官员也上下班挤公交挤地铁，将肯定会加快公共交通建设。今年夏天苏州交通局长体验生活只坐了一次公交车，就感觉热得受不了，立刻下令把公交车换成空调车。中国改革之所以越来越两极分化和官民对立，根源就在于官员从来不参加“担负成本”的改革，而只参加“收取租子”的改革。只要让官员和老百姓一样担负改革成本，中国改革就一定能够变成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改革，即使中央不再强调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改革也一定会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这就是制度建设的强大作用。还有，官员的生活方式往往具有导向性作用，官员做什么，一般老百姓就追随什么。如果官员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老百姓肯定会纷纷放弃开车，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二是鼓励拼车，坚决废除保护资本集团的所谓打击黑车制度。一辆汽车可以坐5个人，5个人乘坐一辆车肯定比现在1个人开一辆车，要减少拥堵和污染。可是，北京市为了保护出租公司老板的利益，牺牲整个城市老百姓的利益，严禁拼车，否则没收车辆，最高罚款50万。判罚标准就是车主和乘客能否说出彼此姓名，如果说不出就以拉私活重罚，严禁多人共乘一辆车。这种做法的公开旗号是保护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实际上是保护出租公司老板的利益，保护相关部门腐败的利益。本来国家应该向出租司机直接颁发运营牌照，没有出租公司每月5，6千元份子钱的盘剥(出租公司份子钱实际上就是黑社会的保护费)，司机、乘客和国家三方面都会增加利益，唯一“吃亏”的就是被切断腐败渠道的相关管理部门。可就是为了保住腐败渠道，便采取了出租公司体制，严禁拼车，动用国家力量强制保护出租公司的利益。　　为了掩饰保护官僚富豪的实质，北京市弄来几个专家断章取义地强调收取拥堵费是一些国家(其实就寥寥几个国家)的成功经验。是不是成功暂且不论(英国一直争论不休)，只是这些专家不应该歪曲事实，故意隐瞒了所有收取拥堵费的国家，都是鼓励拼车的国家，都是公务员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的国家。而没有一个国家是官员乘坐着公车向老百姓的私家车收取拥堵费，更没有为保护几个富豪老板的利益而严禁全体市民拼车。这些国家收取拥堵费只不过是取消公车和鼓励拼车之外的一种补充方法，而在这些专家和官员嘴里却变成了唯一方法。作为十分熟悉各国治理拥堵方法的专家，如刻意此歪曲事实、隐瞒真实情况，的确有些不讲良心;作为政府官员这样做，则无异于造谣说谎。　　三是鼓励自行车出行，废除限制自行车的各种制度和设施，实行自行车优先制度。包括欧美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探索实行自行车优先制度，比如路口有专门自行车红绿灯，自行车走完以后汽车再走等等。这不仅能够减少拥堵和污染，还能够更加促进社会公平，因为骑自行车的比开汽车的更加贫穷，如果是富人骑自行车那就更加应该奖励。这种管理制度可以说是大众政治制度在城市管理上的体现。但是作为大众政治发源地的中国，却如同在其它方面与世界政治文明反其道而行之一样，在道路设施和管理方面却在限制自行车出行：自行车道大量消失，规定自行车长距离绕远，自行车停车场被关闭，地铁周围自行车被清理，电动车没有充电场所等等，所有这些都逼迫人们放弃自行车转而选择负担沉重的汽车。　　建立自行车优先制度，就是要由目前劫贫济富的政策向劫富济贫的政策转变，取消公车节约的数千亿经费用来发展公共交通;收回补贴官员的经费和各种汽车收费，转而对自行车群体进行补贴，不是补贴给个人，而是建立免费的公共自行车交通网络;与公交车优先通行一样，设立自行车优先通行制度等等;让人们把扔掉的自行车重新拾起来，形成出城开汽车、城内骑自行车的出行习惯。建立自行车优先制度，不仅有利于解决拥堵和污染，还可以让弱势群体和具有公众意识的人得到应有的维护和奖励，在改善自然环境的同时也改善社会环境。　　四是加强道路建设和公共交通建设。加强道路建设和公共交通建设的方法有千条万条，但是最管用的一条就是让各级官员(中央领导人可以暂时除外)乘坐公共交通。只要官员一坐上公共交通，与公共交通相关的所有问题就会立刻解决。　　结束语：改革如同任何事物一样有成本也有成果，以往中国改革成本由老百姓承担，成果由官员富豪享有，由此形成了一种历史惯性，只要出现社会问题，就向老百姓身上转嫁负担。老百姓不满意，就依靠军警维稳，把社会关系绷得越来越紧，把原本是临时状态的军警维稳，变成了社会常态，使国家和人民处于对立之中，很容易被颠覆势力所利用。摆脱这种危机状态的唯一途径，就是共享改革成果，共担改革成本。从胡锦涛到习近平都提出了要共享改革成果，此前共享改革成果之所以收效甚微，就在于没有共担改革成本，老百姓单方面担负改革成本，完全抵消了中央共享改革成果的努力。　　所以，要共享改革成果，就要共担改革成本。否则，共享改革成果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2013年9月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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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桑兰爱情有收获揭开桑兰男友—黄健个人资料曝光黄健桑兰恋爱史 ... ...: 热度 2 VANO 2013-8-21 22:32; http://news.jike.com/embed?tid=581669774539358235docid=3850166629503063657sourceUrl=http://www.cnlive.com/playvideo/index.action?mediasId=306170pn=1type=5 　　桑兰爱情有收获揭开桑兰男友—黄健个人资料曝光黄健桑兰恋爱史　　“轮椅天使” 的白马王子　　3年前有人曾问过桑兰，有没有找到白马王子？那时桑兰曾经感慨地说：“我希望和所有人一样，能够找到一个真心相爱的人，但我又感觉很无奈，有时甚至很灰心。对任何人来说，家庭是人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父母不可能照顾你一辈子，我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享受天伦之乐，带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狗，生活得很幸福。可我这个样子，谁愿意接受我呢？” 　　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也正是在那个时候，爱情的种子已经在她的心中萌发，那是她与黄健在一起合作的第七个年头。作为桑兰的经纪人，这些年黄健亲眼见证了这位“轮椅天使”的美丽，同时也被她特有的坚强，深深地感动和征服。　　很多人都是通过桑兰才认识黄健这位帅气、阳光的小伙子。记者了解到，黄健也曾是一名专业运动员，他6岁开始练击剑，在人大附中上中学时入选北京市击剑运动队，他的恩师正是中国第一代剑客文国刚的弟子，中国击剑名将叶冲是他的师兄。黄健中等身材，瘦削而干练，他告诉记者：“其实我和桑兰一样，都是南方人，小时候随父母一起从福建到了北京。1997年我正式从北京队退役，后来我通过考试成了一名职业经纪人。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我认识了桑兰，并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成为了桑兰的经纪人。” 　　一晃10年过去了。10年里，他一直陪伴着桑兰，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在操办。“桑兰是个大孩子，我以前是个急性子，现在脾气都被磨没了。”照顾一位身体不便的明星，黄健的工作劳累又复杂。以前他自己开着一辆捷达车，带着桑兰拍摄广告片，接受采访，参加各种会议，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前后，忙得不亦乐乎。　　在桑兰眼里，黄健则早已经成为她心中、生活里最重要的朋友。“太感谢他了，尤其是在爸爸妈妈离开北京后，完全是他在照顾我。”桑兰似乎刻意回避用“男友”这个称谓，谈及爱情这个话题时，自始至终她都显得低调而谨慎。　　相反倒是黄健很看得开，他告诉记者：“在国外，我看到很多伤残人士和身体健全人士的结合，他们之间的那种情感和爱意，太震撼人心、太让人羡慕了。事实证明，这样的婚姻一样幸福 ” 　　无论顺境逆境，只要用心灵和情感体验人生的酸甜苦辣，那就是一种幸福。黄健和桑兰之间，即便是在危机来临时，真挚的感情也不曾黯然失色。到底是什么成就了他们？　　B 　　谁也离不开谁　　一个多月前，桑兰首次向外界“泄露”自己已有男友的秘密。当时，她在博客中写道：“今天是我受伤12周年的日子，12年前我因赛场意外事故(从今天起正式启用这个词)在纽约受伤，那一天是我最痛苦的日子。今天BF帮我做好了长寿面，我也上来冒个泡纪念一下。另外，书稿修改得很顺利，我也回头读了很多遍，回味！日子过得很快 12年了我也长大、成熟了许多。”桑兰提到的“意外事故”，本是她生命中最痛苦的回忆，但因为出现了“BF”，她的字里行间又有了一丝甜蜜。　　看到这个微博后，不少网友都留言祝福桑兰。“自从你受伤之后一直很关注你！有男朋友啦？恭喜祝福”，“祝你和你的BF一起幸福到老”，“看到BF两个字出现，很为桑兰开心”，“你那么懂事，值得别人疼爱，有心的人都会祝福你们” 　　导演陆川也留言说：“有次聚会碰到她和她BF，非常阳光的一个帅哥，一路细心地呵护她，我们都觉得他很伟大。”还有网友猜测起桑兰男友的身份，“是不是在美国照顾她的那家人的男孩”。　　这一次，记者在采访中终于证实，陆川所说的“BF”正是桑兰的经纪人黄健。刚过而立之年的黄健与桑兰朝夕相处这些年，他们彼此信任，相互鼓励，无话不谈。几年前，桑兰在北京望京站附近的季景沁园买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两间朝南的卧室阳光充足，一间带着套内卫生间，而室内装修都是黄健帮她做的“无障碍设计”，所有的门都比一般的宽，去掉了不必要的门槛，所有的开关都安装得比常规要低，桑兰坐在轮椅上都能够得着。整个设计从桑兰的生活出发，每一个细节都方便她的起居，令她独立生活的愿望成为现实。　　在桑兰无意间透露出自己有“BF”时，不少网友善意地提醒她：“一定要认清BF的真面目，看他是爱你还是爱钱。”为此，桑兰苦笑不已。这一方面是因为她并没有很多钱，另一方面是因为黄健比她更有钱。打个比喻，桑兰算是普通白领的话，那么黄健至少是“超级金领”。　　相比之下，黄健经济实力更强，早在10年前，黄健就曾在深圳买下一套300多平方米的房子，如今除了房价翻了几番外，这套房子每月租金就能收入1.5万元，此外黄健还在北京颐和园附近拥有一套房子，家族还留给他一套四合院，保守估计黄健的资产已经数千万元了。可见，黄健与桑兰在一起，与钱没有关系，两人都是运动员出身，更多的是爱慕和情感，为此记者也就不难理解陆川为何要用“伟大”来形容黄健了。　　谈起自己的经纪人、也是自己的心上人黄健，桑兰告诉记者：“我们现在是谁也离不开谁了，他说的话完全能代表我。”现在桑兰已经搬到黄健家来住了，听说桑兰来了，黄健所在的枫涟山庄小区物业特意把草坪里里外外修剪了一遍，因为有黄健陪伴，桑兰真的很幸福。（据《新民周刊》）(本文来源：东亚经贸新闻 ); 3401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任志强：房价将继续上涨你可以不信但别后悔: 热度 1 稻草 2013-8-11 00:23; 在8月8日举行的“泰禾北京院子”首次产品发布会上，任志强（微博）表示，新一届政府可能更希望房价上涨，否则如此大规模的地方债窟窿可能抹不平，即便是泰禾地产推出的“北京院子”这种寸土寸金的高端别墅产品，依然有较大的价格上涨空间。任志强断言：“你可以不信，但别后悔。” 任志强所说“北京院子”别墅项目，是泰禾集团花费重金精雕细琢高端别墅力作，一共有29栋中式建筑组成，主力产品是地上3层地下2层的别墅产品，围合成院。别墅区北接温榆河沿河生态走廊和天然湿地，沿河建有200米宽的绿化带。车行20分钟可到达国贸、燕莎、望京、丽都、三元桥等都会核心商圈。北京院子位于孙河板块，是北京市朝阳区仅存的低密度别墅区。7月，北京土地市场接连成交两块高价地，其中夏家胡同地王楼面价高达4万元/平方米，孙河地王楼面价逼近5万元/平方米，两块地王未来项目的预计销售均价将分别逼近6万和8万。任志强解释道，龙湖地产在孙河板块第一次拿地时，地价是每平米2.9万元，项目建成后预售价在6万元左右。而前不久中粮集团在孙河板块拿地的价格是每平米接近5万元，将来预售价得在8万甚至10万元上下。 “新一届政府可能更希望房价涨，要保证地方债能够运转起来，政府还是要靠土地多赚一点，越是审计地方财政和地方债，越是要想办法拿土地去赚，去堵这个窟窿，所以他要激发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这就意味着大家可能更想买房子了。”任志强说道，“你可以不信，但是别后悔就行了。” 丽兹行市场研究中心郑海燕分析认为，当前一线城市的土地供应稀缺，靠近城区且低密的地块更是难得。亚豪机构数据统计显示，2013年上半年北京别墅市场共实现成交1606套，成交面积52.17万平米，这一成交数据相比去年同期分别出现40.4%、27.7%的上涨。; 2434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公海赌王涉薄谷开来案: 热度 2 VANO 2013-2-25 11:29; 　　游弋在法外公海之上的“海王星号”，俨然是一个隐密而庞大的特殊人际网络枢纽。　　“公海赌王”连卓钊、前内地首富黄光裕、“南粤政法王”陈绍基、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粤浙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等在内的政商权力精英，形成超级分利联盟，并通过公海赌船、洗钱网络等方式，将赃款联于贷款、地下钱庄联于境外银行，黑道与白道互为利用、商界与政界交相渗透，大量走私、洗钱、行贿，安然往来于其间，进而在国家秩序之外构建了强大而有力的次级秩序。在这一秩序中，黑道帮派规则大行其道，社会公共秩序毫无尊严。　　若要从根本上打破超级分利联盟，终结“连氏无间道”，唯有瓦解其权力载体，完备包括司法独立、产权保护、税务法定、财政透明在内的一系列制度，重塑法制权威。　　编者　　在得到公安部的指示后，密令从前门东大街9号的北京市公安局发出，瞬间传至13公里外的鹏润大厦和嘉林花园70号别墅。事先布控于此的两组警力，一组倾巢收网，一组欲擒故纵。　　这两处分别为黄光裕的公司驻地与私家府邸。2008年11月7日21时许，“11·7”专案组在成立当天即带走黄光裕；18日黄被监视居住；27日，北京警方首次证实这一消息。　　杜鹃并没有被同时带走，这是警方有意为之。此后三周，她动用全部资源江心补漏，在被拒并确信再无挽回机会后，将最后一丝希望寄托于海上有特殊资源的“公海赌王”连卓钊，当时，陆地与航空均已边控。　　出人意料的是，接续密令被截获并分流，一条线通过时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兼经济犯罪侦查局(下称经侦局)局长郑少东、副局长相怀珠，另一条经由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传至当事方。判决书记载，“2008年12月，王华元在得知公安机关正在布控抓捕连卓钊后，为其通风报信，致连卓钊逃脱。”不过天网不漏，登船之前的一个亲友电话使之暴露行踪，杜鹃、连卓钊分别在大连、厦门被控。　　连卓钊何许人也，何以获得如此高阶的通风报信？黄氏夫妇又何能以之为救命稻草？　　1968年2月16日出生的连卓钊别名连超，系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司马浦镇人，早年混迹于香港社团，靠洗码与走私赚得第一桶金，随后通过连氏家族经营“海王星号”赌船并实际控制海王集团(00070.HK，2011年上市公司售出该赌船资产)，成为通贯黑白两道、享誉亚洲的“公海赌王”。　　作为线头人物，连卓钊后来成为王华元、郑少东、黄光裕、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等案的结点之一。根据《财经》记者获得的全套司法材料，连卓钊先后行贿陈绍基45万余元、王华元200多万元、郑少东784万余元，另外，其家族成员至少帮助黄光裕“洗钱”8亿元。又因在涉案商人上存在交集，此案亦串联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　　当这些高官相继走进秦城监狱，连卓钊却以自由之身重返港澳赌场。　　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败战略一贯“轻行贿、重受贿”。多份判决书记载了连卓钊及其家族成员涉嫌行贿、“洗钱”的罪证，但他未被公诉，灰色生意仍在继续。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向官员行贿1万元以上，应依照刑法究责；多次小额行贿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行贿数额追究刑责。新法或成为法治曲折进程的一道分水岭。　　据《财经》信源，新近调查的薄谷开来及其家人的经济账目，也与连氏赌厅及其地下钱庄网络存在交集。后者与内地腐败链条存在多大范围的并网，或许只有连氏清楚。　　回望十年，这宗南国大案与上海陈良宇社保案、北京刘志华城建案、天津李宝金宋平顺皮黔生案、重庆薄熙来王立军案，构成中国地方官场强震的四极。而该案主要发生于广东，且勾连起北京、深圳、香港、澳门等地的商脉，亦映照出开放之区的隐秘一角。　　政商之间，真实版的连氏无间道，超越电影剧本，折射出一个缺乏法治的市场，在原罪与共罪间巩固着无间环境，其必然导致自由市场、法治正义与执政伦理的多重损毁。　　游艇三人会　　2007年秋天，香港回归十周年大庆刚过，安保降温。深圳东部著名的桔钓沙海畔，一艘豪华游艇启航。北至汕尾红海湾，南抵深圳大鹏湾，东朝一望无际的海洋，近千平方公里海域任之游弋。艇上三人是时年49岁的郑少东、38岁的黄光裕和39岁的连卓钊。他们交叉驾驶游艇，在海面抛锚后，连卓钊还兼做“服侍生”。　　这次聚会原计划选在“海王星号”赌船上，但因郑少东行事谨慎，故选在离三人故里潮汕最近的这片海域。　　郑、黄、连三人籍贯均在广东省汕头市，其中郑黄分别为潮阳区金浦镇和铜盂镇，连为潮南区司马浦镇。三镇由练江串成一线，铜盂镇居中，与司马浦镇毗邻。同乡证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连卓钊就分别与郑黄二人相识。　　据同族人士介绍，连卓钊十来岁迁港继承长辈薄产，自此定居。初中辍学后，他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涯，既在当地潮汕酒楼擦过碗，又于澳门赌场洗过筹码。有档可查的警方记录显示，未发迹前的连卓钊，在上世纪90年代曾是香港黑帮小社团“利群”的一名打手，因行事作风出位获得大佬赏识和提携。　　溯至上世纪90年代末，广东公安侦办张子强案时，连卓钊向警方“暗送秋波”，黑道信料加上潮汕乡党之谊，换得与郑少东的初步交往。上述游艇三人会，正是由连卓钊居中运作而成。　　此时的黄光裕刚从2006年“中行骗贷案”脱身，急需政界高层资源。　　黄光裕之妻杜鹃原为中行北京分行放款专员，其兄黄俊钦曾涉中行北京分行原行长牛忠光案。“中行骗贷案”发端于2001年，黄氏兄弟名下的首个地产项目鹏润家园滞销，北京建业投资有限公司老板冯辉买下其中数层，改成写字楼出租。因资金不足，冯辉涉嫌以假按揭方式向中行北京分行骗贷，北京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鹏房公司)作为开发商履行担保责任。2006年案发后，冯辉出逃。　　郑少东自1980年起从警，历任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常务副厅长，录得“少帅厅长”之名。在同事看来，其芥拾青紫，帷薄不修。2005年4月，郑升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并兼任经侦局长，以000010警号在公安部领导中排名第十，副部级。2006年6月，其辖下的公安部经侦局北京直属总队成立专案组，查办鹏润家园涉嫌虚假按揭贷款问题。专案组组长系两月前刚挂职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的山东人相怀珠。　　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2010年更名为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曾在2006年10月接到反映国美电器涉税、赌博、骗贷的信访件，为此，公安部经侦局专程派人到该处，要求将信访件移交北京直属总队并案查处，还说就此事已经向上级领导汇报。有关司法材料亦证实，郑少东对此知情。　　判决书记载，经公安部治安局原副局长吴明山介绍，黄光裕同乡兼生意伙伴许钟民请相怀珠夫妇、吴明山吃饭，并请相在办案中关照黄光裕。相怀珠证言，其收到黄100万元现金并建议购买有重大利好的中关村(000931.SZ)股票，另获赠一套价值61771元的家电。　　赵维佳等多名办案警察的证言显示，公安部经侦局主要领导曾带办案人员在非办公场所与黄光裕见面。并且，上述领导由办案初期要求严查涉案单位及有关人员，到后期又要求尽快撤案，办案态度前后有很大改变。　　据司法材料，2007年1月，公安部经侦局对黄光裕作出撤案决定，理由是鹏房公司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不明显，且贷款未到期限，尚无法认定贷款损失。　　此事过去三个季度后，即有郑少东、黄光裕与连卓钊的游艇三人会。当事人回忆，游艇上摆着极品雪茄，以及高价普洱。在潮汕政商圈里，众所周知这是郑少东的最爱。　　尽管司法认定中并无黄光裕行贿郑少东的事实，但撤案后郑少东也确认这次见面，黄光裕则只字不提。据连卓钊回忆，这次面叙相谈甚欢。三位正值壮年的精英踌躇满志，由此更紧密地“拴在同一条船上”，结成“刘、关、张”桃园结义的裙带关系。　　此后比如2008年八九月间，公安部收到来自证监会的“ST中泰”涉嫌内幕交易和鹏润投资有限公司涉嫌非法经营等案件线索，经高层批示移交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要求抓紧查办。但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相怀珠则在电话中要求，“不要对黄光裕采取强制性措施”。　　人尽皆知的另一细节是，黄光裕被查不久的2008年12月，郑少东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会议上提出，“对企业高管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此言甫经披露，引起轩然大波。　　2009年1月12日，公安部大楼里，中央纪委办案人员走进郑少东的办公室，宣布对他实施“双规”。　　“8·15”走私案：一放连卓钊　　司法认定郑少东的826万余元受贿款，全部源于他帮助连卓钊、香港中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奕忠在“8·15”汕头特大走私案中脱罪。　　彼时走私猖獗，既因监管不力，又有具有特殊背景的国企鱼贯而入。　　2000年7月，中央纪委办案人员在汕头查案时在所住宾馆意外身亡，一同被烧毁的还有案卷材料。调查一年无果，高层震怒。次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批示，由公安部、海关总署和广东省公安厅联合成立的“8·15”专案组进驻潮汕地区，首要打击对象正是唐逸刚、黄丕通、许鹏雁和董明光四大走私集团。继厦门赖昌星案后，又一起震动朝野的走私案件由此启幕。　　这起号称“世纪大审判”的打击走私案，轰轰烈烈开场，却草草收场。2002年7月，广东省六家中级法院开始审理一百多名被告人，最后的判决中有两个死缓，四个无期徒刑。数年后四大集团的主脑部分归案，但法院审理情况未公开。　　汕头人郑少东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亦为“8·15”专案组副组长，负责追逃工作。连卓钊、郭奕忠虽非主脑，却已深度卷入。郭奕忠与唐逸刚集团有关联，在汕头关埠港码头涉嫌从事走私活动。司法材料称，2001年下半年，海关总署缉私局准备找郭奕忠调查，郭请托郑少东给予帮助，获得后者应允。　　连卓钊曾与许鹏雁集团合伙经营三百门码头，因同样涉嫌走私，连被海关列为抓捕对象。郭奕忠代为说项，向郑少东陈情。据连卓钊供述，2002年初，郑少东向其承诺帮助解除调查，前提是按照交代向专案组呈送书面证言。　　这份材料作为证词出现在广东省江门市中级法院2002年第33号刑事判决书中。该判决书称，经审理查明，1999年9月，许鹏雁为了转移走私款项及为他人非法买卖外汇到境外，与连卓钊、林益明(另案处理)合股在汕头市设立地下钱庄，由许鹏雁二弟许鹏展负责该钱庄的具体运作。许鹏展先后纠集连育奇、陈得坤、许烈雄等人从事非法买卖外汇，其中连育奇负责电脑综合记账，许烈雄负责手工收支记账。　　法院查证，2001年3月至8月间，许鹏展的地下钱庄为香港中盛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购买2.4亿多港元，包括连卓钊在内的15人购买5.37亿港元，均汇往境外指定账户。连卓钊的证言称，有些赌款通过地下钱庄过数到香港，并签名确认2001年3月12日至7月17日的四笔交易，共计2581万余港元。　　猫鼠自此一家，并开始了近十年的交往和交易。郑连郭的关系，还存在另一层深意即连郭向郑提供黑道信报，郑帮连郭的家属进入警界。这种警匪相互渗透的方式，正是连氏无间道之延展。　　如2005年10月，连卓钊的姐夫史志民谋任深圳市公安局下属的龙发实业公司总经理职务，受连请托，郑少东向时任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钱伟推荐史志民，助史如愿；2006年，郭奕忠的外甥郭某报考深圳市公安局，因体重超标60%不能录用，郑少东为此给时任深圳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刘宽志、广东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白先河打电话，提出对郭某给予照顾。最终，经广东省公安厅批准，郭某被深圳市公安局视作特殊情况录用。　　司法认定，郑少东共收受郭奕忠42万余元，其中包括2002年10月送给郑少东未婚妻康挹兰的一辆价值25.8万元的白色宝来；2007年10月9日，以送结婚礼物为名送给康挹兰16.8万港元。　　连卓钊出手更为大方，送给郑少东的贿赂高达784万余元。其中包括价值95万元的翡翠摆件和挂件、一套价值31.12万元的组合型钻石，以及一套价值658万元的房子。据连卓钊供述，房子是郑少东主动索贿，占郑受贿总额的近80%2007年2月，康挹兰想在深圳购买一套房，打电话给郑少东让他找人出钱。郑少东择肥而噬，通知连卓钊经手外甥女郑晓微将658万元转到康挹兰指定的银行账户，买下位于南山区红树西岸花园3栋一套居室。　　三人之间的当面交易，主要在北京的酒店或公寓等地完成，时间为年终或国庆期间。　　“郑少东是内地公安系统的高级领导，打击赌博、地下钱庄方面的事都归他管，送钱送物是为寻求保护。”连卓钊在供述中解释，自己长期在港澳开设赌场，赌客与赌资大都来自内地，无论人员还是资金的走向都涉嫌违法，难免要与公安打交道。　　　　“海王星号”的迭码仔与大老板　　涉险“8·15”案后，连卓钊一度化名连超。《财经》记者调查得知，连氏名下生意主要涉及三块：一是曾以“海王星号”赌船为核心的赌场资源，由其弟连棹锋掌握，公开职务为海王集团董事会主席、仁爱堂董事局副主席；二是资金运作网络，由其兄连卓明主导，他公开担任深圳潮汕商会副会长，运作平台如新治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下称新治公司，2011年连氏兄弟将该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兆高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香港浩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等；另有涉嫌走私的系统，由连卓钊直接掌控。这三者互为关联，齐头并进。　　据早年的上市公司公告，连棹锋曾持有海王集团3.75亿股，以15.58%的股权列为第一股东；二股东张治太，系香港社团“和合桃”头目，曾于1996年8月涉罪受审，因证据不足当庭释放，后因牵涉黄光裕系列案分支被内地警方调查。　　谁曾料想，20年前，连卓钊仅是“海王星号”的一名普通迭码仔。“迭码仔”，是从事博彩中介工作人员的俗称，职责是寻找赌客客源、鼓动赌客到赌场博彩，从中获取佣金。除了迭码利润，连卓钊有时还从事高利贷和走私业务，赚到第一桶金后，回港经营左舵车行(即将香港右舵汽车改装后卖往内地)。　　左舵车行由连卓钊与旧友林益明合伙投资，两人除同时出现在江门中级法院判决书中外，还载于香港高院2003年12月审理的“刑事八六三”案卷中：林益明被绑架案犯勒索巨额赎金，他致电连卓钊求救，后者即时回港邀约退休警员商议，最后决意报警并救出林益明。　　“海王星号”船高九层、总载客量达500人，是香港最具规模的五星级豪华邮轮，船上六楼的娱乐场正是博彩大本营。统计显示，自1996年启航以来，该船月均载客逾万人。财报显示，赌船售出前，2011年度，海王集团营业额为4.15亿元。　　近年来内地加大出境赌博查处力度，好赌的达官显贵极力回避曝光。作为公海赌船，“海王星号”与澳门灯红酒绿的赌场相比存在众多优势：无需缴纳赌税、不用政府授权领牌，不受法律限制及警方监管，颇得博彩官员商人欢迎。　　不过，这里除赌博之外，又是各路资金往来的场所，更是连卓钊结交高官富商的平台。其与内地政要、富贾关系熟稔，经常邀他们上船“一试身手”。商界如黄光裕，曾多次光顾。通过郑少东，连卓钊的人脉向上延伸，先后结交了对郑少东有知遇之恩的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和接替陈主管政法工作的广东省委原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　　1948年12月出生的王华元系安徽宣城人，在结束25年军旅生涯后转业至纪委系统。1998年5月起任广东省纪委书记，2006年11月改任浙江省纪委书记，颇有实权。官方对王华元的“双开”定性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属收受巨额钱款；违反规定，收受巨额礼金礼品；多次到境外赌博；生活腐化。” 　　此处所述的“境外赌博”，主要发生在加拿大等地，官方通报称王华元一次赌博输掉150万元，连卓钊与原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刘友君分别支付50万元。王华元鲜有涉足港澳赌场，但“在家里管钱的”妻子李晓霞，曾数次光临连卓钊在澳门经营的赌场，并获得免费筹码。　　作为1949年以来首位获刑的省级纪委书记，王华元唯权是夺，得财买放，被认定受贿771万余元和894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在长长的贿单上，连卓钊位列榜首，自2004年8月至2007年11月间，先后11次送王182万港元、1.5万美元、价值17万元的玉面戒指、价值17万元的翡翠戒面和69580元的卡地亚手表。　　连卓钊的攀附秘诀由此可见一斑。据其自供，王华元对他存在两个层面的好处：一来王华元是主管干部的领导干部，又主抓禁赌，这与“赌王”犯冲；二来赌厅可知大量官员信息，可以选择性地满足王华元的职务要求。　　来自王华元归案后的供述，在其受贿四年间，对连卓钊暗度陈仓、跨境接送赌客的行为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他任内的广东两次查赌风暴，均从连卓钊的通风报信中获得官员赌博信息并实施查处。　　地下钱庄路径　　如果说攀结政客是为了解决赌客资源，洗钱则是赌资的必备通道。从黄光裕被判定的非法经营罪，可一睹连氏资金运作网络的发达。　　判决书称，“黄光裕于2007年9月至11月间，违反国家规定，采用人民币结算在境内、港币结算在境外的非法外汇交易方式，将人民币8亿元直接或通过北京恒益祥商业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恒益祥)转入深圳市盛丰源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通过郑晓微(另案处理)等人私自兑购并在香港得到8.22亿余港元(折合1.05亿美元)。” 　　所谓“境内结算人民币，境外结算外汇”，这是地下钱庄的惯常操作模式，即人民币不用实际出境，由境内的地下钱庄和其境外的钱庄对冲结算。用此方式，境内的资金所有人可将贪腐赃款、黑钱、赌资或者合法钱财等转移出境，资金的来源和流向完全脱离国家的监控。　　黄光裕自述，他在2006年至2008年间，总共动用了大约人民币10亿元通过地下钱庄换汇并在香港接收港币。其中2007年最高，人民币换取的港币在6亿元至7亿元之间。他在连卓钊赌场输钱需要还债时，会让伍健华联系地下钱庄用人民币换汇。　　伍健华时任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据其证言，连卓钊的赌厅与黄光裕的赌资都是港币结算，黄赌博可以不带现金，连最高时给他的预支赌资额度达到2.8亿港元。黄光裕偿还连卓钊的赌资欠款，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减持香港国美的股份，由其从香港银行开本票送到赌厅。但更多时候是从内地调拨人民币，通过地下钱庄偿还。　　赌场一次“授信”高达2.8亿港元，8亿元人民币资金如此轻易通过地下钱庄进出，意味着在国内必须找到同等资金对冲，此举无异于是对金融监管体制的讽刺。　　“黄光裕在我的赌厅赌博，从来不用自己的名字开户、写欠条，他的经纪人是余国良和伍健华。如果黄光裕没钱还赌债，就会让伍健华帮助联系地下钱庄，从大陆打钱，由伍健华还钱给我。”连卓钊供述称，基于双方的互信，自己没有直接就赌债或赌博问题与黄光裕联系过，这方面的事情都是找伍健华。　　连卓钊胞弟、海王集团董事会主席连棹锋称，他负责澳门赌厅的对数、追账等，赌厅只收港币。如果没有港币，黄光裕就让伍健华以人民币归还，他联系地下钱庄，由钱庄将在内地接收人民币的账户告诉郑晓微，郑将账户交给黄氏公司的陈姓工作人员，陈和伍健华对数。　　并非每个赌客都有黄光裕这样的信任待遇。按连卓钊的说法，他将赌客分为四类：一类是金主，如黄光裕这类的自掏腰包的企业主；一类为恩主，如王华元这种级别的官员及直系亲属；一类是潜力股，即未来的金主与恩主；其他为散客。他的客户中，还包括“公共情妇”李薇、“头号警花”王菲等。　　他新近被曝光的客户，则涉及薄谷开来。“在不久前的一次调查中，多名与薄家有涉的商务人士在赌厅被查，调查指向他们与薄家的非常规经济往来。”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中国内地的洗钱行为，通常以非法经营罪审判(1998年刑法设立洗钱罪)。在法庭上，黄光裕曾辩称：“这些钱均是用来偿还在澳门赌场欠下的赌债，并不具有营利性。”他的代理律师亦以此为辩护策略。　　不过，黄光裕通过连家钱庄出入的钱，并不止于赌资，纳入专案组调查视线的有四种：一是已落实的赌资；二是正常的投资行为；三是向境外转移资产；四是通过赌博隐秘输送利益。　　一个例子是，专案组曾调查，郑少东向连卓钊索贿在深圳购房的巨资，是否其他商人通过连氏赌厅输送给郑，不过目前还未将此查清并坐实。　　这些内容也并未呈现于法庭。《财经》记者阅读的卷宗显示，黄光裕在2006年至2007年间，曾进行过几次兑汇行为，未获检方指控。其中一单，据许钟民供述，2007年8月左右，黄光裕让许帮忙将上亿元港币汇到内地，当时许找到连棹锋帮忙，通过地下钱庄将香港的资金汇往内地。在20多天里，黄光裕通过地下钱庄向内地汇入港币四五亿元，当月被用来购买三联商社和中关村的股票。这与上述8亿元无关。　　实际上，黄光裕所持巨额外汇资金以及在证券市场的频繁操作，一度引起监管者的注意，亦是其案发的导火索之一。　　深圳“新冶会” 　　连家、黄光裕用于资金运作的公司平台，除了法院披露的恒益祥公司和深圳市盛丰源实业有限公司，还有深圳上十家公司，如仁惠进出口有限公司、怡情源贸易有限公司、自由神电子有限公司、发元盛贸易有限公司、通建达贸易有限公司等，均没有实际业务往来。　　恒益祥公司于2004年7月12日在北京通州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地址与国美电器有限公司毗邻。公司唯一一名监事为曾婵贞，系黄光裕母亲；成立于2004年3月的深圳市盛丰源实业有限公司，亦由黄家出资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已于2008年4月15日被吊销。　　针对这个网络，连卓钊建立了深圳据点，核心团队以其兄连卓明为主，包括在深圳警方下属公司任职的姐夫史志民、外甥女郑晓微。郑晓微是其地下钱庄的内地总代理人。主体平台之一为连卓钊和连卓明曾合资持股的新治公司，当时设址于深圳广深大厦，位于深南大道、红岭路交会处。　　此间还有在深圳著名的新冶会国际俱乐部，或称新冶会。2006年11月开业的新冶会，毗邻深圳第一高楼地王大厦，总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集总统套房、KTV包房等于一身，开业以来生意一直火爆。它不仅是港澳与内地资金往来网络的中转站，更是连氏发挥逢迎与结交才能的重要场所。不少过境的赌客，会选择在此落脚。　　作为地下钱庄的内地总代理，郑晓微可谓举足轻重。在警方扣押的12本账册中有其记录的7本，内容是郑晓微从事外汇兑换业务的情况，包括收款时间、金额、人民币兑换港币的汇率、来款方的账户名、付给客户的港币金额等内容。黄光裕、连卓钊被抓后，郑晓微曾选择外逃。　　深圳市罗湖区法院2008年第916号刑事判决书显示，郑晓微经手办理的13笔换汇款项合计人民币8亿元，进入郑晓微所在的地下钱庄控制的账户。这正好对应判决书中黄光裕“非法经营”的金额。　　深圳胜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东曾与连卓钊交手，最终惨败于其背后的郑少东、许宗衡联盟的行政之手。　　近五年来，手中囤有大量现金的连卓钊开始大举购置地产。如2007年底，连的新治公司购得赛格广场51层至71层的物业产权。得手后，其启动关系网络获得时任深圳市长许宗衡的批示，通过修改容积率，并将过道、公寓等重装后改成写字楼，由此获得更大的建筑面积并对外销售。　　赛格广场地处华强北电子商业区，可谓寸土寸金。自2008年起，赵东公司累计向新治公司预付5000万元，以每标准层1.2亿元的价格购买64层至71层的物业。但因楼市攀升，新治公司要求收回上述已协议售出的写字楼。赵东不从，两次被当地警方传讯拘留，并获警告。此案由郑少东、许宗衡亲自督办。　　2009年8月19日，上述人员均已落网，赵东应专案组要求飞抵北京说明事由。不过时至今日，他的公司既未获得上述物业的产权与使用权，亦未收回已支付的5000多万元，赛格广场第71层已全部出售。　　“慈善家”与政协委员　　在赌场、地下钱庄生意中如日中天的连卓钊，自2005年以来，开始美化自己的公众形象，以期通过慈善公益路径跻身政界。这是商界成功人士的惯例，亦有政坛灰色通道的指引。　　据官方信息，连卓钊先后以“港商”之名向广东禁毒基金会捐款100万元，向高淳慈善协会捐款200万元，向汶川大地震捐款150万元，分别向西藏扎寺、九华山捐款200万元和100万元用于修庙，同时在老家司马浦镇捐建大布中学、大埔小学及交通水利工程。　　连卓钊更多的善款流向广东繁荣粤剧基金会，累计数百万元。这家基金会隶属于广东省政协，创办之初陈绍基担任名誉理事长，连卓钊为名誉副理事长。　　1945年9月出生的陈绍基为广东最具实权的人物之一，曾为郑少东的上司并有提携之恩。其祖籍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在政法系统深耕34年，1991年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此后九年每逢大案必破，为其赢得“南粤政法王”的称号。2004年，陈以广东省政协主席之位跻身正省级序列。　　“到政协工作以后，觉得自己辛苦了几十年，该松一松，享受一下了。”面对专案组，陈绍基曾这样说。　　广东繁荣粤剧基金会从2006年成立至今，募捐数额过3亿元，可谓“一石二鸟”：为政商互动提供平台；向企业家要钱，形成可随意支配的资金池。2007年9月17日在深圳举办的一场粤曲欣赏暨募捐晚会，三小时即筹得款物6000多万元。是次，陈绍基、许宗衡、连卓钊同台亮相。　　并非巧合，陈绍基、许宗衡、刘友君同为广东省十届省委委员，三人于2009年7月17日被同时撤销这一职务。若非外调浙江，这份革职名单中当有王华元。　　彼时的陈绍基当轴处中，自矜博雅，到处题赠书法。监管阙如的基金会，俨然陈绍基的私家金库。据判决书记载，2008年初，陈绍基利用担任省政协主席职务上的便利，为深圳祥瑞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詹玉湘担任广东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并从广东繁荣粤剧基金会借款100万元提供帮助，2008年3月至12月，陈绍基先后五次收受詹玉湘人民币60万元、港币20万元，折合人民币779174元。　　类似模式其实有章可循。如2004年启动的广东省公安民警医疗救助基金会，即由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多次站台，除财政拨款5000万元，其他数亿元资金均来自企业捐助。2007年8月24日有陈绍基出席的募捐仪式，一天入账4730万元。　　除了慈善捐款，判决书还记载，连卓钊曾直接进贡陈绍基50万港元，这使得他成为第九届广东省政协委员，并束蕴请火，让老家的村支书连贤明免受调查。　　有关人士解释，广东省政协每一名委员可以办理一张粤港车牌。在此前后，连卓钊获得陈绍基、王华元的双重帮助，获得多个粤港车牌营运指标。有此“合法载体”，使连卓钊在运送赌客等业务上如鱼得水。　　再放连卓钊　　黄光裕、连卓钊在相继落网后，均获得一月的静默，即不许接近任何人包括专案组成员。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他们的心理防线。　　相形之下，黄光裕守口如瓶，而连卓钊防线崩溃并与警方达成交易，相继检举了包括郑少东、王华元、陈绍基等人。他因此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在黄光裕领得实刑、罚没11亿元之时，悄然脱身归港。　　针对《财经》记者的采访函，香港廉政公署和香港交易所均回复，按照一贯政策，不会评论个别事件或个别公司、个人。香港廉政公署称：“如接获贪污举报，若有足够资料跟进，根据《廉政公署条例》，廉署必须依法进行调查。”香港交易所则表示，“若上市公司或其董事涉嫌违反刑事或民事法，会按情况将有关个案转交执法机构跟进处理。” 　　除上述直接关联的省部级高官，此案延伸突破导致公安系统落马的官员，还有公安部政治部原处级干部王菲、办公厅信访办原副主任李景凤、治安局原副局长吴明山、经侦局上海直属总队原总队长吴卫华、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四大队原副大队长靳红利、上海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朱影、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原副局长钱宏祥，以及公安部行动技术局原局长张健、科技信息化局信息中心原副主任陆山等。　　这是继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卷入赖昌星案以来，公安部及地方厅局发生的最大系列窝案，事实上，其犯罪手法、作案工具与所涉领域，已非远华走私案可以类比。可资反思的特征如下：　　强势部门的自由裁定权被滥用。无论是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还是公安厅长，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相怀珠等人都存在大量撤案销案的寻租行为，这些拥有强制权力的主管者将此视为最大的创收源泉，反过来又体现在对他们的查处上。监管者无人监管，人治覆盖法治；　　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反复，产权保护缺失。这直接导致民企必须依附权力而寻求保护。如黄光裕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既有高超的商业智慧和敏锐市场意识，又未完全脱离早年商帮的草莽之气，攀附权力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　　黑势力的公司化运营，为当今商业环境以及法治规制提供新的难题。连卓钊与郑少东的黑白互渗模式，佐证了无间模式的现实存在。　　来自香港廉政公署的消息亦称，涉黑势力已经告别了街头火拼的时代，有意培养年轻势力打入金融或国际财团。在香港，成千上万的涉黑经济案件，现已摆在监管者的案头。“对付街头暴力其实难度不大，但隐蔽的涉黑金融犯罪，更需要证据和耐心。”一名港警告诉《财经》记者。　　黑势力公司化主要体现为两类：一类是暴力垄断经营，一类是非法经营，均公开违反国家法律、商业规则、社会公德，其运作就不可能直接诉诸合法权威的保护，而习惯于根据黑道规矩来“摆平”，并在内部建立对应的组织机制。在另一端，则必然导致合法经营者的实业萎缩。　　如连卓钊的三大系统，其致命之处并不止于破坏合法的秩序，侵犯个体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在于它按自己的价值规则来规范社会秩序，并试图通过有组织的非法方式来维持这种秩序，使之养成服从的习惯。　　事实上，如此成熟的资产转移通道，权力系统又有谁愿意将之摧毁？　　当连卓钊以检举和信报重获自由，由此形成的一片“法外公海”不得不引人深思。当面对强大的警察系统，连卓钊是俯首甘当线人，还是以更强大的反渗能力牵制对方？这是故事的隐线与主线，而另外的故事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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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转载:当前反日游行为什么是危险的？: 热度 4 稻草 2012-9-18 18:28; 当前反日游行为什么是危险的？丁咚文在这个周末，据公开报道全国有50多个城市发生了反日游行示威，北京市人数超过2万，其他城市也有数千，其中不少地方出现打砸抢等暴力事件。这些示威从总体上来说，体现了中国人朴素的爱国情感，他们希望通过集中表达情绪和主张展现中国人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诉求。但另一方面，这些游行示威也充分显示出其复杂性，表现出若干危险倾向，使之变得面目模糊、扭曲乃至恶劣了。有一个很奇特而有趣的现象：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举行的游行示威，都是为了敦促执政当局保障和实现民众自身的权益而进行的，即使是为外部侵略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也是对执政当局表现不力而不满，并借由游行示威督促执政当局更有效地应对外部局势的。而在中国则总是为了支持执政当局，反对外国的侵犯。其一，先谈一点启示。众所周知，在中国，反对执政当局的游行示威活动必定都是在境内外敌对势力挑唆和煽动下，由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实施的，以往莫不如此。只有两类例外。其一就是这次反日大游行类型的，以反对外国侵犯主权为目标组织和实施的；其二则是明确由官方组织的庆祝性的游行活动。而在周末除了部分地方政府对游行示威中的非法行为进行了干预外，并未有人们所熟知的“敌对势力”、“别有用心者”以及“不明真相的群众”等字眼出现于报端。逻辑推断的结果是，此次游行示威，是由好人煽动和组织明真相的群众实施的活动。让人不明所以的是，既然它是由好人煽动和组织明真相的群众实施的活动，为什么也会出现诸多打砸抢等非法事件？别有用心的人可能会得出结论，中国人就是民主质素低，搞不得民主自由这样的高级玩意儿，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如同我们在周末的游行示威中所见到的。不过且慢！对于在游行示威中发生的令人难堪的打砸抢行为，我们首先要明确表明态度，它们是非法的，也是作为法治社会决不能允许且应当觉得可耻的暴行。非暴力、和平实施，应当是游行示威的基本原则。其次需要点明的是，既然由好人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会发生暴力事件，那么在所有游行示威活动中发生暴力事件都难免其可能性，也就没有理由厚此薄彼，允许这个，而禁止那个。第三，还需要强调的是，恰恰是由于没有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行事，允许人们可以依法享有游行示威的自由，让大家没有养成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习惯，更没有机会经常参与游行示威活动，培养自己的民主素养，自觉抵制暴力，因此，在极少得到的游行示威活动中未能遵循非暴力、和平原则，乃至有少数民众借机宣泄心中对社会的不满，并实施犯罪行为，也就可以想象了。换而言之，凡是在游行示威中犯下罪行都应当予以法律的惩罚，但既然反日被视为是爱国行为，其他政治主张只要没有超越宪法，就都应当视为爱国行为，为了敦促政府接受其主张而实施的游行示威活动，都应当像反日游行示威一样得到允许。只有经过不断的民主历练，民众才会最终放弃暴力，寻求非暴力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和诉求。其二，我们看看周末的游行示威会达到什么个效果。如此声势浩大的、在数十个城市同时进行的群众性活动，没有官方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以往看到的，凡是官方反对的，没有一次能够坚持到底的。既然如此，此次游行示威活动就必然符合官方的期待，希望借此向民众显示执政当局是敢于支持民众对日强硬的。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将口水战升级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几个军区都举行了军事演习，海监船也到钓鱼岛海域去执法了。总而言之，强硬的姿态是有了，而民众的游行示威活动也是向外展示强硬形象的一部分。但在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上，判定中国胜利的唯一标准是，迫使日本从钓鱼岛主权立场后退，放弃将其国有化的决定，继续维持钓鱼岛现状。然而事实将表明，中国的这个核心诉求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中国会诉诸战争强迫日本接受中国的意见吗？前面已多次论证，目前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中国在与日本就钓鱼岛国有化问题进行的斗争，注定是要失败的。那么，怎么解释游行示威活动？它的直接目的是展示强硬，使其成为整个强硬形象的一部分。说白了这是一次巧妙的公关行动，是为了改善当局在钓鱼岛事实上失败后的正面形象。从直接目的引申而出的结论是，在凸显当局对日“强硬”后，为下一步外交让步、实为再次承认钓鱼岛属于日本国有的既成事实铺垫...... 更加有利的因素是，借此既缓和了人们日积月累的积郁，又将人们的视线从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转移开，实现多重目标。通过大型游行示威活动，为那些对现实不满、情绪盈怀者提供一次宣泄和释放的机会，使其在十八大到来之际舒缓情绪和不满，减弱其时的社会紧张，为大会召开营造祥和氛围；通过大型游行示威活动，那些对日本愤怒者也将舒缓情绪。其三，有几个疑点。疑点之一是，向来对暴力事件敏感的国家机器为何这次如此消极和迟钝？在多个城市发生了打砸抢日货以及趁乱打劫的行为，为什么没人管？一些人认为，此乃故意放纵，并为最终国家强力干预制造借口。疑点之二是，游行示威中发生了令人不安的其他政治性元素，比如部分民众借机为西部事件的主角鸣不平，而暴力行为本身正是极左主义在历史上的最臭名昭著的特征之一。谁在将中国引往极左主义的陷阱？正因如此，也使此次示威蒙上了阴谋论的阴影。极左主义能否被战胜，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民众的未来，非同小可。当代的混乱格局，不能从历史中寻找替代方案，那将是一个更大错误的开始。疑点之三是，狭隘民族主义者被利用，义和团借尸还魂。汁被榨尽了，残渣就会被扔掉。义和团最后的结局是被抛弃，古今没有什么不同。民众的爱国心十分可贵，但不能被利用为炮灰，或者作为加强现实控制的借口。一个民族为了离自己很远的目标积极表达愤怒和反抗，而对攸关自己切身利益的物事无动于衷，看上去那么不真实。但是这样的事就发生在中国，发生在我们身边。只能说这个民族很可怜，可怜到甘受奴役和驱使，抛洒廉价的热血，却无勇气为改善自身境遇的更高目标而努力。结束的时候，我们回过头再次强调一个观点，也即反击外部侵犯，乃一国政府和军队的使命，民众正是其保护的对象。一个负责任的、有道德的政府不会将治下的手无寸铁的民众推向反击外部侵犯的前沿，自己置身事外，而会仰赖民众的支持，通过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诸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 ========= 转载注:看看这些沉船派对国家是什么态度,对老百姓是什么态度,不过他说政府的事,倒不假,对老百姓就极尽诬蔑之词了.; 4733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北京市采取了哪些暴雨避险措施？: 热度 17 蓝天绿地 2012-7-23 18:14; 1。这些桥下积水导致夺命水灾绝非第一次发生，这次大雨之前，为什么没有设下禁止通行区,同时制订绕行路线？ 2。下雨前，有没有利用各种媒体动员大家待在家里，避免开车，特别下大雨7月12日是个星期天？如果有的话，力度，效果如何？是否需要改进？; 7688 次阅读|2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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