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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清明祭公公-英明决策大逃亡大迁移: 热度 12 卉樱果 2013-4-6 12:23; 晴了十多天的太阳今天躲进云层，下着不大不小的雨，知道今天清明。初来时，加拿大的坟地常被我误为公园的延续。我那享年96岁的公公躺在本拿比一个坟场，公公当年之所以选择那里，是因为可以居高临下地眺望Metrotown的繁华，俯瞰着幢幢高楼大厦和盈盈鹿湖。那个墓场没有一块竖立的墓碑，墓碑都水平方向地嵌入在草地中。今天是周五，几乎没有什么人来祭祖。远远看去，就是一山坡的草地间或许多鲜花。往年周末来的时候，人会多一些。泊了车，五颜六色的鲜花和绿莹莹的草地上行走着扫墓的人群，犹如春游一样。也全然没有国内清明时节的浩荡和拥挤。更没有烧香烧纸摆菜肴祭祖的习俗（或许是不容许）。大家只是放一束花在预留的雨水洞里。我们和往年一样，在老父亲的墓前放一束彩色的菊花，低头悼思几分钟。然后就上车，坐在车上，看着窗外的樱花，想着我所知很少的公公生平。我来温哥华的那年，公公已经92岁了。我是一个喜欢听老人讲故事的人，第一次外出饮茶真见面了，才知道人老不一定话多的。公公不多话，如果你不提出问题的话，他几乎不讲话，只是说：吃吧吃吧。可是我对公公的身世很好奇，让俺家LG做翻译，问了好多问题，公公都简洁地回答了，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没有任何装饰，只是直叙。公公在一个大家族里排行十七，很小父母双亡，读了几年私塾，就跟着堂哥们做生意。十三岁去了墨西哥在堂哥开的店里当艺徒，算盘打得飞快。后来回到广东南海，自己开店开鱼塘。再后来生意做到了广州，解放时可以说是一个工商地主-乡下有田，城里有店。就在土改后公私合营前，公公的家族全体大逃亡到香港，家乡的房子至今是保护建筑，我和LG2005年回去看过海南乡下也去了广州老房子。广州老房子有个老乡住着，镂空的木雕门和阳台，很有故事。乡下的庄园大门挂着一把大锁，一位开杂货店的乡亲有钥匙，我们进了大门，一座座房子看过来，我这个比较感性，看着空空如也的大院和门口的池塘，心想，当时要有多大的决心才能离开这套地主庄园呀。在香港，他们家族的人继续做生意，但是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公公的堂兄陆续过世，他成了家族的老大。大陆文革那年，他觉得香港也不安全。那时俺家LG已结婚（与前妻），是个教书匠。寡言的公公突然请长子饮茶，说了一句话，准备办理移民吧，到加拿大去。于是LG开始申请，他们家族的人同时申请移民全球，有去澳洲的，去美国的，最多的是加拿大。这样三年后，全家族等于第二次大逃亡 - 香港没有一个亲戚了。公公1970年到了加拿大后，再也没有回去香港也没有回去老家过，即便他们家族的祖坟被“开发需要"而平掉，所有尸体被焚烧，他也没有回去认领他父母的骨灰盒。公公安安心心地在温哥华度晚年。他坚持每天早餐后坐天车去唐人街，不管刮风下雨下雪，步行两小时后进广州餐馆饮茶，这样的生活规律雷打不动。他坚持每周一次去世界佛教会做义工-用毛笔记账。公公94岁那年在车站跌倒摔断了大腿骨，从此不去唐人街了，每天我LG陪他到附近餐馆饮茶，有时我也去。他拒绝别人的搀扶，自己拿着拐杖一点一点的走。 96 岁那年，公公在家里跌倒了，这次没有摔伤，但是他站不起来了。送进本拿比中心医院，大约两周后，LG的同父异母妹妹（医生）告诉我，今天爹爹会走的。果然第二天一早，公公停止了呼吸，然后被搬上了灵车。守候在病房外的人们（我LG的继母，同父异母的弟妹，以及同兄弟们和下一代好多好多人）都站立起来，没有人哭泣，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一会，车子就被推到太平间去了。葬礼那天，他的三个子女都上台说了话，回忆了公公的助人为乐豁达的一生，还念了海外（墨西哥，澳洲，美国）发来的Email唁文。大家哭声很小，我也哭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流泪但却没有过分地伤心。却在葬礼上回想起2004年我和LG的i婚礼，当时92岁的公公是证婚人。我钦佩并欣慰公公一生中的每次决策，使得他的人生完全不同于留在国内的工商地主们。他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过上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家和公公家（现在继母一个人住着）很近，这就是我们附近的樱花树，继母有花粉症，要是公公活着，他一定会在雨中欣赏的。他喜欢加拿大，他喜欢温哥华。他第一次见面问我的话就是：你喜欢温哥华吗？点下我的画廊 -求加分; 个人分类: 金秋年华|8467 次阅读|16 个评论

分享吴祚来：尽言故事莫言价值: wx1wx2 2013-2-13 07:15; 莫言的故事态度与价值导向莫言要用故事说话，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莫言的故事。莫言的故事先是讲家人的故事，家有九十岁的老父亲，还有哥哥姐姐、妻子女儿，和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他最想念的人是他的母亲，生于1922年的母亲已长眠于地下，但她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安宁，因为要修铁路，母亲被从墓中请出来，替国家发展让路，迁到更远的地方。他对母亲的感恩，是母亲对他的无限的爱与宽容，而他对母亲最大的痛心，是与母亲一起去集体农田里拣麦穗，母亲被看守田地的人打了耳光，血从嘴角流了出来。母亲“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这里，莫言的母亲宽容了一个作过恶的人，他不愿意儿子去报复一个垂垂老者，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良心与宽恕，把过去耻辱的苦心咽成肚子里，消解仇恨。母亲同时忽略了真相，说那个老人并不是当时那个作恶的人。宽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某种无原则、忽略真相的自我欺骗。正是这样无数无原则的包容与自我欺骗，使许多主流社会与民间社会的恶，仍然在肆意地滋长？莫言没有谴责那个时代。人民公社时代，一个造恶于亿万农民的时代，延安时代承诺，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拥有土地，但通过人民公社化，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掠夺走，农民成为公社农奴，无数母亲带着孩子拾荒时，都会遇到同样的一个看守公社土地的人，抽母亲的耳光，同时羞辱他年幼的孩子，这些看守们因此获得邪恶而狰狞的快意。他作恶的权力，是谁授予的？为的是人民公社的公家利益，看守人同时获得了某种神圣感？莫言没有说，这些作恶的人，仍然大范围存在着，他们在截访，找维权的律师与记者们“喝茶”或拘审他们，在跨省追捕网络上揭露真相的人，人民公社的看守们，从过去的专政人员变成现在的维稳人员，他们变换着服装，改变着语言，但作恶与违宪的方式，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文革时代专政作恶的力量，没有在中国被彻底清除，因为文革没有被彻底揭露真相，。而莫言也对那个煽母亲耳光的时代谛造者，仍然敬畏有加，当出版社需要他手抄毛氏语录时，他仍然义不容辞，一笔挥就。莫言说了那么多的苦难，一句背景语言没有，一点对真相本质的揭示都没有，所有这一切，莫言的目的也许无意于真相，而是要证明母亲在苦难中的伟大与宽容。莫言沉浸于私自情感中，尽管他说自己的小说要写天下的母亲苦难，但他的讲演中，他没有指出天下母亲的苦难根源。莫言只在形而下无限复述与纠结，对形而上，一无所言，狂言与放纵尽在形而下，莫言二字，只是对形而上的某种默许。莫言对改革开放时代的感恩是坦言的，莫言说：“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股市，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 莫言没有感谢改革开放前的时代，没有感谢那个时代的苦难，大作家莫言能够相对自由写作，得益于改革开放时代的开放，而他的素材资源，却完全来自国与家的苦难。所以，莫言只感谢了一半，莫言只是将自己写作发表与时代政治联系起来感谢，而对苦难的背景未置一词。因此，莫言并不是一个回避政治的作家，只是他知道，什么时候他要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讲故事的人，也是可以讲政治的；什么时候，他与政治与国家无关，他只是一个纯粹讲故事的人。莫言这次只言家事，不言国事，是他的策略，也是他的战术。但中国真是有特色，国家，国与家是一体的，只言家事，不可能不涉及到国事，莫言所言家事的背后，是苦难深重的国事，这样的国事，可以用魔幻的方式写作真实，也可以浮光略影地写些艳情与诡异，可惜，莫言更多的时候陷入到故事情景中，把苦难消解掉，而让人们只看到了搞怪与异趣，时代的苦难与罪恶不仅是人性的问题，更有着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而最为重要的因素，莫言总在莫言中。阅读( 9.6万 )2013年 1月10日 14:55; 个人分类: 人物|4191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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