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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研读: 热度 1 他乡异客 2019-5-25 13:22; 2017年12月当地时间18日下午，特朗普公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68页的报告，提到中国33次，俄罗斯25次。特朗普在随后的演讲中将中国和俄罗斯称为美国的竞争对手，称其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并威胁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美国有一句谚语：“你把我当敌人，你注定是我的敌人”，在这份报告中，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美国对手时，用的英文是RIVAL POWERS，这是关键中的关键！这个词除了可以翻译成“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外，还可以翻译成“敌对势力”。一旦被美国定位为“敌对势力”，意味着可以动用各种手段跟你搞事。报告称，中俄两国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挑战国际经济秩序，让经济变得不那么自由和公平；他们还控制信息和数据的自由流动，压迫他们的社会，同时扩张他们的影响力。报告还称，中俄两国发展先进的武器和实力，威胁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和指挥控制体系结构。特朗普也表示，虽然中俄两国是美国长期的竞争对手，但同时也需要和这两个国家联手合作：“我们同时面临强大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他们寻求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价值观和财富。我们将会试图与他们以及其他国家建立很好的伙伴关系，但总会是以保障我们国家利益的方式。”特朗普称，美国面临着“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他的目标之一是确保美国“再次走向世界舞台”，“美国回来了，美国以更强势的姿态回来了。” 报告称，中国与俄罗斯的“野心“、伊朗和朝鲜的“流氓政权“，以及企图对美国发动攻击的国际恐怖组织是美国面临的3个主要挑战。合不合作只是外交辞令，显然美国把中国、俄罗斯“敌对国家”的威胁放在了第一位。由于特朗普甩掉了“通俄门”的包袱和欧洲战略的考量，缓和了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以便腾出手里对付中国。回头再看，就不难理解中美爆发封杀华为、贸易战不断升级的内在逻辑。; 个人分类: 异客异论|1409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冬虫夏草的毒性竟堪比砒霜！: 热度 3 MingHao 2016-2-7 05:36; 我早就感叹：为啥国家医药部门不检查一下？严重失职，追究责任！常年以来，冬虫夏草都被人们普遍当作进补佳品。不过，食药监总局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冬虫夏草的毒性竟堪比砒霜！　　2月4日，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了一则《关于冬虫夏草类产品的消费提示》，全文如下：　　近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了对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粉及纯粉片产品的监测检验。检验的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粉及纯粉片产品中，砷含量为4.4～9.9mg/kg。　　冬虫夏草属中药材，不属于药食两用物质。有关专家分析研判，保健食品国家安全标准中砷限量值为1.0mg/kg，长期食用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粉及纯粉片等产品会造成砷过量摄入，并可能在人体内蓄积，存在较高风险。　　被人们当作的进补佳品冬虫夏草竟含有剧毒？　　为什么冬虫夏草这种天然中草药会发生砷过量？过量摄入砷会对人体带来什么危害？　　无处不在的砷　　砷（化学符号As）俗称砒，是一种广泛分布于自然界的非金属元素。　　砷不算人体的必需元素，但由于其广泛存在于地表、水、大气、食物及生物体内，不可避免地会被人体摄入。　　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在2000多年前曾被传统中医用来治疗银屑病、梅毒等疾病。被称为“雄黄”的三硫化二砷，是传统中医理论中很重要的药材，可用于治疗癫痫、牛皮癣等。　　砷超标案例屡见不鲜　　由于砷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尤其是水和土壤中，因此砷超标的案例并不罕见。除了此次的冬虫夏草，此前也曾发生过多起砷超标事件：　　饮用水：近年来，由于环境破坏，一些地区的地下水发生了砷污染，导致井水、自来水等居民饮用水砷超标的现象屡有发生。　　水产品：工业排放会导致海水、河水中的砷含量提高，进而影响海带、鱼虾等水产品的砷含量。每年国家质检局的抽检中，都会发现水产品砷超标的案例。　　牛黄解毒片：2013年，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及瑞典国家食品安全局，相继在同仁堂牛黄解毒片中发现过量的砷。　　维C银翘片：2013年，央视曝光，广药维C银翘片中发现砷汞超标。　　砷不仅有毒，还能致癌　　然而，砷更受关注的还是其毒性。单质砷无毒，但无机砷化合物均有毒性。其中毒性最强的就是砒霜——三氧化二砷。人口服三氧化二砷中毒剂量为5～50mg，致死量为70～180mg。　　砷中毒对人体皮肤、神经系统、心血管、肝脏及肾脏等均有影响，分为急性砷中毒和慢性砷中毒：　　急性砷中毒：　　短期内大量摄入砷导致，口服后10分钟至5小时出现症状。表现为消化道系统症状（恶心、呕吐、腹泻等）、神经系统症状（头晕、全身麻木、意识模糊等）及其他器官症状，严重者可出现呼吸中枢麻痹死亡。　　美国有毒物质和疾病登记署规定，急性砷中毒的最低风险剂量为5微克/kg·day，也就是说，体重为60kg的人，一天内摄入0.3g以上的砷，就会发生急性砷中毒。　　慢性砷中毒：　　长期过量服用砷导致，主要症状为神经衰弱、皮肤损害，还可能发生慢性中毒性肝炎、骨髓造血再生不良等疾病。　　美国有毒物质和疾病登记署规定，慢性砷中毒的最低风险剂量为0.3微克/kg·day，也就是说，体重为60kg的人，每天摄入18微克以上的砷，就可能发生慢性砷中毒。　　另外，欧洲食品安全局和FAO/WHO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研究得出，摄入砷0.3-8微克/kg，会使癌症发病率风险提高1%。长期接触砷的人群中，肺癌发病率较高。　　砷不易排出，容易蓄积于骨质疏松部、肝、肾、脾、肌肉、头发、指甲等部位，也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各地砷含量标准　　对于中草药中砷含量的标准，各国和地区不尽相同：　　中国内地、香港、美国的标准为不超过2mg/kg；　　澳门、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标准为不超过5mg/kg。　　在中草药之外，保健品和食品中，对砷含量的规定更为严格。比如，我国规定，保健品食品中砷含量上限为1mg/kg，粮食为0.7mg/kg，水果蔬菜为0.5mg/kg，海产品一般为1-2mg/kg。　　此次检验中的冬虫夏草产品，不论以食品、保健品还是中药的标准来判断，都属于砷超标。　　中药为什么总是重金属超标？　　在工业领域，砷不算金属。但在食品药品领域，砷被归为有毒重金属的行列。　　在冬虫夏草之前，中药重金属超标的案例已有很多。如同仁堂牛黄解毒片砷超标、广药维C银翘片汞砷超标等。被认为“副作用小”的中药，为什么屡屡发生重金属超标的事件？原因有二：　　原因一：重金属入药　　除雄黄外，朱砂、砒霜、水银、铅丹等，都被传统中医视作重要的药材。而这些药材的主要成分，就是砷、汞、铅等有毒重金属。　　在制作中成药时，常常会加入以上药材，如果不能严格控制剂量，就容易导致重金属超标。　　原因二：生态污染　　土壤中天然含有重金属，化肥及农药的使用也会增加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另外工业废气污染会导致空气中的重金属浓度提高。这些都会导致天然中草药本身的重金属含量超标。　　如果在生产过程中不能有效去除中草药中的重金属，就会导致中药重金属超标。　　原因三：违法添加　　2012年有媒体曝光，有些不法商贩为了牟利，会在虫草外裹上一层重金属粉末，以增加虫草重量。　　这一事件应该让我们意识到：即使是最纯天然的食材和药材，也可能因为土壤、空气、水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超标。最能让我们放心食用的，应该是经过科学加工并达到国家安全标准的食品和药品。; 10235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中国金融利益集团的黑幕: 稻草 2016-2-3 11:05; 中国金融利益集团的黑幕作者：钟洁锦　来源：新浪网(2012年）　　随着中国反腐败工作的进一步深化，最近中国政府陆续双规了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并中国证监会(证监会)前副主席王益、商务部条法司前正司级调研员郭京毅等在内的一批金融界和涉外经济涉贪高官。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越来越一损俱损，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又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及时揭开中国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黑幕，对于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平稳运行和政治与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蚀着政权的基础。而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目前中国所有被毙、被抓、被双规的贪官，其金额和罪责加起来，恐怕都难以与这一利益集团相比拟。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节、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重大势力。‘ 　　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滋生和壮大于朱鎔基当政时期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大规模参与国际金融业之时。在此之前，中国尚未进行大规模的商业银行改革和全面的企业股份制改造，涉外金融业主要包括小规模和零散的外汇结算等业务。当时中国的外资业务也主要是吸引外国厂商企业直接投资。国际金融业包括全球性投资银行和金融中介还没有什么中国业务，也不大能插上手，在国际投行打工的中国籍雇员不仅职位低微而且数目不多。　　在朱鎔基副总理让李鹏总理赋闲，而于九二年实际掌握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主导权并后来继任总理后，伴随着股份制改造的推进，国企开始海外上市，银行开始商业化运行，国内股市也开始活跃，外国投资银行开始大规模介入中国业务。这一切，为这一涉外金融集团营造了滋生土壤，使其如脱缰的野马般一发不可收拾。朱鎔基总理当年提携的一批人马正是这一涉外金融集团的核心，如今遍布于中国各金融要位和海内外金融机构，共同拥戴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成为主导和影响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金融业的最有组织的力量，并且其个体和总体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实际受益者。　　朱鎔基总理当年可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其执掌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大权后，所推行的一系列金融和经济政策，例如雷厉风行的国企海外和国内上市、疾风暴雨般的国企兼并破产、成千上万工人的下岗分流等等，在企业和民众忍受巨大痛苦之时，实际上为包括自己儿子朱云来在内的涉外金融集团提供了获得天文数字般个人利益的机会、基础和环境。人们说，朱鎔基总理个人可能做到了清廉，但是其公子朱云来却是中国依靠国家和特权、官倒和帮派而成就的名符其实的亿万富翁!朱鎔基总理当年就有不循照旧规，内举不避嫌，重用其班底的美名，不仅在其主管的金融领域，更影响着海外金融机构。　　综观中国历史和当前，恐怕没有一个领导人有朱鎔基总理般的高瞻远瞩并顾及实际，不仅确保其班底长期掌控中国金融和财政大权，并且构筑百年大计使得其班底能够实际拥戴幼主，长期保持实权和共享利益。朱鎔基总理深明现代治国最重要的是掌握金融和财权的道理。就这一点相比起来，毛、邓、江、胡，无一有朱鎔基总理的谋略和务实。朱鎔基总理当年所用之人，虽然丑闻不断，折将不少，如爱将朱小华、王雪冰等被捕于朱鎔基总理任内，但仍然是前仆后继，硕果多存，其班底不仅在本届政府仍然执掌金融和经济要津，而且极可能会延续下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邓小平可能完成了隔代任命政治领导人，但是朱鎔基总理却是实现了隔代乃至多代掌控金融和经济权力的宏伟大志。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核心人员，分别控制着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命脉部门和要害岗位，并且涉及到外国的机构。这些部门和机构包括：　　1，掌管着至少2000亿美元规模，最有能力投资海外的中国投资公司(中投公司)，实际掌握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决策权。　　2，对中国所有的重要金融机构实行控股和参股，并直接控制着中国的金融业包括银行业所有重要实体的中投公司下属的中央汇金公司(中央汇金)，实际掌握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决策权、人事任免和话语权，进而直接影响银行系统的运作。　　3，由朱云来作为个人企业来掌控的，在朱鎔基总理任内特批设立并获得所有经营特许，占有通过建行出面的国家出资，与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和个别香港人士构筑了战略利益关系，有着便捷资金出入推出机制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　　4，在中国长期投机，包括从中国各类企业收取上亿美元费用、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吞云吐雾、去年将中投几十亿美元投资化为泡沫、并且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中又企图设计诓骗中投公司为其买单、作为中金公司外方股东的摩根士丹利及其为代表的外国投机机构。　　5，由周小川掌控的中国人民银行(人总行)操持着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国家外汇的投资，包括附和美国利益和压力让人民币快速增值，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在美元不断贬值之时，让中国持有巨额面临贬值的美国国债。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包括：　　1、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是朱鎔基总理在上海时就重用，并且在退出总理位置之前专门安排去财政部“盯着钱袋子”的嫡系。中投公司依赖国家的外汇储备，不仅是中国最大投资者，而且是世界最大的主权基金之一。西方评价他是中国最有权势之人、对中国改革最具贡献之人。　　2、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当年由朱鎔基总理跨过正常程序，由王雪冰手下的子公司负责人一举提拔到证监会当副部级副主席。虽然各种告状信一箩筐，涉及他超生(至少3个)超婚(至少2次)、生活作风、经济犯罪等，但却能得到该利益集团的搭救和重用，屡屡化险为夷。　　3、境外人士如摩根士丹利中国区主席孙玮女士和因丑闻而下台的香港前财长、目前担任美国黑石集团(黑石)中国区主席的梁锦松等。他们合伙安排中投公司以总计80多亿美元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逆时入资，使国家损失过半。对黑石的投资是孙玮代表摩根士丹利作为财务顾问、朱云来从中牵线搭桥、梁锦松名义上得到功劳和好处、中投公司(并先前的中央汇金)楼继伟、周小川、高西庆和汪健熙共同搞定的。对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投资损失也是同样由这几个人以相同的手法密谋定案的。　　4、朱鎔基总理的前秘书李剑阁，目前担任着中央汇金副董事长，同时还担任着朱云来当总经理的中金公司的董事长，年收入以千万计。　　5、人总行行长周小川，在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屡败屡战，应当对中国证券市场和货币政策近年来的重大失误承担责任，他与美国财长保尔森等遥相呼应，强买美国国债，强逼人民币升值，强把中国直接牢牢绑在美国经济战车上，使中国失去应对自由度。周小川也是由朱鎔基总理主要提拔，自六四流亡海外归来后，几年之内，即被安排担任中行副行长、建行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直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6、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从小与周小川同院长大的玩伴，虽然劣迹癍癍，却一直就受到周兄弟般的关照，一直带着到中国银行、证监会、到建行、担任中央汇金副董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后传给李剑阁)、担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国内外市场上广泛认为，这些天之骄子，哪里有钱上哪里，哪里热门到哪里，哪里有权在哪里。　　 7、众心捧月的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是这一利益集团的核心。朱云来在朱鎔基总理任内转行到金融领域，在美国的无名大学短暂留学镀金后，由美国一家投资银行最低层次的职员，在九十年代后期一举被安排成为中金公司的总经理。　　中金公司的背景是建行、摩根士丹利以及香港查史美伦家族作为股东，在中国特批的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当时中金公司的董事长是后来被判刑的建行行长并曾任中行行长的王雪冰，中金公司的董事包括摩根士丹利的总裁、现今仍然担任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晋桁，此人去年在摩根士丹利走下坡路时从中投公司拿走中国56亿美元，目前已经亏损过半。港人史美伦当时被朱鎔基总理直接任命为中国证监会副部长级副主席，在中国证券市场引起广泛争议，留下长远隐患，后来不得不黯然挂冠离去。　　二、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基础和核心在于小集团利益均沾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节、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其组织之严密，运作之顺畅，古今中外，难有其上者。　　 1、长期经营、盘根错结。该利益集团起始于九十年代初，历经两届政府，横跨近二十年，并且强劲不衰，大有继续传呈之势。当年朱鎔基总理以副总理之名掌总理之权，进而担纲总理之位，前后达七、八年之久，牢牢掌控金融和经济各口，使其能够广猎班底，遍插亲信，充分锻炼，羽翼丰满。其它派系的后备干部，难以有机会真正涉猎金融财经实务，造成直到今天也只能经验断代，隔靴搔痒，望洋兴叹。朱鎔基总理的班底，几乎都在其任内就实现了积累阅历，掌握经验，实现卡位的历程，确保能够在继任政府中担任重任。　　楼继伟在朱政府中，实现了由上海市政府局级，挂职到云南省副省长，到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过程。现在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也走了挂职云南省副省长的路子。高西庆在朱政府中，实现了由中银国际总裁，到证监会副主席，到社保理事会副理事长的过程。李剑阁在朱政府中，实现了从经贸委司长兼朱的兼职秘书，到证监会常务副主席的过程。周小川在朱政府中，实现了从中行副行长，到建行行长，到证监会主席的过程，为担任人民银行行长奠定了基础。朱云来在朱政府期间，则实现了从美国无名大学的普通留学生，到中国最重要的和当时唯一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总经理和实际掌控人的飞跃。　　要说朱鎔基总理“清廉”，看来还是需要事实来说话。该利益集团还相互盘根错节，相互依存。朱云来执掌中金公司十来年，几乎垄断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和国内的股票上市、企业融资、财务顾问的高端市场，其所得个人利益保守计算也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这完全是在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庇护之下非法取得的。在朱云来执掌和大肆利用中金公司大发其财的起始和大部分时间里，为父的是当朝总理，为子的是最大合资投资银行的总裁和实际控制人，靠的是吃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饭，发得是个人的亿万横财，并且没有任何回避和遮掩。　　事实情况还是，众多跨国公司、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老板到中国访问，都把会见朱云来（英文名字为Levin Zhu）视为最重要行程，以见到Levin为荣，而朱云来在国外的行程安排规格，不低于一个王子，搞得中国国不为国，相信从这些年朱云来的工作行程中不难找到相关答案。朱云来执掌和运营中金公司，获取几乎所有重要国内金融和海外涉华高端业务，并破例获取国内券商牌照时，高西庆和史美伦是证监会副主席、周小川是证监会主席。朱云来执掌和运营中金公司介入中投公司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海外投资时，楼继伟、高西庆和汪建熙是中投的决策人，而外方则是与他们私人关系密切的麦晋桁、孙玮和梁锦松。　　朱云来执掌中金公司总是由该小圈子的人为朱云来担任保驾护航的中金公司董事长，他们是：王雪冰(被判刑)、周小川、张恩照(被判刑)、汪建熙、和当前的李剑阁。该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成为一个真正的严密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入。业内外和海内外广大人士迫于这一利益集团的权力之压，只能敢怒不敢言，仰叹人家彼此抱团，利益攸关。　　 2、相互提携、内外呼应。该利益集团可能是所有政治经济组织中最能显得志同道合，相互提携且不大遮掩的。当年朱鎔基总理在涉及人事问题时，就往往独断专行力排众议。可能是由于共拥其主或利益相关之因，其班底都相当团结，相互照应。　　楼继伟在组建中投公司班子时，就力主排除其本身所出之财政部的力量，而强求安排其同属一伙的高西庆和汪建熙进入班子，实际集中了对中投公司的绝对控制，结果才会出现像黑石和摩根士丹利这样靠私人朋友做事，让国家蒙受巨额损失的重大投资失误。中投公司40亿美元入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所关联的J.C.Flowers私人直接投资基金，就指派周小川在当证监会主席时安排在证监会后又安排到建行的亲信宣昌能前去担任高管，又是自家人作自家的生意。　　当前中投公司又在全球招兵买马，提携亲信和知己，又是其建筑跨代班底结帮结派的佳机。周小川当证监会主席时，排挤异己，安排亲信，把他带到中国银行的高西庆和汪建熙分别安排当副主席和主席助理，港人史美伦当副主席，港人梁定邦当顾问，把中国的证券市场搞得乌烟瘴气，消极影响至今难以消除。　　周小川到人民银行当行长，继而当上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后，更是大肆培植个人势力，不仅直接插手商业银行的股改、上市、并购，而且亲自大肆安排自己的人，在银行上下引起了公愤。他把汪建熙安排成建银董事长兼中央汇金副董事长兼中金董事长，一时间成为举世无双的“三环董事长”。他把为其做尽坏事，飞扬跋扈，道德败坏和人称“人总行恶霸”的秘书李超短短几年里一路安排为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主任、发言人和行长助理。　　该利益集团的相互提携还是跨境跨国的。周小川等把在香港因为触犯法律和道德而被迫下台，以年轻的中国跳水皇后伏明霞为妻的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安排为交通银行董事，使其得以东山再起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中介中投公司投资于黑石，犯有诈骗、误导和传播虚假信息罪责之嫌。李剑阁的女儿就是由梁定邦亲自安排到美国最难进入的私立贵族学校留学。本身没有国内背景自己嫁给外国人的孙玮女士更是照顾一大批国内高官的子女，或就学，或进入摩根士丹利等投行，进行利益输送，其中就有已被双规的落入国内“情妇门”的前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的公子，换取了中石化的众多业务单子。难怪人们说，所谓前财长金人庆因之下台的李蔚的国内“情妇门”比起“国际情妇门”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该利益集团的网络远不是局限于国内，而是遍布全球各重要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其布局之广泛和严密，令人震惊。在美国追查其投资银行兴风作浪引发金融危机的犯罪行为的今天，着实有必要彻查该利益集团多年来主要通过境内外投资银行等机构进行利益输送、内外呼应的犯罪事实。众所周知，所有的金融、银行和投资业务，都是有一定比例的中介费用和成本的。在这些业务竞争的过程中，除非依靠明显的业务优势和综合效益取胜，否则一定会有灰色利益的输送，或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或是冠冕堂皇的权力关照，这是商业的基本规律。　　周小川在人民银行任内，在与保尔森唱双簧，让人民币快速升值造成中国经济内伤的同时，却在美元大幅贬值之时促使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达到近六千亿美元，造成中国政府和国民巨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造成中国不得不在美国金融危机之时为避免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的继续贬值，而不得已可能再行购买美国国债，造成“美国救市，中国买单”的被动局面。试问，美国国债的买卖和交易都是有中介交易的，中国政府是如何挑选和使用这些中介的？这一过程透明和清廉吗?楼继伟、高西庆、汪建熙等操持中投公司与孙玮、麦晋桁、梁锦松等在巨额亏损的美国黑石和摩根士丹利投资中的相互关系，超出一般的商业逻辑和投资规则。试问，他们相互间的利益如何?究竟谁遭受了损失?谁得到了好处? 　　摩根士丹利多年来在中国业务中，呼风唤雨，享尽特权，去年在自己走下坡路时能够让中投公司逆势投入巨资蒙受几十亿的损失，用国家的钱去救摩根士丹利董事会眼看就要罢免的麦晋桁，今年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关头还竟然在美国政府最后通牒摩根士丹利要么关门要么转业的关键时刻，差点让中投提高摩根士丹利已经遭损的投资比例，并且由高西庆和孙玮在美国进行了秘密谈判。试问，都是哪些人得到了好处?孙玮女士是否就是外面广为传说中的那种经济间谍?高西庆等人是否就是外面广为称之的那种金融买办? 　　 3、朝野相随、利益均沾。该利益集团的重要特点还在于其在体制内外遥相呼应，亦官亦商，定时换位，利益均沾，享尽体制内外的优势，当官赚钱两不误，更使得巨大个人利益国际化和形式上的合法化。　　人们说，该利益集团没有一个人不是隐形支持着一个或者几个境内外金融机构的运作并得利其中，就像贾府门前的狮子一样不干净。例如，李剑阁在体制内外的角色变换，成为年收入几千万人民币的中金公司董事长;高西庆在体制内外的进进出出，利益所得难以估价;汪建熙在机关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来回跳跃，由中金公司董事长变换为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游弋于名义收入和“投资收益”之间;港人梁锦松丑闻下台后凭借与国内的关系得到黑石投资和年薪几百万美元并加奖励;被称为可能是国际“情妇门”的摩根士丹利中国区主席孙玮多年来依靠中国“业务”收取了几千万美元的工资和奖金;朱云来实际上将国家持股的中金公司据为己有，每年个人收入上亿，十来年积累个人财富几十亿，尚不算其占有和隐藏的股份和资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朱云来单凭自己是朱鎔基总理的儿子，多年来掌握和控制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攫取巨额利益，成为中国金融和经济界一个高衙内式的恶霸的事实，将作为古今中外最大的官倒，载入史册，而朱鎔基总理也要避免因为纵容朱云来官倒而可能被当成中国历史上的高俅，严重影响他个人的声望，特别是国家的荣誉。　　更为重要的是，朱云来凭借朱鎔基总理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大鳄和官倒，将遗憾地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脚注，永远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的全体人民抹黑。中金公司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由建行代表国家持有大股，其余股东包括摩根士丹利投资和香港查史美伦家族等。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本不是学习金融和经济的，他放着环境保护本行专业不做，在美国的无名大学留学镀金后，由美国一家投资银行最低层次的职员，在九十年代末一举由后来被判刑的建行行长王雪冰经请示朱鎔基总理后，安排成为中金公司的总经理，实际掌控了这一国家投资的平台并据为己有。自此之后的十几年中，中金公司成为在中国享受最大特权、拿到最多投行业务、取得最多牌照、个人收入最高的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　　首先，朱云来一直把国家持有股份的中金公司作为个人公司来经营。早在近十年前，华尔街日报就有整版文章揭露说朱云来如何象黑社会老大一样把持中金公司，并把股权和资产偷偷摸摸往海外转移。　　第二、以拥护朱云来作为幼主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拱手将中金公司实际上转让给朱云来，并且保驾护航，分享利益，成为中国历来国有资产流失的最恶性和最典型的案例。中金公司的董事长由该利益集团与朱云来商定，由朱云来拍板，已经成为惯例。自朱云来以来的中金公司董事长分别是：王雪冰(被判刑)、周小川、张恩照(被判刑)、汪建熙、李剑阁。　　第三、其官倒性质造成了中国金融业的变相垄断，破坏了金融业的正常竞争机制，造成了以国企为主的广大客户企业不得已而支付垄断价格，其对中国金融秩序的破坏，对中国企业文化的糟蹋，对中国大众不满心理的压迫，进而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影响，难以估量。　　第四、朱云来数年来已经从中金公司攫取了巨额财富。美国投资银行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层无限的贪婪和巨额的报酬。中金公司就是以美国投资银行的模式建立的，在依靠父荫和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朱云来的中金公司拿到了中国涉外和国内投行、券商和财务顾问最多和最优厚的业务和收益。特别是中金公司一直采取比照外国同行的分配方式和规模，朱云来十来年从中金公司所得到的收益，已经达到数十亿元人民币。换言之，朱云来依靠官倒，用国家投入的平台做个人的生意，发个人的大财，并且披着合法的外衣，实乃旷世未闻。　　第五、朱云来一直在盘算和实施着将国家在中金的投入，以貌似合法的方式，例如个人持股激励、个人持有关联业务乃至最终上市，彻底归为己有。这种赤裸裸地瓜分国有资产，必须予以坚决制止和惩戒。　　国家用国有资产建立、用特批执照增值、用国企业务喂养的中金公司，如果让朱云来私有，将是最大犯罪和丑闻。在此过程中，朱云来与作为中金公司股东的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晋桁和中国区主席孙玮之间，就摩根士丹利所谓的自愿减持中金股份的勾结，如果放在朱云来与涉外利益集团有意或无意在投资黑石和摩根士丹利过程中使国家遭受巨大损失的背景中，其相互勾结就不难理解了。在美国都认定独立投资银行模式是当前金融危机的祸首之一而开始调查其管理层犯罪事实的今天，完全有必要争取主动，尽快彻查和取缔中金公司、彻查和惩治朱云来和该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种种犯罪行为、没收不法财产和所得。　　这就如同打老虎运动，惩处了这个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整个金融和经济界就会振奋，就有正气，就能立威! 否则中国金融和经济就会另有决策中心，中国金融危机的隐患就永远难以得到消除，胡温的和谐社会目标就难以真正服众和实现，社会的公信力也就长期得不到建立。　　综观中共历史，没有哪个领导人的子女能够有朱云来的胆识，能够公开傲视一切，高调巨额攫取利益，垄断市场破坏金融秩序，内外勾结损害国家安全。毛泽东不能、邓小平不能、江泽民和李鹏也只是在体制内根据孩子们的特长低调渐进地往前培养。胡温就更是循规蹈矩大气不出。父亲在前面当清廉的总理搞经济改革，儿子在后面掌控并试图将中国最大和最早的合资投资银行居为己有，做国家的生意，直接成为亿万富翁，旷世未闻，简直就是对国家的讽刺和对人民的嘲弄。　　三、涉外金融利益集团内外勾结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攫取巨大利益，破坏金融秩序，左右金融政策，损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的经济安全，影响政治社会安定。　　首先，他们攫取巨大利益，中饱私囊，个体和整体都成为中国改革过程中最大的收益者，将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最大定时炸弹。例如，他们操持国家购买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好处费是多少？他们合伙大量垄断企业上市的承销和顾问，好处费由多少？他们将大批银行贱卖给外国人，好处费有多少？他们逆势向海外投资于贬值企业，好处费有多少 ?人们都知道，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官倒是朱云来，最大的利益集团是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　　第二、他们破坏金融秩序，垄断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投资领域的高额和高端业务，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扭曲了市场价格，妨碍了资源配置，压制了市场人才，减低了市场效率，犯下了破坏国家金融、经济和市场秩序的严重罪行。　　第三、他们左右金融政策，内外勾结，掌控了中国的金融决策、货币政策、对外投资、金融机构，他们恃主傲人，以其他人包括其他领导人不懂金融和业务为名，独断专行，危害了正常决策程序。虽然当前中国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暂未受波及，但是他们要对中国经济的内伤和金融风险的隐患负责。　　第四、他们已经对国家利益造成了明显的和未知的巨大的损失，他们主导的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投资亏损、将国家外汇储备的巨大部分错误地购买美国国债实际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让国家大型金融机构以海外上市的名义贱卖给外国人等等，已经远远超过了决策失误，而是严重渎职。加上其内外勾结，利益输送，已经成为百恶不赦。　　第五、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其长期以来内外勾结，损害了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外汇政策、国企改革等重大决策，与外商一起损害国家现实和长期的经济利益，其性质就是里通外国。　　第六、他们长期掌控金融和经济，破坏了国家政治、组织和思想工作在金融和经济领域的正常开展，其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影响力，由于其国内外相勾结和掌握金融命脉，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比掌握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器都有效的权力，与中央存异心，欺上瞒下，干扰中央决策，短路政策实施，严重危害了中国政局的稳定和政府的运转。　　第七、在中国以稳定压倒一切，强调和谐社会，优先解决农民和工人疾苦问题的今天，如果不尽早和干净地剔除这块毒瘤，将有可能引起广泛民愤，使得国将难有宁日。上海乐团管弦乐队 - 共产党员.mp3;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69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三一重工其实输了美国官司？: 稻草 2014-11-20 20:06; 真相：三一重工其实输了美国官司 (2014-11-20 14:12:35) 标签：杂谈 2014年夏日，一桩“RALLS CORP”（罗尔斯公司）上诉案件，美国巡回法庭发回地区法院重审的决定，给中文媒体带来了久违的惊喜！这家公司是国内三一重工的美国分公司，所有的欢呼都是冲着它来的： “三一重工起诉奥巴马大获全胜！“三一重工史无前例告倒奥巴马政府“三一重工告倒奥巴马的意义深远。” 看得大家目不暇接，是炎黄子孙，就会血脉膨胀无比。恨不能定格这历史的瞬间，让节日般的兴奋延续永远。而当我们读到主流英文媒体对此案的报道时，心情陡然发生180度的变化。信手拈来几则英文报道的标题看看： “此案说明总统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权力至高无上”“此案告诫外国人在美国投资需要谨慎”“外国人收购、总统权力、国家安全，三者之间的平衡” 为了一探究竟，笔者翻阅了部分可以公开的法庭文件，基本了解了事实真相：案件背景：罗尔斯公司（即中文报道所指的国内三一重工美国分公司）由两个中国籍个人全资拥有，他们在美国收购了位于美国海军训练基地附近的风力发电场。根据美国法律，该项收购案需要经过美国外国投资管委会（CFI）审批后才可以成交。但罗尔斯在提交审批之前，就完成了收购。因此，CFI对该案的调查取证极为慎重，在法定时间内展开了一百六十八次调查，其中三十八次因罗尔斯的“撤出调查”而中断。 CFI通过调查和评估，认定此项目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并发布了临时禁止令。它可以公开的直接证据之一，就是罗尔斯树立在海军基地旁高矗入云的风力发电机群，危及海军航空兵例行的低空训练。美国总统奥巴马根据CFI的调查报告和决定，做出要求“撤资”的决定（“禁止令”）。面对这种情况，罗尔斯可以马上执行禁止令，撤资走人；也可以状告美国政府，申请财产保护，以拖延执行禁止令的时间。然而，后者是不明智的选择：首先，CFI是执行国家安全的特殊机构，它的调查报告涉及国防机密，因此法律规定它的决定不受司法裁判；其次，状告美国政府（总统），尤其涉及美国总统行使国家安全职责所作出的决定，毫无胜算。因为它只是个政治话题！美国法律界普遍接受“政治话题，必输无疑”的司法魔咒（death by 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罗尔斯决不会甘心情愿地去执行一个“令人汗颜”且“经济损失极大”的总统禁止令。正在万般无奈之时，罗尔斯的律师们灵机一动，提出了个出人意料、创意十足的诉讼理由：CFI侵犯了罗尔斯第五修正案“法定程序”（due process)的权利。于是，一场别致的“罗尔斯公司诉美国外国投资管委会（Ralls Corp v. CFIUS)”拉开了帷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为了防止政府权力滥用，危及百姓，规定了若干民权的保障措施。其中，“法定程序”就是指政府没有经过“法定程序”，不可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严防冤假错案的发生。这种维权诉讼对于保障百姓权利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罗尔斯案中，不管打不打官司，总统禁止令是一定要执行的。不同的是，打官司会拖延执行的时间，这样经济损失会更大。不过，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和逻辑。罗尔斯不按常理出牌的举措，把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们给“蒙住”了！不知所措的法官们大概认为，打官司总要争取点什么实际利益。但这个原告，不诉请改变“总统禁止令”（当然，诉请了也改变不了什么）；也不诉求政府要求赔偿（当然，政府赔偿在本案中也是不可能的）。这究竟是为了啥呢？笔者感到，这不仅是法律之争，也是文化的碰撞！这些法官们绝对想不到，中国人还有一种比利益更重要的东西--“面子”。有钱的中国人，不惜付出大价钱也要为“面子”一战。在常规案件中身经百战的法官们，面对罗尔斯的“怪招”无法淡定。在尴尬的煎熬中，几经挣扎，最终做出了“此案不予受理”的决定--“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不予受理的意见书里，法官一反思维缜密、逻辑严谨的常态，追求起面面俱到的完美，越看越感觉不像是美国法官思维方式的产物。拒绝受理的理由有二，第一，第五修正案的“法定程序，”CFI已经充分给与原告享受所有“程序”，比如告知原告此项收购需要政府审批方能成交。而且，CFI的决定所依据的证据材料，都是原告主动提供的。（注意：这种法律争执焦点的结论性法庭陈述应该发生在案件审理之后，而不应出现在法庭审理之前，更不应作为拒绝受理的理由。）第二，地区法院还接受了CFI的意见，即原告应当知道，他们进行的收购必须得到CFI和美国总统批准，方能成交。在审批前就成交，这种“先斩后奏”等于自我放弃了“法定程序”的权利。你要我来保护你没有的东西，这该如何是好？（事实上，法律并没有规定应在什么时候提交审批，只是几乎没有像罗尔斯这样的投资商敢冒如此巨大的风险“先斩后奏”。显然，该主观臆断、缺乏法律依据的陈述只是“人性推理”，不能形成日后同类案件引用的“法律观点”。咱中国人玩得就是这种“财大气粗”！）果不出其然，当罗尔斯将地区法院的决定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法庭后，上诉法庭迅速推翻了地区法院的所有“拒绝受理案件的理由”，并发回重审。第一，CFI有侵犯原告罗尔斯“法定程序”权利的嫌疑，至少给罗尔斯提出反驳意见的机会不够，罗尔斯应享有的所有法定程序，直至把应享受的“程序”发挥到极致：联邦最高法院。第二，上诉法院驳斥了CFI“自动放弃权利”说法，指出法律并没有规定审查前，禁止外国人收购行为。因此，罗尔斯在审查前就成交了收购，并不意味它自行放弃“法定程序”的权利。而正是由于罗尔斯“事先”的收购，使其“财产权”形成事实，进而成为这起诉讼的法律依据。第三，上诉法院还附和罗尔斯的申辩，“法定程序”仅仅给当事人机会去反驳是不够的，还应该将那些可以公开的证据提交给当事人，给其挑战这些证据的机会。最后，明显是为了罗尔斯的官司一直打下去，直至打到最高法院，让其享受到美国最高规格的“法定程序”的权利，上诉法院还帮助罗尔斯解决了本案最大的法律障碍：无效诉讼（无效当事人或无效议题）（Mootness)。有趣的是，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一致认为把CFI列为唯一被告，在法律上毫无意义，即构成无效诉讼。因为，有效期为90天的CFI的临时禁令，被总统禁止令所替代后，就废止了。换言之，这之后发生任何问题都与CFI无关。因此，把它作为被告，纯属摆设，毫无法律意义。然而，上诉法院接纳了罗尔斯的辩解：他们还将在全美各地收购风力发电场，难免还要与CFI打交道，并采纳了罗尔斯辩解的法律依据，无效诉讼唯一的例外--重复的行为或事件（capableof repetition yet evading review)，认为CFI临时禁止令的有效期90天太短，应该延长到给像罗尔斯这样外国投资人足够的时间，可以把类似的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法律分析人士认为，联邦上诉法院之所以极力推动这样一个结果毫无悬念的司法案件，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一是“民告官”的案件，法院有责任监督政府是否滥用权力，并确保百姓的权利免遭侵害。二，外国投资领域里的第五修正案的司法实践少之又少，应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三，国家安全领域对于大多数法官来说很陌生，法官希望多加了解。主审法官有分享不公开机密材料的特权，并可借此来加强审理此类案件的分析判断能力。然而，也有法律专家指出，联邦上诉法院的上述考虑或许多余，因为被告CFI是此案的最大获利者，他们将根据此案查找法律规则上的漏洞，以修法来填补这些漏洞，不给那些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有可乘之隙。此举将有可能完全杜绝这方面诉讼案件的发生。兴奋了，促进血液循环有利健康，已经足够！不必为兴奋的理由而懊悔。;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30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毛泽东与尼克松总统的秘密会谈内容: 热度 3 稻草 2014-8-21 18:03; 原载《中国人》2008年第1期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这是中美两国非正常化情况下的第一次元首级访问。当天下午，毛主席在寓所会见了尼克松。按照双方事前约定，此次会谈内容禁止外泄。会谈结束后，中方将会谈记录作为绝密文件，美方也将其列为白宫绝密，保存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知之者甚少。1990年代美国解密了这次中美元首会谈的内容。白宫1972年2月21日绝密/高度敏感件/仅限目视会谈备忘录　　参加者：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王海蓉，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唐闻生，翻译　　尼克松总统；亨利·A·基辛格，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温斯顿·洛德，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记录员）　　日期与时间：　1972年2月21日　，星期一，下午2：50—3：55 　　地点：北京，毛泽东寓所　　（会谈在宾主互致问候中开始，毛泽东主席欢迎尼克松总统的到来，尼克松总统表示他非常高兴与主席会晤。　　尼克松总统：你读过很多书。总理说你读的书比他多。　　毛主席：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中国人笑）　　尼克松总统：我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主席：（手指基辛格博士）他是个哲学博士？　　尼克松总统：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主席：今天请他做主讲人如何？　　尼克松总统：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辛格：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毛主席：我的那些东西没什么。我写的东西里面没什么教育意义。（望着摄影师们）现在他们想干扰我们的会谈，我们这儿的秩序。　　尼克松总统：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毛主席：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你见到啦？　　尼克松总统：蒋介石把主席称为共匪。主席怎么称呼蒋介石？　　周总理：我们一般称他们为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他们也回敬我们为匪。不管如何，我们是互相对骂罢了。　　毛主席：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历史比你跟他做朋友的历史长得多。　　尼克松总统：是的，我知道。　　毛主席：我和你只讨论哲学问题　　毛主席：我们两个不要垄断整个谈话。不让基辛格博士说说不行。你跑中国已经跑出了名嘛。　　基辛格：是总统确定方向，决定方案。　　尼克松总统：他这么讲，说明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助手。（毛和周笑）　　毛主席：他在夸你，说你这样做很聪明。　　尼克松总统：他看起来不像一个特工人员。他是唯一有本事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却没人知道的人，可能有两三个漂亮姑娘除外。（周大笑）　　基辛格：她们可不知道。我是用来做掩护的。　　毛主席：在巴黎？　　尼克松总统：利用漂亮姑娘做掩护的人，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　　毛主席：所以，你们的姑娘常常被用来做掩护喽？　　尼克松总统：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做掩护，我可就有大麻烦啦。　　周总理：（大笑）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基辛格大笑）基辛格博士不竞选总统，因为他不是美国出生的公民。　　基辛格：唐小姐有资格当美国总统。　　尼克松总统：那她将是第一位女总统。我们有了候选人了。　　毛主席：如果有这样的候选人，可就很危险了。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们打交道。　　尼克松总统：我们理解。我们希望我们不使你们面对那样的问题。　　毛主席：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讨论。我和你只讨论哲学问题。就是说，你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这里有个美国人叫弗兰柯，在贵国尚处混战，就是你上次竞选的时候，他写了篇文章，说你会当选。我很欣赏那篇文章。但现在他反对你的访问。　　尼克松总统：主席投我一票，是投给了两个坏人里面好一点的一个。　　毛主席：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那位首相（爱德华）希思也是右派。　　尼克松总统：戴高乐将军也是。　　毛主席：戴高乐是另一回事。他们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比较喜欢这些右派当政。　　尼克松总统：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至少现在，那些右派能做那些左派只在嘴上说说的事情。　　基辛格：那些左派是亲苏的，不鼓励向人民共和国靠拢，实际上正是基于这些立场他们才批评你。　　毛主席：就是嘛。有些人在反对你。我们国内也有个反动集团反对我们跟你们来往。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国外去了。　　周总理：也许你们知道这件事。　　毛主席：全世界就美国的情报比较准确，其次是日本。至于苏联，他们就在那里挖尸，但什么都不说。　　周总理：在外蒙古。　　尼克松总统：最近在印度—巴基斯坦危机中，我们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美国的左派非常严厉地批评我不站在印度一边。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亲印度，另一个他们亲苏联。我认为，着眼于更大情势是重要的。不能让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去吞并邻国。这让我付出了政治代价——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做得对——历史会证明我这样做是对的。　　毛主席：提个建议，你少发点简报好不好？　　毛主席：提个建议，只是建议，你少发点简报好不好？（总统指着基辛格博士和周大笑）如果你把我们谈的这些，我们讨论的哲学，向其他人通报，你认为好吗？　　尼克松总统：主席可以放心，我们所讨论的一切，或者我与总理所讨论的一切，统统不会泄露。这是进行最高层会谈的唯一办法。　　毛主席：那就好。　　尼克松总统：我希望同总理，稍后也和主席讨论台湾、越南和朝鲜问题。我还希望讨论关于日本的未来，次大陆的未来，印度将起到什么作用；还有，讨论美苏关系的未来。因为只有放眼全世界，我们才能对近在眼前和迫切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　　毛主席：所有那些麻烦的问题我不想再深谈。我看你的题目更好——哲学问题。　　尼克松总统：有意思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赞成我们此次会晤，但苏联、印度不赞成，日本表示有疑虑。我们必须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同时决定我们应如何发展我们应对世界的政策，而不是诸如朝鲜、越南、台湾这样眼前的问题。　　毛主席：对，我赞成。　　尼克松总统：比如说，我们必须问自己，苏联为什么向贵国边界部署的兵力比向西欧边界部署的兵力多？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对此存在分歧，那么，是让日本中立和全无防卫更好？还是让它在一个时期内同美国具有一些关系更好？我现在讲的属于哲学范畴，问题在于，在国际关系领域没有好的选择。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会被填补。例如，总理指出，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问题是你们面临何种危险，是美国侵略还是苏联侵略的危险？有困难，但必须讨论。　　毛主席：来自美国侵略的问题，或者来自中国侵略的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国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些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因此，我们两国间的状态很奇怪，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我们开始打乒乓球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也不到两年。我们这边办事也有官僚主义。比如，你们想搞人员往来、贸易。我们就是死不肯，坚持解决不了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我自己也这么坚持过。后来我看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起了乒乓球。总理说这也是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的事。　　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那时，我们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们交往。他说要比较一下约翰逊总统或尼克松总统哪个更好。但是叶海亚说这两个人没法比。他说一个像土匪——指约翰逊总统。我不知他从哪儿得到那么个印象。我们也不太喜欢他。我们不太喜欢你们前几任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　　这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当总统。那时，你们可能也没想通。　　周总理：主要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政策。　　毛主席：之前他（周）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事。　　尼克松总统：但是他们（朝着周总理和基辛格博士）握了手。（周笑）　　尼克松：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毛主席：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博士？　　基辛格：主席先生，世界形势在那个时期也已发生急剧变化。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原以为所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都千篇一律。直到总统当政，我们才理解中国革命的不同性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革命道路。　　尼克松总统：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所持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同意的。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是我们对世界新的形势有了一个认识，而我方认识到，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我们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点我认为可以实话实说——我们存在分歧的原因。总理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些分歧。　　我还想说的是——审视两个大国，美国与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我想你们也知道，美国对中国的领土没有企图。我们知道中国不想统治美国。我们相信你们也认识到美国不想统治世界。另外——也许你们不相信，但我相信——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都不想主宰世界。因为我们就这两个问题上持相同态度，我们不威胁彼此的领土。　　因此，尽管存在分歧，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共同的立场，来建立一个双方都可以在自己的道路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安全发展的世界构架。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则谈不到这一点。　　毛主席：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　　尼克松总统：我们不威胁任何国家。　　毛主席：就你个人来说，可能不在打倒之列。　　毛主席：（向周核对时间）你看今天我们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尼克松总统：是的。我想在结束时说，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和总理冒了很大风险邀请我们到这里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但是，我读了主席的一些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个一旦机会来临就能看到的人，也知道你一定要“只争朝夕”。　　就个人而论，我还想说——这也是对你，总理先生你说的——你们并不了解我，因此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将会发现，我从来不说我不能做到的事情。我总是做的比说的多。在此基础上，我希望同主席，当然还有总理，做坦率地谈话。　　毛主席：（指着基辛格博士）“只争朝夕”的是他。我想，大概我像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周笑）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到帝、修、反，建立社会主义”这些话。　　尼克松总统：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主席：但就你个人来说，可能你不在打倒之列。他（基辛格博士）也不在。如果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克松总统：主席先生，主席的一生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你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　　我的背景，不那么为人所知。我也出身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并登上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的顶峰。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问题是，我们的哲学不同，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不仅有益于中美两国，也在今后的岁月中有益于全世界。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　　毛主席：你的书，《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尼克松总统：他（毛）读的书太多。　　毛主席：太少。我对美国了解不多。我要请你派一些老师来，主要是历史和地理老师。　　尼克松总统：好哇，太好了。　　毛主席：我对埃德加·斯诺先生就是这么说的，这位记者在几天前去世了。　　尼克松总统：真是令人遗憾。　　毛主席：是啊，非常遗憾。　　我们谈得成也行，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人们会说话的。如果我们第一次没谈成，那么人们就会议论，为什么我们第一次没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如果第二次我们谈成了，他们怎么说呀？　　（根据中方的记录，当双方起身结束谈话的时候，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没有回应，只是说：“我就不送你了。”）;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4235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爱国法案是国家的立身之本: 热度 1 稻草 2014-2-16 20:05; 当军队没有被取消以前，爱国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基本内涵。国家的存在，让国家法律得以存在。依法治国，自然要体现国家的爱国精神，或者说爱国法案的确立，就成为了国家的立身之本。　　2001年小布什颁布《美国爱国法案》，十年后的2011年奥巴马再次签署《美国爱国者法案》。《美国爱国者法案》规定，只要法官“合理地相信”一个人有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无论对方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在没有任何法律证据的情况下加以逮捕，如果拒捕则可以格杀勿论。把“美奸行为”纳入恐怖主义范畴的最大作用，就是在打击损害国家利益的“美奸行为”方面，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程序的制约。俄罗斯国家杜马2012年10月23日，仅仅经过5分钟辩论后就二读、三读以375票赞成、2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叛国罪修正案”，扩大了“叛国罪”、“间谍罪”和“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的界定范围，俄罗斯《叛国罪法案》再次被签署。统一俄罗斯党、俄共及自由民主党都投了赞成票，只有公正俄罗斯党投了反对票。新法案规定，如果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将被罚款20万－50万卢布，判处4年监禁；如果使用暴力获取机密，将被判处3－8年监禁。法案得到俄联邦安全局的强力支持，他们认为，一些国际组织经常以此为掩护在俄从事间谍活动。中国1982年《宪法》废除“镇压叛国罪和惩办卖国贼”条款。中国要想建设法制国家，没有爱国法案，是不可能实现的。;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4136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彭光谦少将新华网专访：谁是转基因利益链获益者？在掩盖什么？(转载) ...: 炎黄之子 2014-1-16 18:21; 新华网北京8月26日电(记者李保东)《环球时报》21日发表《八问主粮转基因化》的署名文章，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广大民众对大规模引进转基因农作物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十分担忧。为此新华网专访了文章作者、中国国家安全论坛副秘书长、战略问题专家彭光谦将军。　　新华网：你在文章中说，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能否就此做进一步阐述？　　彭光谦:我并不笼统反对转基因研究，我反对的是盲目引进、扩散转基因，特别是强烈反对主粮转基因化。转基因工程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我们开展研究、试验，以充分认识其内在规律，趋利避害,使其为人类服务是必要的。但是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正如核技术,处置得当，它可以造福人类,一旦失控,它也可以毁灭人类。细菌研究是科学，但用活人做细菌实验,则是日本731部队灭绝人性的罪恶行径。由于转基因打破千万年来形成的物种纵向遗传，强行实行基因跨物种横向转移，这里既可能蕴含新的机遇，也很可能潜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生态风险、社会风险乃至道德风险。在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远未得到确认，世界各国对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无不严加限制，欧盟甚至实行“零容忍”的情况下,唯独中国却急不可耐地发放“安全证”，盲目地大面积引进和推广，这是十分令人费解的。　　新华网:国际科技界对转基因有不同的看法吗？　　彭光谦:国际科技界对转基因是十分慎重的。近年来,已有许多严肃的科学家经过大量实验，证实转基因食品与肿瘤、不孕不育、胚胎异常等数十种疾病的高度相关性。仅草甘膦一项,据研究，0·000169微克/L浓度的草甘膦，即具有致癌作用。而美国孟山都公司转基因农作物残留的除草剂有效成分草甘膦含量高达20毫克/L(1毫克=1000微克)。早在2000 年, 全球828位科学家就向各国政府紧急呼吁,叫停转基因，指出转基因作物违反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使我们的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2006年，400名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专家经过6年研究,结论是转基因不适用于全球的农业发展。对这些已经揭示的灾难性后果和科学家们的一再警告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进行过严肃的分析,客观的评估，科学的论证?我们匆忙引进的科学依据何在?既然有人如此热衷于引进转基因，为什么不先在自己的机关食堂和幼儿园进行转基因食品试点,而要把13亿人民当作小白鼠呢? 　　新华网:这里存在一个利益链吗？　　彭光谦:西方有关转基因公司为了打开中国大门，在中国进行了什么样的公关活动，化了多少代价，目前我们不得而知。仅“十二五”期间,我国有关部门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拨款高达创纪录的300亿元,这是同期常规育种经费1.8亿的166倍。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全国农业科研部门对转基因项目趋之若鹜，形成一边倒的态势。支持转基因就有课题、有经费、有名、有利;不支持转基因就无课题、无经费,甚至遭到打压、威胁。中国毕竟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农业大国，保护、发展、提升中国的生态农业水平,是实现民族繁荣富强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关部门如此厚此薄彼，扶洋抑中，爱憎分明。　　新华网:美国积极向中国倾销转基因，这是为什么？　　彭光谦:对外进行高新科技封锁，特别是对中国进行高新科技封锁几乎是美国长期的基本国策。惟独转基因技术是个例外。不仅孟山都和杜邦公司这样的利益集团异乎寻常地慷慨,不遗余力地向中国倾销转基因农产品，而且连美国总统都不顾国际礼仪，赤膊上阵,亲自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取消实验期,接受美国转基因农产品。难道我们不应该想一想,这种反常的态度里面究竟有什么蹊跷?这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 　　新华网:难道我们有关部门一点也没觉察到其中的奥妙吗？　　彭光谦:本来我国的主管部门理应是人民可以信赖的安全卫士。但是，令人不解的是,2007年7月卫生部门实施《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竟故意删除、放弃2002年《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第五条“食用安全性和营养质量不得低于对应的原有食品”强制性底线要求，公开撤除安全防线，为转基因食品大开方便之门。最近还对“农民养殖种植转基因动植物”“农业转基因生物过境转移”放开行政审批。转基因水稻多年来从华中农业大学非法散布至华东华中各地，至今未见任何人出来制止。然而当美国杜邦先锋公司的转基因玉米“先玉335”冒充杂交品种之名在中国大规模扩散，造成严重生态恶果，我国环保部门调查证实“先玉 335”确是转基因玉米后，某主管部门不但不采取措施惩罚和遏制此违法扩散，反而替其掩饰真相,压制环保部门公布此重要信息。我真想不出来他们这样做的理由。　　新华网:有人说,在中国极力搞转基因的，背景似乎不单纯，是这样的吗？　　彭光谦:这并非空穴来风。有资料显示,中国转基因的积极推动者不少有美国资金和机构培养的背景，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里的基因专家不少在销售转基因种子的公司都有兼职。更为离奇的是,中国积极推动转基因的某部门负责人，竟然同时兼任美国转基因大公司美国杜邦公司的顾问。这里不仅存在一个隐隐约约的利益链，而且是违反从政道德,违反《公务员法》，为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　　新华网:转基因食品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影响吗？　　彭光谦:西方转基因大国，无论怎么搞,有一条红线他是决不跨过的,那就是坚守决不对自己主粮搞转基因的底线。但是他们却把拿下中国主粮转基因作为他们最终战略目标。在大豆、大米、玉米等主粮上，短短几年他们已经得手。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非法种植转基因玉米和大米已达6000多万亩。作为大豆原产地的中国，大豆自给自足已成历史。全世界60%多的转基因大豆涌向中国。美国对中国出口转基因大豆,1996年111万吨, 2012年已高达5838万吨，价值130亿美元，16年增长50多倍。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大豆油已占据中国80%以上的市场。在老百姓不知情的情况下, 转基因大豆油已悄悄统治了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今天,中国老百姓吃的大豆油基本上都是转基因大豆油,中国餐馆里用的大豆油也基本上都是转基因大豆油。中国是少有的对西方转基因农产品不设防的国家,是少有的未经实验就大量进口西方转基因农产品的国家，是少有的敢于对自己的主粮搞转基因的国家。民以食为天。且不说转基因对人体健康潜在的巨大危害，也不说西方从贩卖转基因农产品中卷走中国巨额银两,中国怎么能把13亿人吃饭这样天大的问题任交别人控制?一旦形成垄断，如果西方像在阿根廷做的一样,无限抬高粮价,我们还吃得起吗?一旦天下有变,西方切断我们的粮食供应,13亿人吃什么?中国粮食安全底线在哪里? 　　新华网:你提出建立中国的“生物国防”，意义何在? 　　彭光谦:新中国成立以来，事实已经证明任何敌人都不可能用武力征服我们。然而，那种杀人不见血的生物武器和意识形态渗透等则有可能使我们丧失警惕。美国军方曾提出“新型生物战剂可以作为战略武器针对敌国平民人口长期施用并达到使目标人口绝育、致癌、健康退化的后果”。转基因作物恰恰有可能成为这种武器。巧合的是,如今向中国大肆推销转基因农产品的孟山都公司正是当年生产投向越南战场的橙剂生产商。当年西方对中国倾销鸦片,弄得“国无可用之兵,库无可用之银 ”。转基因作物如果不幸成为一种战略武器, 带来的后果将远远超过鸦片战争,它毒害的不只是一两代人，而是种族灭绝之祸。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早在10多年前,西方转基因大国就精心制订了“生物国防”的战略计划,2011年,此计划拨款达612亿美元。在严酷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决不能过于天真。否则，一旦酿成民族灾难,就悔之晚矣!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个战,不仅仅是导弹核武器,更为危险的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的国防的内涵应当进一步拓展，应当尽快启动中国自己的 “生物国防”计划。保卫中国,保卫中华民族，此其时矣!; 个人分类: zt|491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袁隆平的成果在文革期间获主要进展: 稻草 2014-1-8 23:44; 前面讲到，每当受到嘉奖和表彰时，钱学森总会想起与他共同奋斗过的工农大众——那绝不是他“过度谦虚、哗众取宠”，而是因为他尊重历史和现实，即脑力劳动知识分子如果脱离工农大众、如果脱离集体协作，那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做出贡献。钱学森懂得这个道理，但有些知识分子就根本不懂，包括某些有过贡献的知识分子，在获得领导人吹捧后就忘记了工农大众——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现在只以著名的袁隆平院士“受表彰”一事为例：他因为做出过重大贡献而获我国首届最高科技奖——但官媒表彰袁隆平院士的大批宣传材料，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关键时刻帮助过他的工农大众全部抛到了脑后(注意：笔者是谈“应该如何表彰”问题，而丝毫不意味着袁隆平院士本人忘记了工农。尤其是，袁隆平院士以前不宜公开反对转基因，最近应邀参加明确反对转基因的“第十二届国家安全论坛”，令人尊敬)。　　理论贡献和首倡功劳　　背景一：袁隆平在1949年8月至1953年7月就读四年制的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是新中国所培养的第一批本科大学生。毕业后，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长期在湖南省安江农校(1967年前后曾一度更名黔阳地区农校)任教，到了1985年又被该校聘为名誉校长。袁隆平在杂交水稻方面的研究工作、甚至推广工作，几乎都是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完成的，因此也可以说几乎都是在他于湖南省安江农校任教期间完成的。　　背景二：袁隆平的主要贡献是依据三系法理论培育出了高产杂交水稻品种。该理论是美国学者希尔斯(Sears, E.R.)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1987年后，袁隆平已无突出新成果，但在主持863项目中曾建议根据二系法理论开展一步的育种研究，其中二系法理论是美国学者爱德华生(Edwardson, J.R.)五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袁隆平搞的不是理论研究，而是大规模的田野科学育种实验和研究。和钱学森的军事科研相比，袁隆平的科学育种研究必然更需要大量的农民协作配合，更需要发挥集体的智慧。　　袁隆平在1960年至1966年进行“三系法”中雄性不育系初步研究，包括60年7月发现“鹤立鸡群”株，61年发现“天然杂交稻”株，64年找到一例奇异的“天然雄性不育株”，65年7月又找到5例不育株，再经两年春播与翻秋，有4株繁殖了一至二代。袁隆平1966年2月28日在中科院主编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这类研究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因系学术论文，广大民众对袁隆平尚一无所闻。　　文革期间获主要进展　　最关键的进展是李必湖和冯克珊于1970年11月23日独立地发现了“野败”——因为袁隆平小组以后主要是围绕“野败”实验和研究育种的。李必湖1964年就加入袁隆平小组，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冯克珊是海南岛南红农场技术员。也许袁隆平事先給过指导，但官媒宣传资料几乎都不提及这两位功臣的名字，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袁隆平研究小组之所以能在文革中获得巨大进展，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遇到了“伯乐”，即当时主政湖南的华国锋，曾广泛发动群众給予支持。华国锋指示：　　“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广泛发动群众性科研力量，合力把它搞成功”。(见《百度名片》袁隆平词条) 　　继获华国锋支持之后，袁隆平研究小组又在1972年3月获得国家科委的支持，全国10多个省、市的30多个科研单位协作攻关，用了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转育的试验，扩大了选择概率，加快了三系配套进程。这才有了袁隆平成功选育“不育系二九南1号”的成绩。在此基础之上，袁隆平小组于1974年育成了“南优2号”，1974、1975两年小规模试种。到了1975年12月，恰好他们的“伯乐”华国锋在中央工作，指示要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来支持推广他们的杂交水稻。农业部还主持了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加速推广杂交水稻。这才有了数以万计的制种大军云集海南，大规模地成功制种3.3万亩;然后才有了1976年在全国推广杂交水稻208万亩的大规模实验，增产幅度普遍达到20%以上。　　文革结束后没啥突破　　虽然在文革结束后又继续扩大了育种和推广的面积，但袁隆平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显然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的，而那时又主要依靠集体研究、协作攻关、工农参与。但所有的宣传资料全部都有意地回避了“文革”、“集体”和“工农”，为什么?因为这些词汇，与官方的“文革中四人帮破坏杂交水稻”宣传相矛盾。　　关于袁隆平的事迹，《百度名片》还比一般官媒宣传资料更客观些。《名片》列出文革后1978年至1999年间共65项事件，其中只有两项属研究工作，其余全部都是讲课、报告、获奖、晋升、受聘、出国等等，以及袁隆平到1999年开始办公司了。　　这两项研究工作分别是1986年的杂交早稻新组合威优49、以及1987年7月16日李必湖的助手邓华风找到了一株奇异的光敏核不育水稻，于次年培育成光敏核不育系。但至今未见这两项成果被大规模推广的报道，也许因为人民公社都已解散，也许因为袁隆平担任863项目主持人后，转由其他人主持二系法的光敏核不育系研究了。　　袁隆平和育种群英们　　事实上除袁隆平外，新中国还有一个水稻育种群英谱，袁隆平是六十年代出成果、七十年代成功的。新中国之所以能在70年代中后期突破性地解决吃饭问题，其关键原因是1956-58年《八字宪法》发动了群众性育种的积极性，到1970年代中后期开花结果了。袁隆平1960年发现“鹤立鸡群”株也恰在《八字宪法》之后(有报道说袁隆平因看到困难时期缺粮才立志研究杂交水稻，纯属胡编乱造：袁隆平作为农学系出身的农校教员，肯定在《八字宪法》发动群众性育种研究时就开始动脑筋了)。而且袁隆平现在办公司的基础，恰恰就是袁隆平小组在毛泽东时代的职务发明。　　网上广泛地流传着历数大批育种专家的文章(如见http://bbs.tianya.cn/post-free-1443955-4.shtml)，至今未见任何人反驳。以下仅是其中一小段：　　“中国杂交水稻的真正奠基人，南有黄耀祥，北有李贞生。1958年，广东著名水稻育种家黄耀祥就育成了中国第一个矮秆杂交籼稻品种‘广场矮’，堪称世界首创。比后来在国际上曾经轰动一时，由设置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66年才育成的、被称为奇迹稻的‘IR8号’早了数年。当时袁隆平在教农校，还没有机会观察到杂交水稻。至60年代中期，广东省基本实现了早稻品种矮秆化，大面积亩产由过去的250公斤左右提高到350-400公斤，一举改变了广东省传统的“早四晚六”(指双季稻产量早稻占四成，晚稻占六成)的早稻低产面貌。与此同时，矮秆水稻迅速向中国南方各省扩展，至1965年全国矮秆品种植面积达到2400多万亩，每亩产量提高50公斤以上。70年代中期，矮秆品种在全国年种植面积最高达1.5亿亩……”注意：袁隆平小组是70年代中期培育出骨干品种南优2号的。　　但是，黄耀祥和李贞生没有袁隆平小组幸运，他们没能遇到自己的“华国锋”。　　袁隆平宣扬成功公式　　几乎所有官媒(甚至非官媒)的宣传材料，都一致地引用这一行话：　　“袁隆平赞成这样一个公式：知识 + 汗水 + 灵感 + 机遇 = 成功” 　　在这个公式中，知识分子既不需要与工农结合(甚至在大规模农田科学实验中也用不着农民!)，也不需要集体的汗水、智慧和协作攻关。人们不禁要问：　　à 难道袁隆平小组不需要国家科委组织全国10多个省、市的30多个科研单位协作攻关、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转育的试验吗? 　　à 难道袁隆平小组不需要农业部先主持南方13省杂交水稻会议、然后再召集数以万计的制种大军去海南制种3.3万亩、最后推广208万亩大规模实验吗? 　　à 难道他们不需要社会主义主义制度和文化大革命中成熟的人民公社吗? 　　à 难道袁隆平小组不需要华国锋那样的省委和那样的国务院领导们吗? 　　当然，这个公式也许并非袁隆平本人所编，而是某官媒所捏造。但是我们相信，钱学森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以他的名义来捏造这种骗人的英雄史观公式——因此问题还在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上，但改开以来就再提也不提“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了。（作者：王庆人）;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707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彭光谦少将：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 稻草 2013-12-1 21:21;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少将彭光谦) 彭光谦少将：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企业家峰会上的发言　　毛泽东同志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是叱咤风云、贡献非凡的历史伟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与骄傲，是站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时代巨匠。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决定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转折点有两个: 　　第一个历史转折点是1840年鸦片战争。此前尽管在中国大地上经历过无数风雨，但都是中华民族内部发生的民族内部矛盾。自1840年后，西方殖民主义者蜂拥而至，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第一次真正面临全民族的灭亡之祸。　　第二个历史转折点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华民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百年抗争。新中国的成立，不只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斗争的胜利，不只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胜利，而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力挽狂澜，避免了一个传承了五千年从未中断的优秀文明和优秀民族灭亡的厄运，使中华民族得以浴火重生，使中国人民在列强疯狗般的噬咬中突围而出!而领导这场伟大斗争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他的杰出领袖毛泽东。“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顶天立地第一人。　　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毛泽东同志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几乎无人可以企及。　　德国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写有军事名著《战争论》，但他几乎没打过仗。拿破伦征战连年，横扫欧洲，但只留下几句军事语录。只有毛泽东集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毛泽东建国前经历了长达22年武装斗争血与火的考验，指挥大小战役无数。建国后，又领导了27年保卫祖国的斗争。没有一个统帅有如此丰富的战争经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就是红军在接连失利、几乎陷入绝境的情况下的四渡赤水之战，摆脱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使革命转危为安，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解放后，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曾当面称赞毛泽东主席指挥的世界战争史上的杰作--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毛主席回答说，那算不了什么，四渡赤水才是他的得意之笔。　　毛泽东丰富的战争实践就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战争教科书。他创立的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一整套全新的军事理论是世界军事思想史上的奇葩，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结晶。　　毛泽东几乎与世界所有强敌都交过手，毛泽东所向无敌。　　——八年抗战，与凶残的日本军国主义交过手，最后把日本兽类赶出了中国国土，第一次取得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入侵的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三年解放战争，与蒋介石集团交过手，打败了800万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军”，推翻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旧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抗美援朝战争，开国第一战，与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交过手，以小米加步枪打败现代化的飞机加大炮，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了38线。克拉克说，他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将军。　　——抗美援越战争，再次与美国交手，以美国撤出越南战场而告终。美国吸取了当年朝鲜战场未能重视中国不得越过38线的警告的教训，始终未敢越过17度线。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与印军交过手，历时一个月，清除90余个入侵的印军据点，取得反击战的完全胜利。我军主动停火，并主动交还缴获的武器、车辆、军用物资，释放第7旅少将旅长达维尔以下3213名俘虏。　　——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与前苏联交过手，打退了苏军数十辆坦克、装甲车的轮番进攻，摸了摸风头正盛的世界霸权主义的老虎屁股，缴获苏军新式T62坦克一辆。至今这辆坦克还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供人们参观。　　毛主席打遍天下无敌手，并不是偶然的。他的胜利来源于他所从事事业的正义性，来源于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来源于熔古今中外战略智慧于一炉的毛泽东战略思想。毛泽东战略思想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是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战略哲学。不仅过去指导战争取得了胜利，当前与未来也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例如：　　1、兵民为本。毛泽东始终坚信兵民乃胜利之本，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始终站在绝大多数人一边，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我军之所以撤出延安，三战三捷，以2万之众，战胜胡宗南20万大军，就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相信陕北根据地人民好、地形险。淮海战役我军歼敌55万，动员了五百万支前民工，遍地都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淮海战役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淮海战役的胜利也真正是人民的胜利。　　2、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毛主席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八个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是毛泽东战略指导思想的精髓，是从哲学高度对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总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是争取完全的主动。决不按对手设想的套路出牌。打不打，在什么时间打，在什么地点打，以什么方式打，不能由对手说了算，决不随对手的曲调起舞，决不让对手牵着鼻子走，而要牵着对手鼻子走。你打我要你打不着，我打你，要你跑不脱。要以对手最意想不到、最不情愿、最害怕、最难受的时间、地点、方式把对手打得个措手不及。　　3、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毛泽东从来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是辩证的统一。战略上藐视敌人，是从本质上把敌人看作纸老虎，以此建立我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和勇气。但在战术上我们又必须重视敌人，把敌人当作真老虎、铁老虎来打，严肃认真对待，决不能心存侥幸、掉以轻心，不能拿血与火的较量当作儿戏。　　4、把握枢纽，部署全盘。要站在全局的高度，用心找出和把握事物的重心和枢纽。要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把握世界大势，去认识和处理中国的问题;站在中国全局的高度，把握中国大势，去认识和处理各条战线、各个战局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说，要善于把握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把握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辽沈战役，毛主席要林彪打锦州，就是因为锦州是解放战争全局的战略枢纽，扼住锦州这个咽喉，成关门打狗之势，将决定整个战争走势。林彪要打长春，把敌人往下赶，这只是战役眼光。　　5、确定主要战略方向。战争较量，最忌讳的是陷入两线作战，首尾难顾的被动局面。情况越复杂，矛盾越多，越要找出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进攻要找准主要进攻方向，防御要找准主要防御方向。例如，二战诺曼底战役中，盟军组织大量战略欺骗行动，德军作出加莱为主要登陆方向的错误判断，加速了德军的失败。　　6、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孙子兵法》谋攻篇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我十倍于敌，就实施围歼，五倍于敌就实施进攻，两倍于敌就要努力分割敌军。要尽可能收拢五指，形成拳头。做到我专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以十攻一，以众击寡，就能给敌以致命一击。　　上述重要原则不仅适用于两军对垒的战场，也适用于激烈竞争的商场、市场、竞技场。当然，矛盾性质不一样，后者，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有时是双赢的。　　毛泽东同志是人，不是神，他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毛泽东同志的失误也是伟大事业中的失误。列宁说，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　　让那些躲在阴暗角落诅咒毛泽东的小丑们见鬼去吧。　　几只乱飞的苍蝇，怎能遮住熠熠夺目的太阳光辉; 　　几只乱窜的泥蚯，怎能阻挡长江黄河汹涌澎湃的洪流。　　胜利永远属于毛泽东! 胜利永远属于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民族和伟大人民!;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76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必须尽早打日本，而且要打给美国看: 热度 5 稻草 2013-8-7 14:58; 张志坤:必须尽早打日本，而且要打给美国看作者：张志坤发布时间：2013-08-07 打日本的意义就是打狗给主人看，只要打出水平，打出威力，那个狗主人是不敢动手的；相反，越是不敢打、不能打，狗主人就越是要放狗咬人，而走狗也就要狗仗人势，日本这条狗是这样。当代中国发展到今天，如果连一场局部的对日战争都打不起打不赢，那就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当代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其中，来自日本的威胁与挑衅已越来越突出，对此，中国应该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不能不回答、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一、来自日本的威胁与挑衅越来越严峻　　近年来，日本频频向中国发难，如果说，过去还只是用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等办法对中国等国家进行精神蹂躏的话，现在则已经发展到直接向中国挑战的程度。前一段时间搞所谓钓鱼岛国有化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最新的发展是，日本又向中国发出的新的挑衅，强烈要求中国拆除东海油气田。结合历史经验，我们知道，来自日本的挑衅今后一定会层出不穷，未来肯定还会弄出许多新的名堂，这是确定无疑的。概括起来，日本对中国越来越突出的威胁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挑战中国的领土主权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顽固立场已经众所周知。其实笔者早就断言，钓鱼岛除了武力解决之外别无它途。但遗憾的是，总有一些中国人幻想能把日本逼到谈判桌前，认为只要日本承认存在争议，钓鱼岛问题就可告一段落，可算向国人有个交代了。但就是这样一点可怜之至的要求，日本也绝不答应，以至于今天钓鱼岛问题只能僵化在哪里，真正骑虎难下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照目前的光景看，中国真正获得钓鱼岛实际控制权的路程足有十万八千里之远。　　不仅在钓鱼岛问题上威胁中国的主权，日本还在台湾、南海诸岛等问题上也威胁着中国的领土完整。按照“集体自卫权”的战略设想，日本已经下决心要介入台湾、南海有朝一日的军事冲突，目标就是阻止中国的国家统一，击垮中国的军事力量，重演一次新版的“甲午战争”。　　2、充当战略围堵中国的主力和先锋　　近来，日本迅速跃居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先锋与主要推手，在围堵中国的问题上，安倍当政后甚至走得比美国还要公开、还要急切。日本当局毫不隐晦在亚太包围中国的战略企图，在与印度、越南、缅甸、菲律宾等国的交往中，肆无忌惮地把矛盾指向中国，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已变成了今天的 “自由与繁荣之弧”。为此，日本正在积极的调动经济贸易、政治文化直至军事的各种资源，一个最新的案例是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艇。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后续更有实质性威胁性的举措还要接踵而至。　　3、形成新的战争策源地，中国面临新的战争威胁　　在建立所谓“正常国家”的旗号之下，日本修改战后和平宪法只是早晚得事，更重要的是，所谓修改宪法当“正常国家”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个旗号，真正的动力来源于日本固有的战略野心。在这一野心的强劲驱动下，今后不但日本的武装力量将日益膨胀，而且这一武装力量还要越来越多地介入周边及亚太地区的安全博弈，日本不仅要走向武力大国，而且将成为武器输出大国，还将成为事实上的核大国，一个全面武装的和军事化的日本正日渐浮出水面。　　对亚太地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如果说，此前可以对中国构成威胁的战争策源地只有一个美国的话，那么今后中国就不得不在美国之外面临另一个危险的战争对手，这个对手就是日本，它带给中国危险远非印度、菲律宾、韩国以及台湾地区所能比拟。　　总之，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与挑战不仅越来越突出和严峻，而且将是全般的和全面的。　　二、对日本的威胁挑战如何认识　　上述这些都是危言耸听吗?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来自日本的威胁与挑战呢? 　　对此，在中国国内有三种很不正确的解读。　　第一种解读：这是其国内政治的需要　　这种解释认为，日本现如今之所以向中国频频发难，不过是右翼势力出于选举与选票的需要，是国内政治斗争的产物。这种解释与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解释如出一辙，可能是中国某本专业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所以“专家”、“学者”们也就不敢或者不愿越此藩篱，这就是学问。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笔者只能说，做出这样的解释就是别有用心。　　第二种解读：这是“急躁”“焦虑”的表现　　这种观点认为，日本之所以表现得越来越急迫和无所顾忌，原因在于中国的超越。现在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日本感到非常“急躁”和“焦虑”，而上述所有举措都不过是这种“急躁”、“焦虑”的具体表现，无足轻重，不值得中国认真理会，中国可以坐享对日本的优势越来越大，不战而胜;认为日本积极构筑对华战略包围，是不自量力的庸人自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说，这是一种相当盲目轻率的态度，在战略上也是极不负责的。关于对日本可以不战而胜的问题，笔者前几天已经有文章对此进行了批评。再此须进一步指出的是，日本构筑对华战略包围圈不是单独进行、另起炉灶，日本的行动不过是美国大规划大战略下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正在构筑严密厚实的对华战略包围圈，而日本不过是在对此添砖加瓦、助一臂之力而已。　　第三种解读：美国会限制日本　　这种解读认为，日本不会在战略大国道路上走出多远，出于历史经验，美国将限制日本的行为使之不可能超出范围。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此前一个时期中国的一些“专家”、“学者” 大家大嚷什么，中国捍卫钓鱼岛不仅仅是为了中国，更是为了维护二战后的世界秩序，指望藉此拉近与美国的关系，打动美国，让美国出面限制日本，结果是热脸贴上冷屁股，弄了一鼻子灰。　　指望美国限制日本纯粹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美国对日本的确是抱有一定程度的戒心，但是美国对中国已不仅是戒心，而是忧心，是出于霸权维护世界霸主地位的忧心，忧心远远大于戒心，二者根本不可比拟。在强烈的忧心驱使下，今后美国只能把对日本的戒心收起，尽情地释放日本的战略潜力以对付中国。笔者已经多次说过，只是一条必然的战略路径，今后将越来越突出实施起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低估日本都要犯极大的战略错误。甲午战前因为低估日本的决心与能力，庞然大物的满清政府被日本打得落花流水;日俄战前沙皇俄国低估日本，结果被日本打得筋断骨折;太平洋战前美国低估日本，结果被日本咬得鲜血淋漓……考虑到历史上日本给中华民族所带来的无尽灾难，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不能对这些经验无动于衷不以为然。现在，根据日本的动向，当代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到，在美国之外，中国有又增加了一个危险而又蛮干、狠毒而又赌徒式的凶恶敌人，任何认识不到危险严峻性、急迫性的心态都是将对国家、民族与历史的极大犯罪。　　三、应对日本威胁与挑衅的战略策略　　如何同一个日益强横的日本打交道，如何应对日本的威胁与挑战，这是发展崛起的中国所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需要有明确的战略策略。　　第一，不让步不等于有进步，中国应让日本围着中国提出的问题转，而不是与此相反。　　现在，在如何应对日本挑衅的问题上，有一个说法叫“不让步”，既“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与重大核心利益上决不让步”。这样一种提法，应用于回击西方舆论所谓中国“咄咄逼人”的污蔑是完全必要的，但与日本仅仅这样就很不够了。自日本刻意挑起中日钓鱼岛冲突以来，中国的确很生气，直至今天仍拒绝与日本进行首脑会谈就是证明，也确实没有让步，但不让步不等于有进步，不让步只是说明了被动的应对，并没有表达出自己应有主动。须知，应对日本的威胁是中国必须跨越的战略难关，中国不能指望有朝一日日本的威胁能自动解除，更不能指望有朝一日日本能良心发现不再挑衅中国，这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对中国而言，来自的日本的威胁既绕不过去也躲不过去，只能勇敢面对，只能通过自己的卓有成效的反击击败这一挑战。当然，击败这一挑战之后还有更大的挑战，但如果连这一难关都迈不过去，后面更大更险的难关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面对日本，中国不能满足于被动应付。如果说，对美国，中国采取不主动挑事的方针还能让人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的话，但如果对日本也奉行这样一种躲避政策，就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了（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说，这个“韬光养晦”真是害死人）。因为日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一种特性与习惯，它总要鼠偷狗摸地制造各种事端，然后利用各种事端攫取自身利益，而且从来都得寸进尺，没有止境。不要以为中日之间“分歧”就是现有这么多，好像解决了钓鱼岛问题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钓鱼岛问题之后，现在日本又提出了东海问题，东海问题之后，日本还会提出台湾问题，还要提出南海问题，还要提出中国污染了日本的问题，还要提出中国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内蒙问题、满洲问题等等等等，如果中国一味地被动应付，问题只只能是越来越多。为免去出现这样的情形，中国必须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反击日本，让日本围着中国所提出的问题转，而不是相反。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中日战略博弈中取得主动权，才是一种应有的战略进步。　　针对日本，中国都可以提出哪些问题呢? 　　可以提出冲绳独立的问题。中国应该强烈敦促日本尊重冲绳人民的独立意愿，首先允许其高度自治，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举行冲绳全民公决，决定冲绳的地位。当年美国占领冲绳的时候不有一个“冲绳地位未定论”吗?中国完全可以将这一理论及其证据材料翻出来为我所用。　　可以与俄罗斯协商共同开发或者购买南千岛群岛。有关这个问题，笔者在《中俄可以协商购买南千岛群岛》一文中已经做了表述。　　明确支持韩国的独岛主权，送一个大大的人情给韩国，送一个大大的恶心给日本。　　还应该重提日本当年侵华战争的赔偿问题。当年中国之所以放弃赔偿，是建立在日本认罪基础上的，现如今日本缺乏认罪诚意，违约在先，那么赔偿问题也完全有必要重新提起。这其中还应包括日本侵略台湾五十年殖民所造成的损失。　　除此以外，中国还必须明确表示反对日本拥有核武器，反对日本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反对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至于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之类，倒是没多大实际可操作性的细枝末节。　　第二，针对日本要设计一个综合的战略规划，从战略上遏制日本应该成为中国对日战略的总方针。　　长期以来，中国缺乏一个完整的国家对外安全保障战略体系，对外关系简单到可以两句话来概括，一是经济贸易，和平发展;二是韬光养晦，和谐世界。把这两个东西奉为至高无上的法宝，当做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满足低层次的需求，乐于当缩头乌龟，并因此吹嘘说现在的外交才是“大外交”，“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云云。现在，这两个法宝都变得焦头烂额了(可以参阅笔者文章《“韬光养晦”还能再管多少年》)，复兴崛起呼唤中国有一个系统、完整和全面的国家战略指导纲要。其中，对日安全保障战略就是重要的内容之一，从战略上遏制日本应该成为中国对日战略的基本指导方针，其理由根据就是日本已再一次成为亚太地区的安全威胁。为此，中国应该动用全国的力量，使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全般和全面的手段，把反日精神贯穿到国家与国民一切对外交往举措之中，使之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核心理念。　　第三，中国还应为日本准备一场战争，这涉及到中日关系的根本前途。　　历史经验表明，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只能暂时无法持久，所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不过是骗人的鬼话。基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中日两国要么是日本服从中国，要么是中国服从日本，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妥协中间的余地。而日本又是一个只可以打服压服而不可以理服说服的国家，讲理对这个国家是最没有用处的，打的越狠越能令日本信服佩服，这是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日本今天之所以藐视中国，原因概在于此。这是一个历史的欠账，这一欠账必须补偿回来，否则中日关系就没有良好的前途。　　现在，日本已经毫不避讳准备对中国的战争，虽然表面上准备小打小闹，什么夺岛之类，但如果小闹得逞，大闹必然接踵而至。为此，中国的对日战争准备必须要超越日本的准备水准，这也是所谓庙算胜的重要一招。笔者以为，未来对日战争，中国的立足点应该是，即使不能彻底摧毁日本的海空力量，但至少也要确保打烂日本的坛坛灌灌，这样一种决心和准备非常必要，必要得甚至现在就可以公告于天下，因为只有让这样的战略威慑树立起来，日本才可能相对地变得老实一点。　　当今中国对战争的惧怕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战略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经不起战争的考验，而中国的应声虫与吹鼓手们也大肆鼓噪战争毁灭论与战争熄灭论，以至于当今中国虽然现代化武器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国家的战略威慑能力却每况愈下，造成这一奇观的，不是中国的力量不够，而是中国的勇气决心不足，说到底还是被和平主义和谐主义的绥靖思维掏空了灵魂。　　事实上，当代中国发展到今天，如果连一场局部的对日战争都打不起打不赢，那就一切都无从谈起了。如果这样，不要说什么收回钓鱼岛，就连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朝鲜问题，中国都一概有输无赢，因为这些地方日本肯定要介入，中日冲突因此在所难免。　　所以，中国必须准备好对日本的战争，不要拿什么战略机遇期为搪塞，更不要拿什么一旦打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就化为乌有来吓人，这些统统都是骗人的神话;也不要拿中国武器装备的差距当借口，好像中国一直还没有准备好似的。坦率地说，进行一场对日战争，中国需要克服的困难肯定很大，但对日本来说，进行一场对华战争，所面临的困难比中国还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日战争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晚打日本有可能准备得更好更充分，甚至有可能成为核大国；小打日本有技术优势，大打日本就将吃不消。既然我们认定中日之间难免一战，进行预防性战争在理论上在法理上都是完全说得通的。一个简单的理由是：日本也不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应该成为一条不能逾越的底线，现在，日本有逾越这个底线的确凿事实，据此，中国完全可以对日本主动出击。　　说到这里，有些人可能又要被美日联盟吓尿裤子了。其实，打日本的意义就是打狗给主人看，只要打出水平，打出威力，那个狗主人是不敢动手的；相反，越是不敢打、不能打，狗主人就越是要放狗咬人，而走狗也就要狗仗人势，日本这条狗是这样。如果中国对日本这条狼狗都对付不了，那么下一步连菲律宾这条哈巴狗对中国也要赤膊上阵了。　　现在，中国上下都嚷嚷经济转型，其实，当代中国更应该转型的是战略转型，如果继续奉行依赖美国离不开美国的方针，搞什么与“国际社会”一体化的战略，那么中国就只能继续被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追着打，而日本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冲在前面就是难以避免的。; 6516 次阅读|10 个评论

分享国家安全的代价---从波士顿爆炸谈开去: 热度 8 岳东晓 2013-4-17 06:17; 不少网民看到911以及这次波士顿的爆炸等等得出结论（*），美国人到处挥舞大棒，引发各种激烈恐怖活动的报复，惨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只看到一个方面，却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一点：通过在全球削弱潜在的死敌，美国整体更加安全了。这种零星的恐怖活动是进攻性安全战略与开放性社会的代价。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数十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大于美国。中国没有到处惹事，更没有对外侵略。但之后中国人遭受了日本人无情的残酷杀戮，死于日本人手下的中国人达3000万之多；中国人的财产更是完全没有保障，整个中国遭到日本人全面的破坏。相比之下，美国一直很安全。从统计数字看，在美国本土遭外国势力攻击而死亡的人数只有几千，只有中国被日本人杀害人数的一万分之一。这个差别的原因之一是中美安全战略的不同。中国是单纯防御，被动防御。即使当日本开始武装、并且明确计划侵华，中国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提前挫败其图谋，而是坐待日本壮大，直到其对中国人大举杀戮。而美国是进攻性的防御，主动的、预防性的防御。美国的策略是将潜在的死敌保持在相对弱小的状态，使之无法对美国构成根本性的威胁。因此，在北美，美国通过各种手段限制了墨西哥与加拿大的军事能力；在中东，美国排除了原教旨主义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可能。可以预见，恐怖分子在未来还可能对美国发动零星的恐怖袭击，但这与美国遭受大规模攻击可能造成的伤害相比，几乎可以忽略。美国正是以忍受低强度、低技术的恐怖袭击为代价，消除了潜在死敌对美国造成重大毁伤的潜能。当年，倭寇正在蠢动时，如果中国下决心及时制止，或许会有日本武士到中国的街市上当人肉炸弹，制造恐怖；但倭寇不可能形成巨大的军事实力，对中国发动全面进攻，造成数千万中国人死亡。 195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低于清王朝时期，但在毛泽东正确的战略下，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进行了成功的积极防御。其后，虽然经常有特务在中国境内进行破坏，但中国安全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确保了中国迄今为止的和平。能否继续积极防御，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安全。 * 目前尚未确定波士顿爆炸是美国国外还是国内势力的恐怖活动; 个人分类: 地缘政治|18935 次阅读|26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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