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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僵尸科技：一张文凭吃到死: 稻草 2017-5-25 08:15; 当代僵尸科技：一张文凭吃到死。这种僵尸科技是一个系统，在中国叫官科系统，实际就是官僚科技系统。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就是官僚主义的天下，科技系统也免不了，官僚成了统治学术界的主导力量，横扫一切。这种官僚科技的主要表现是一张文凭吃到死。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什么样的学校毕业的，什么文凭学位，就可以到什么单位工作，就享受什么职称，享受什么职务，享受什么科研待遇，与你的工作成果关系不大，也就是决定你科研地位的是你的文凭，不是你的科研成果。这种科研体系一切都为文凭设计好了：一是什么样的文凭决定什么样的科研工作单位。北大、清华找的工作就不一样，不管你有没有科研能力，是不是可能出成果，好单位给你准备好了，这是文凭的一个“学校极端化”。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教育决定了什么样的学生，什么样的学生进什么样的大学，这是文凭的价值形成过程。在现实的中国应试教育条件下，重点大学并不一定就是科研能力强的人，它应该是考试能力强的人。考试能力强并不一定科研和行政或者搞经济的能力就强，这不一定，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二是职称按文凭和学位来了。职称首先规定你是什么文凭，就是一个什么职称的资格（包括院士），这是一个起码的资格，你再有成果，也只能靠边站。三是论文发表与否按文凭和学术职务与学术机构来。你中科院的，北京大学的发表论文就比其他大学容易，你博士发表论文就比本科专科等容易得多。四是文凭的师徒主义。文凭的更进一步极端化是老师越权威越有价值，这是文凭的另一个极端，即“老师极端化”。五是科研条件按大学行政级别来。中国的大学也按出产文凭的权威性来划分，实际是根据大学行政级别来划分，副部级大学高人一等，文凭也高人一等。六是学术官员按文凭来分配。要想当学术官员你得有一个好的正如上述所说的厚价值的文凭，否则你很难当上。七是科研经费按学术官员意志来。在文凭确立其官本位地位后，余下来的科研经费就按它的意志来了，它必须维护其权力的来源，即文凭价值，因此，文凭也成了分配科研经费的根本。总之，一张文凭吃到死。;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62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中国科技改革为什么失败了？: 稻草 2017-5-9 19:32; 清华大学的颜宁终于在连续两年未获得科技项目资金后，离开了清华大学。这个事件暂且不说颜宁是不是应该获得科技资金，但科技资金确实控制在现在中科院和科技部这些权力人的手里，这些人已经腐朽不堪，长期以来霸占中国科技，什么成绩都没有。说一个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机居然让马云这些私人企业出钱占据股份。那请问中国每年上万亿的科研资金到底干了什么去了？总有这样一种力量，那就是掌握权力的这部分，在控制一切，这些人不换掉，所谓科技改革只能是一句空话。创新又咋的，真正创新的人得不到国家的科研资金，而有权有势的钱用不完，不出成果。十八大以来已经差不多五年了，一届政府已经快结束了，科技体制机制有根本的变化没有？没有。怎么来评价呢？有人说不是已经出台了科技改革的政策了吗？是的。这正如美国人衡量中国经济从中国夜晚能量消耗来衡量一样，科技改革的效果只能从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来衡量。科技成果在哪呢？除了无尽的“弄文”，几乎都是山寨烂货，创新成果在哪？这个时代可不是一个山寨的时代了？！中国科技改革的政策是好，把资金使用的权力下放了，但有没有想过，你的钱是不是给了该给的人呢？恰恰相反，给了不该给的：一惯在白拿钱不干事的人。这样的改革当然会失败。正如国有企业改革也失败了一样。那些掌握权力的部门都想从国企捞好处，让亲戚朋友吃上一口，这些人长期以来就是这么干的，你现在要它把国有企业做好？这显然是与虎谋皮。事实上，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除了去掉所谓僵尸外，也没有办几家新的公有企业。各级主要领导也没有把经济工作的精力放在公有企业的建设上，实际上公有企业的建设是政治建设的基础，可以说公有企业对社会建设与干部建设是一抓就灵的，许多难题都会迎刃而解。今天看了中国联通的混改报道，这个草包王晓初董事长除了给员工持股外，就是引入所谓战略私人投资人。联通发展不好的真正原因真的是这两个原因吗？如果改革后，联通给国家利润交得更少，国家占有部分更小了，谁来负责？草包王晓初是不是要承担损失呢？！自由派人士今日直接公开在媒体向刘鹤喊话，让他把混改搞成私有化改革，看来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2051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中国生态城市建设房产消费升级方案之一：城市森林花园（多图） ...: 稻草 2017-2-28 11:01; 2016年6月6日，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与天九城市森林花园建筑科技成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京隆重举行，双方将携手共同致力于天九城市森林花园在全球的研发推广。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上百家媒体齐聚清华大学建筑设计中心楼，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卫发布会现场，天九城市森林花园建筑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繁涛具体介绍了天九城市森林花园三大特色。第一大特色:告别鸟笼式建筑，把森林花园别墅建到60层天九城市森林花园彻底打破了人与自然的隔绝，使得家家户户都能拥有一个两层楼层高、外挑六米、面积可达室内建筑面积70%的空中私家森林花园。居民可以在花园中种树、种花、遛狗、养鸟，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彻底告别鸟笼式居住时代。该模式通过别具匠心的设计，使得上下左右的住户，都无法看到对方花园中的生活状况，彻底解决了现有低层别墅无法避免的安全性和私密性不佳的问题。每家每户都可在喧嚣的都市中拥有一片绿色的私密空间，享受世外桃源桃园般的生活。该模式可把森林别墅建到60层高，让人们就算躺在浴缸里，也能闻到大自然的芳香。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旅游分院常务副院长汪震铭第二大特色:别墅的品质，公寓的造价，人人住得起这种创新的建筑设计，不增加楼房主体建造成本，每套房仅增加几万元的花园建造成本，即可建成与别墅一样的高品质住宅。居民仅以公寓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位于市中心，且比别墅更加安全、私密的高层森林别墅。不仅如此，该模式还适合酒店、办公楼等其他各类建筑。这无疑是人类建筑史上一次历史性的革命，就如同砖瓦房替代茅草房一样，未来，天九城市森林花园必将全面替代传统的鸟笼式住宅，开启高层森林别墅新时代。天九幸福控股集团CEO吕贵第三大特色:节约土地，绿色环保，百益无害该模式通过巧妙的错层设计，使得建筑的外墙空间得到充分利用，一亩占地即可带来十亩森林，大大改善了城市的生态环境，并节约了稀缺的土地资源，。该建筑模式，外墙90%的面积被绿色植物包围，远观一个楼群如同一片森林，是城市的空中森林和天然氧吧。在国家大力打造生态城市，发展绿色建筑的今天，这样的建筑无疑为都市人提供了最佳的居住方案。天九城市森林花园建筑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繁涛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旅游分院常务副院长汪震铭表示，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之所以与天九城市森林花园达成合作，最主要的原因是看重了该建筑的创新性、自主性、革命性。此次签约完成后，双方将合作组建清华城市森林花园全球研发推广中心，就本建筑模式的研发、设计、推广以及标准制定、政策申报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共同致力于本项目在全球的研发推广。签约仪式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卫表示，天九城市森林花园不仅将改变人们的居住现状，更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在寸土寸金的都市，垂直绿化、立体绿化是目前最受追捧的热门课题，而天九城市森林花园却用最小的面积，最低的成本，带来了最大的绿化面积，对于城市改善环境，减少热岛效应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答记者问天九幸福控股集团CEO吕贵强调，天九城市森林花园的推出，它将让城市居民告别鸟笼式居住时代，开启森林花园新生活。它将是我们中国人对人类居住的一大历史性贡献，该项目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各地企业家的热烈追捧，启动不足3月，已经有64个城市的企业成为了天九城市森林花园的独家合作伙伴。此次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与天九城市森林花园的携手，宣告该建筑模式进一步得到了业内顶级机构的认可与支持，相信不久的将来，“天九城市森林花园”必将掀起席卷全球的绿色风暴，而且，这次风暴将长盛不衰，直到将地球上所有的城市都变成绿色的森林花园，让所有城市居民都过上世外桃源般的美好生活！据悉，天九城市森林花园由天九幸福控股集团与新疆天地集团共同投资，在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以及配合研发下，才得以完成这一创新性的建筑模式设计，目前该建筑模式已在国内外申请了80多项知识产权保护。;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06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北大人：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热度 1 稻草 2016-2-28 21:34; 　　作者简介：王绍光，男，1954年生于武汉。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教于武汉堤角中学、耶鲁大学政治学系，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论坛理事，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　　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中;有些学者又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原先只是整风，后来情势发生逆转，才演变为反右的——我想知道，您对五七年反右持什么样的看法。　　王绍光(以下简称《王》)：　　“阳谋”是毛主席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整风”。我一般讲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南》：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后发生的一连串社会运动，恐怕需要返回到原来的历史语境中去。否则，我想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包括许多学者，都会有一个印象，认为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怎么如此荒诞不经，不可想象…… 　　《王》：当然有一个历史背景。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都有统计，从基层干部一直到省市级干部，绝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受过也是小学、中学的教育，大量的一点教育都没有受，这样的一批干部，搞经济文化建设热情多知识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又要运用人，所以它把旧政权大量的人留用了——现在都讲乱了，比如土改之后有地主有富农，但是当时土改法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人几年以后要摘帽子，地主、富农是标明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运动中是一个标签，但是当时预计过五六年这些就取消了，其实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把帽子去掉了。城市里面更复杂一些，因为农村比较简单，农民受一点点教育也可以管农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现代化的产业，更复杂了，怎么解决干部问题呢?就把资本家、国民党政府人员留用，我这儿有一张图表，你可以看一眼，它显示武汉市上层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在各个职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更是旧政权时代的大量旧知识分子了。　　《南》：国民党政府官员当时也留用了不少吧。　　《王》：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都留用到新的政权里，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后就出现了两种精英，一种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旧精英，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当时大学里面或者高中里面，学生绝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绝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坏”(那时候还没有“右派”)。直到文革开始之前，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种状况，所以老精英还占据有利地社会地位，甚至一些官职。虽然56年、57年有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了，但是这些资本家的位置还是保留了，他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你亏损还是不亏损，共产党把你的财产拿来估一个总量，每年按5%给利息，当时讲给十年，后来延长到十二年。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比共产党的干部要高，这是当时的状况，56、57年的状况。　　《南》：当时也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等等，抓紧培养工农革命干部，但是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要搞建设就必须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时候老精英中间流传一些话语，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可见还是有怨言。　　《王》：56年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有那个背景。但是，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那样的言论。那个言论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我关于自己有关“文革”的书里引了一段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说的话，他说“至少10%到30%的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　　最近出了一本美国人李敦白写的回忆录，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他写了自己当时的观感：“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为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反击”以前。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　　实际上，57年是一个转折点，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为这时才突然发现这些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南》：你是说，抛开谁对谁错不谈，事实上是老精英想把新精英赶掉，新精英想办法反击，就出现了这场反右运动。　　《王》：57年以前上大学、上高中的绝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因为工农子弟没有机会上，连上小学都没有机会(哪怕你49年刚刚开始上小学，到56、57年，你才小学毕业，所以高中、大学都轮不到工农子弟上)，所以工农干部只能讲“成分”。本来“成分”仅仅是土改用一下，马上就会取下，土改法里都有，但是57年以后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别重视，跟这个是有关系。　　《南》：实际上，你认为存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老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有知识，新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的政治背景，我的阶级背景、我的阶级出身。您对于反右的这种理解，跟现在主流讲的(毛泽东)搞一个阴谋去打知识分子的理解很不一样。　　《王》：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上大学、研究生;当时上过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识分子”了，我小时候在父母的单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其中有一个上过高中的人就叫知识分子。就那个知识分子阶层，也绝大部分不是工农兵出身，绝大部分出身于以前的特权阶级，如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　　《南》：有学者认为，57年5、6月间发生的北大的学潮，还有一些地方发生的工人罢工和群众事件直接促使整风运动转向反右运动。　　《王》：确实如此，如56年底至57年春，上海有一些的工潮，武汉也在57年6月份发生了所谓“汉阳中学事件”，但这是整风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在文革期间有很多右派都出来翻案，他们当了造反派，他们变成造反派得势的时候甚至去迫害当时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右派诗人叫XX，他文革中间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写了一些歌颂和鼓动武斗的诗歌。现在右派都是讲文革中间自己受了多少迫害，但是文革中间，他们有些人是造反派，迫害别人的时候他们也一点点不比别人不疯狂，可能更疯狂。所以人是不会学到教训的，虽然57年吓了一下，但是以后一逮到机会，还是要说话，今天还是会说话，哪有不说话的?往往是那些说话最多的人说我们不敢说话，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哪些话没有说?只是说推翻共产党这句话没有人在正式场合说。讲宪政，讲私有财产，所有的政策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哪句话没说?都说了。西山会议，不是当着共产党的官员说的吗?所以都是敢说的，哪有什么胆小的? 　　《南》：近些年，随着一批市场化媒体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这恐怕也使得知识分子和民间影响决策的管道渠道发生了转变。总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王》：知识分子很大的作用是影响公共舆论，通过影响公共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是什么，有时候说不清楚，但是你看这几年公共政策的变化，溯源的话，基本都是舆论先行。比如农民工问题、三农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都是先在互联网上炒，然后进入平面媒体，甚至进了电视这样的媒体，然后变成了公共议题，再变成了政策议题，最后变成公共决策。　　《南》：跟国外的情况比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的确很大。　　《王》：太大了，不成比例。你看政协是精英俱乐部，政协里面几乎没有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人大里面工人、农民也越来越少。这些我们也计算过，80年代初，人大里面有50%以上是工人、农民，现在完全不是，现在大概20%左右。他们占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识分子、干部在那里面占的比重就太大了。　　《南》：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团化的趋势确实很明显。我想，这个也不用多说，最近一、两年媒体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逐渐明晰起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就是很好的例子。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我觉得现代史已经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来，中国政治里面充满了荒唐、充满了疯狂——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是知识分子为了他们的利益叙述历史，就不得不把这些历史展示成那样的方式。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76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ZT）毛泽东制止清华大学武斗的军事部署: 热度 6 岳东晓 2015-10-14 09:18; 文明社会如何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我们也许应该更多地反省自己。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由于两派组织"井冈山兵团"（以下简称团派）和"四一四"的论战与冲突，清华大学发生了著名的"百日大武斗"。结束这一武斗，既不是上述两派，也不是清华名义上的上级主管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力所能及的，而是唯有毛泽东本人才能做到。据迟群事后回忆，毛泽东1968年7月26日下午两点多，在其中南海住所，召集身边的8341 部队有关人员开会，指着地毯上铺着的清华地图，对与会人员进驻清华做出指示。同日下午5点半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有63个单位参加的进驻清华大学动员大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8341部队有关负责人等出席，部署次日进驻方案，这个大会一直开到凌晨两点才结束。次日上午10点前后，来自北京61个企业、事业单位的3万多工人从除了北门之外的清华各个校门涌进清华园。然而，毛泽东没有预料到他所派出的这些工人进驻清华（当时置身武斗的清华两派约有600余人）遭到了团派的殊死抵抗，造成了严重牺牲——5人死亡，731人受伤。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发生在北京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是“文革”期间首都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武斗，它不仅是文革的重大事件之一，而且影响到文革的进程以及红卫兵运动的命运。团派急于发动武斗 1967年4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总部(团派)和414总部(4派)。两派在一系列问题上针锋相对。1967年底，两派开始一些小规模的武斗冲突，互相袭击对方的场所和绑架对方的有关人员。1968年1月至4月，冲突不断加剧，4月下旬，团派扣押4派重用的一些原清华干部。作为报复，4月20日，4派绑架站在团派一边的原清华干部陶森，并决定于4月23日在礼堂召开批陶大会。团派决定反击，百日大武斗由此开始。团派之所以要发动大规模武斗，主要在于：(1)3月24日，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打倒后，团派急于把他们与4派挂钩，鼓吹杨余傅的黑后台就是414黑后台，团派头目想方设法使中共中央直接过问清华问题。(2)3月27日，北京大学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挑起武斗，战胜其对立面北大井冈山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新北大公社，使聂一伙由不利转为有利。团派头目想借用北大的经验，通过决战性的大武斗，逼中央表态支持自己，从而一举压垮4派。(3)4派抓走陶森，“点燃”团派引爆大武斗的导火索。4月21日零时，团派宣布在4派根据地之一及关押陶森的地区—科学馆周围实行宵禁，团派千名群众还举行了抗议示威。同日，团派数次召开武斗会议。对是否包围、攻打科学馆并对其断水断电进行讨论。蒯大富指出，清华两派斗争一年多未见分晓，最后解决总是要伴随大武斗，先下手为强，谁早谁主动。团派作战部长声称，宁可伤亡500人，也要攻下科学馆。尽管会上有些人反对武斗，但还是通过当日夜间包围科学馆的决议，会后，团派几个分部群众经过讨论，拒绝执行此决议。4月22日，为抗议团派头目和某些群众的“软弱”，团派广播台及前哨广播台“罢工”。同日，团派多次召开会议，统一在武斗上的思想和步骤，在深夜举行的总部扩大会议上，蒯大富分析形势，讲明得失利害，“只要我们挑起武斗，扩大事态，就迫使中央表态，于我们更主动”；“清华的问题不只是清华的问题，非中央过问不能直接解决”；没有武卫就搞不了文攻；“再不搞武斗，革命干部从此就要离开我们，战士们也灰心丧气，纷纷不干了”；“我们的队伍就要分裂、垮台”。会上，决定立即实施封锁科学馆、占领礼堂的行动，成立6人组，组成“文攻武卫指挥部”，并对有关头目和队伍做分工、部署。为防止走漏风声，在当夜零点左右派人占领礼堂并从地下管道运进大批钢管制成的长矛后，会议人员才得以离会。值此之际，团派做好了大武斗出击的充分准备。双方的进攻与防御 4月23日。凌晨，团派占领礼堂后，又占领新、旧水利馆。清晨，团派保卫组发出封锁礼堂区、指责4派向礼堂偷运480根长矛的1号通告。4派占领旧电机馆，并相继占领动农馆、土建馆、汽车楼。团派决定攻打旧电机馆，这关系到两派在礼堂区的势力对比。从9时至15时，团派出动上百人攻打并占领了4派数十人守卫的旧电机馆，双方动用了石块、瓦片、硫酸、长矛等，约有50人受伤，自即日起，两派在几天内加紧抢占学生宿舍和教学楼等。在抢占活动中，一些人被追打而跳楼致伤。4月24日至28日，两派不断打砸对方的办公场所，破坏对方的广播设施，查抄对方一些教职员工的住所，加强斥责对方的宣传攻势，构建武斗工事和修筑路障等。其中25日晨，团派数百人进攻科学馆，28日晨攻打8号楼，均遭失败。27日，4派被俘人员姜文波(土木建筑系学生)乘看守不备，从2号楼关押点刚逃出，因被追赶而跳楼，头部先触地，死亡。29日中午，团派200多人和四辆卡车去9饭厅抢粮，遭遇4派60多人的拦截，双方用长矛、石块等激战。团派一卡车朝4派队伍冲去，从4派人员谢晋澄(自动控制系94班)身后压过其右胸至头部，谢当场死亡。至4月底，清华已有60％的人员离校逃难。从4月底至大武斗结束，两派不断从外地、外单位运进武器，并且大力制造、生产各种土武器，如土炮、土火箭、土炸弹、土手榴弹、长矛、燃烧瓶、弹弓车(强弩)、地雷、枪支、匕首以及用拖拉机改装的土坦克和用汽车改装土装甲车等。团派成立了国防工业办公室(“国防工办”)专门负责试制、生产完全用于武斗的武器。 5月下旬，团派攻占材力馆、土建馆等地。4派攻占工字厅等地，并摧毁团派多处工事和路障，破坏团派占领区的电话线路，双方各有人员负伤和被俘。两派各以多种方式表示绝不妥协的决心，如5月5日，4派上千人在天安门广场抬着谢晋澄尸体举行集会和游行，表示一定向团派讨还血债。5月10日，4派在动农馆前再次举行批斗陶森大会。团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紧急命令，调动四辆土装甲车和200多名武斗人员冲击会场。两派运用砖头、石块、铸铁和钢料制成的试件、长矛、钢枪等进行拼杀。4派投掷了数枚土炸弹。两派有许多人负伤。 5月中旬，4派占领焊接馆、工物系馆和整个主楼等地，团派占领9003大楼、综合机械厂等地。两派各有上百人的队伍向对方有关据点进攻，均遭失败。14日20时多，4派人员孙华栋(无线电系01班)骑车途中，被团派人员绑架至一教楼，遭毒打，内脏被打坏，全身80％皮下出血，左腿骨折，两臂打碎，约9小时后死亡，15日上午，团派人员把孙之尸体送至阜外医院，逃之夭夭。一周后，4派得知前去认领，并于26日抬着孙之尸体进城游行示威，抗议团派暴行。19日，4派绑架团派总部常委陈育延，6天后陈疾病复发，释放。大武斗期间，团派声称4派组成暗杀团要暗杀蒯大富等人，4派指责团派试图绑架或伤害外出的4派头目。 5月30日的大武斗 5月下旬，两派继续攻击对方的据点或要塞。25日、29日团派多次开会，商讨并筹备以武斗“纪念”1967年5月30日团派革委会流产一周年，以雪对4派扼杀该革委会成立之仇，并且确定4派占据的东区浴室为攻打目标。蒯大富等团派头目多次对该目标进行侦察。东区浴室不仅是4派粮仓之一，而且与5、12号楼互为犄角，构成4派在清华东北区的战略要地。占领它，既可控制4派人员就餐的9饭厅，又可威胁5、12号楼，还可切断东区与主楼在校园墙外形成的小道。 5月30日3时(一说3时30分)，蒯大富在清华电厂拉断总电闸，作为进攻信号。选择此时是为了“纪念”去年同日同时，团派广播台广播周恩来不来清华参加革委会成立大会而致使成立活动夭折的通知，矛头所指，昭然若揭。天亮前，团派的进攻因被东区浴室的4派守军提前发现而未成功。天亮后，团派手持长矛、大刀等200多人的队伍轮番进攻，4派守军拼命抵抗。4时30分，主楼区的4派100多人前去增援，与团派的阻击队在东大操场西边路上遭遇。5时许，4派人员卞雨林(化学系03班)左肩胸中了团派射出的箭矢(体育比赛用箭)，约20分钟后死亡(一说箭头涂有氯化钾)。5时后，4派第一次出动土坦克，掩护60余人冲锋增援，在东大操场西北角路口与许恭生(冶金系焊82班)指挥的10多人的团派队伍交战。许在混战和撤逃中被绊倒，4派许多人上前用长矛乱刺，许身上被刺中20多处，腿股动脉和肝脏被刺破，死亡。团派对东区浴室的进攻分为四个梯队：一梯队试图以梯子压上浴室房顶，二梯队在9饭厅屋顶上向浴室投掷石头砖块，三梯队在地面上用弹弓车射击浴室并阻止5、12号楼的4派援军，最后，四梯队在浴室内外燃起大火，致使该浴室完全烧毁。进攻中，团派准备用轻机枪对付4派守军，并试图用土炸药包炸毁前来增援的4派土坦克，因炸药失效(一说4派切断引爆线)，未成功。团派头目几乎全部亲临现场助战或参战，其武斗指挥人员在9饭厅数次召开前敌会议，协调攻打步骤。7时15分许，团派使用燃烧弹、汽油瓶、硫酸瓶等从外部火攻浴室。9时许，团派队伍从北边、西边攀梯冲击，把4派守军逼至浴室二楼屋顶，双方展开拼杀。团派人员段洪水(修缮科工人)被刺中头部，摔下死亡，团派有多人在屋顶拼杀中摔下致重伤，其中一人瘫痪。12时许，团派调集数百公斤汽油泼入浴室，塞入大量草垫、木桌椅凳和干辣椒，从内部燃起大火，久攻不下。消防队5辆消防车赶来救火，被团派阻止，大火愈烧愈旺。13时许，经过喊话劝降，使4派守军打着白旗下楼。在团派攻打东区浴室之际，4派总部采取“围魏救赵”之计，调集大批人员，攻打团派占据的一教楼。4派掷燃烧弹、汽油瓶等，使一教楼燃烧起大火。团派守军拼命抵抗，击退4派的多次进攻。14时，4派总部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紧急报告，要求制止团派武斗，营救被俘人员。深夜，5、12楼的4派人员被迫撤至4派“中心根据地”—焊接馆。至此，团派控制了清华80％地盘。校内非武斗人员纷纷离校。 5月30日大武斗持续近11个小时，是百日大武斗中两派损失最大、伤亡最重的一次武斗。团派投入300多人，亡2人，4派投入近300人，亡1人；两派共有200多人负伤。虽然东区浴室被攻克，但是仅有21人的4派守军却使团派付出了惨重代价，超出此次大武斗发动者的预想，并使得团派日后再也不敢向4派发动大进攻。 6月，尽管两派基本都处于武斗“休整”阶段，但是，加紧了在城区许多公共场所和重要机关住地进行抨击对方的宣传攻势(如贴大标语)，并多次造成两派人员在城区不期而遇的殴打械斗。两派还不分昼夜地出动游击人员，武装偷袭或骚扰对方据点，破坏对方有关设施，例如，炸毁对方生产武器的机床；在对方生产武器的车间悬挂手榴弹；对正在就餐或工作的对方人员进行爆炸恐吓等等。6月19日团派岗哨向8号楼开枪射击，武斗升级，进入枪战阶段。6月30日上午，8号楼的4派人员全部撤往科学馆，与团派队伍在礼堂东面遭遇。双方动用了手枪、手榴弹、长矛、石块等。4派掷出的手榴弹炸伤团派近10人，4人重伤，其中一人腿被炸断，另一人肠子被炸坏。团派总部遂决定武装封锁科学馆，凡有出入者一律开枪射击。4派总部宣布处于“一级备战状态”。 7月上旬，团派头目针对下属武斗人员恐开枪打死人负责之事，多次声明：“打死人由总部负责，不由个人负责。”团派武装封锁了4派校外的惟一通道—东门及周围地区，并用试制的土迫击炮轰炸科学馆，未成功。7月4日2时许，设在闻亭(为纪念闻一多先生而建)上配有探照灯、四周有电网和雷区的团派地堡岗哨发现科学馆后门附近有人影移动，黑暗中，开枪击中4派人员朱育生(土木建筑系房01班)，子弹从背部左肩胛打进，从左胸上部射出，科学馆内人员发现朱躺在地上时，朱已死亡多时。7月5时9时许，一教楼西北小土山(原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在此)上的团派地堡值勤人员向科学馆后门开枪，击中正在交通壕中修工事的杨志军(电机系01班)，子弹打断右颈部动脉和气管，口、鼻颈部流血不止。杨中弹30分钟左右死亡。7月6日11时多，杨述立(动农系实验员)乘4派土坦克去采购，从动农馆出发，在毛泽东塑像东侧至主楼的大道上，遭到设在校卫队的团派地堡的射击，穿甲弹穿过铁甲，击中杨心脏大动脉。杨流血过多，死亡。 7月7日4时，针对团派自4月以来时常切断4派据点的输电线，4派人员在清华园外1.5公里远的双清路，炸毁通往清华校内的3.5万伏高压输电线杆多处，致使清华园及中关村95家单位停电4小时之久。16时，4派近百人在天安门前召开“呼救大会”并抬着杨述立尸体，在天安门、前门、北京市公安局和市革委会所在地以及使馆区游行，抗议团派暴行，向中央等有关方面施加压力。 7月9日8时30分左右，团派武斗人员用大弹弓向科学馆四楼(四楼基础上是木制结构)顶层上的广播喇叭支撑木架抛掷燃烧瓶，燃起大火。四楼北、南部先后烧塌，站在礼堂屋顶都感到火势灼人。9时，设在科学馆中的4派电台致电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紧急呼救。9时许，蒯大富发表广播声明，敦促4派投降。团派广播台喊话劝降20余次，说大火是4派自己放的，是“新的国会纵火案”等。10时许，消防队前来救火。经团派刁难、检查后，12时多才进入科学馆。团派还派自己人化装成消防员，进入科学馆进行“战地”侦察。团派限令消防队须18时前撤离，消防队撤离时又受到检查，团派迅即重新封锁科学馆。 7月16日10时30分，4派从动农馆掘往科学馆的地道(未完工)被团派从掘进端处爆破炸毁。团派从炸塌处往地道内灌水、投手榴弹、俘获一名4派施工人员。此次爆破使4派团部营救科学馆的突围计划最终破产，科学馆内，惨不忍睹。两具尸体无法运出，早已腐臭。20多名伤员伤口感染、恶化。整整100多人在火炎之中，为防止枪击中弹，只能挤在楼道内生活。20多天里，未运进点滴食物和蔬菜，临时掘的一小口水井，远不够使用。 7月18日12时许，钱平华(自动控制系82班)从苏州家中返京回校。因不知东门已被封销，从该门进入，行至西主楼东侧，遭团派9003大楼据点枪击，子弹从左前臂射入，从后臂飞出，横穿胸部，击中主动脉、脊椎及肋骨，肺部穿孔，死亡。 7月上、中旬，清华园内枪声不断，多人被击伤。宣传队进驻清华进入7月后，北京市革委会多次召开有关制止武斗、宣传并贯彻中共中央“7·3”布告(关于制止广西武斗的布告) 精神的有关会议，准备在中关村召开制止武斗群众大会和派遣宣传队在高校地区进行宣传游行。谢富治指示团派提交关于制止武斗的方案，并向团派头目打招呼说可能要派工人游行队伍进清华宣传。7月6日至25日，团派总部召开数次会议，讨论制止武斗问题。团派一些头目强调：“7·3”布告不适用于清华；团派与4派的武斗有特殊性；团派必须用攻占科学馆的既定事实来取得武斗后的优势。团派总部向市革委会等有关方面提出停止武斗的三个条件：由北京卫戍区正式逮捕4派核心人物；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进校制止武斗首先要拆除科学馆工事；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和市革委会直接解决清华问题。团派对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会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至少没有做出应有的预测，更不用说做出切实的响应了。相反，6月下旬以来，势力相对弱小的4派多次(最后一次是7月26日)要求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会派宣传队进驻清华，或对清华实行军事管制，以求真正打破团派在清华的霸主地位，结束武斗，从而结束自己的被动地位。 7月26日17时30分至次日凌晨2时，北京市革委会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的动员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和约有63个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迟群在以后多次讲到：向清大学派遣宣传队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从落实这个决定到宣传队开进清华园前后用了不到20个小时。 7月27日清晨，北京61个单位3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最初称“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称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各自单位出发，奉命开往两派武斗人员总共600多人的清华大学，进行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宣传“7·3”布告等文件的工作。该宣传队的领导实际上由中共中央警卫部队(8341)在京一些单位的军代表担任，他们负有特殊使命。约9时至10时，宣传队各路队伍抵达清华南门、西门(主要队伍在此)及东门。宣传队指挥部要求全部队伍必须于11时开进清华校园。团派上上下下对这突如其来、声势浩大的宣传队，事先毫无所知或准备，把数万人的宣传队讹传成10多万，但他们十分明白，宣传队的开进意味着团派称霸清华的结束。团派作战部部长带队带武器赶至西门阻拦宣传队。后来，由南门等处先进来的宣传队开通西门，才使整个宣传队于中午时分进入清华园。宣传队下属8个团按预先所定计划，差不多同时开赴各自任务所在的方位，以分片包干而不是逐一推进的方式迅速完成了对两派各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发起宣传、喊话攻势，以众多的人势(整个宣传队与两派武斗人员之比约为50比1)，把遇到的武斗人员团团围往(实为扣住)，进行宣讲工作。同时，宣传队开始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蒯大富扬言“以死一拼” 11时30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电话通知扬言“以死一拼”的蒯大富(因蒯不在，让人转告)：宣传队要开进清华，团派要大力支持宣传队。12时多，接到团派多处据点告急的消息后，蒯大富在静斋召开团派总部会议，决定：1.紧急上告市革委会和中共中央；2.命令各据点抵抗宣传队，必要时可使用武器。团派头目已意识到团派到了生死关头，通过电话以及派小孩穿过宣传队重重包围队伍，把抵抗的命令传达到团派各武斗据点。14时多，蒯大富赴市革委会“告状”，结果与市革委会负责人大吵一通，扬言团派“以死一拼”。晚饭后，在谢富治、吴德、宣传队代表与蒯参加的会议上，谢命令蒯：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并指示蒯与宣传队代表一起立即回清华实施上述命令。中午时分，宣传队进入科学馆，查缴4派武器，馆内人员全被带出，宣传队抵近礼堂时，团派人员引爆地雷。经过谈判，宣传队被允许进入礼堂里，在礼堂里宣传队搜查出一些武器及武斗工具。宣传队又在甲、乙、丙所搜出大批雷管、炸药、长矛和自制枪支等。此后，宣传队在电厂与团派对峙，团派头目下令开启电网电闸，以阻止宣传队进入电厂。从13时多至深夜，团派用石块、长矛等向静斋后门的宣传队冲击，使许多工人掉进荷花池(即朱自清先生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荷塘)，关押并毒打40多名工人、军代表，并追击甲、乙所和工字厅等地的宣传队。他们还用长矛和手榴弹，连刺带炸，使100多名工人负伤。静斋的团派刺伤、炸伤、砸伤数名工人后，把那里的宣传队赶至礼堂，并同其他团派队伍一起向礼堂的宣传队发起多次猛攻，动用了手榴弹、长矛、石块、弹弓等，造成130多名工人负伤。17时许，团派同时向围攻10、11、12号楼的宣传队发起“突围”，打伤许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赶至东大操场，约17时30分，在10号楼一楼道内，王松林(北京第二机床厂副科长)被团派扔出的手榴弹炸死。约18时，从10号楼撤至东大操场南端的张旭涛(北京541工厂工人)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18时许，撤至12号楼西北面的潘志宏(北京市供电局工人)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一教楼等地的团派还各自为战，对其周围的宣传队频频出击，用手榴弹偷袭宣传队的临时营地，绑架个别队员，伏击宣传队要经过的道路，又使一些工人负伤。近23时，静斋的团派前往9003大楼增援，退居该楼楼顶的团派守军，冲下楼来，约23时10分，用长矛刺死在三楼一房间小憩的韩忠现(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约10分钟后，楼外的团派开枪打死李文元(北京橡胶四厂工人)。两支队伍里应外合，又夺回9003大楼，该楼的团派一直到7月30日才被迫由解放军“保护”撤出，这是百日大武斗的最后一个据点。约20时，与宣传队代表一起返回清华的蒯大富被带至清华园中学一教室，与宣传队主要指挥、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主任、军代表迟群等人商讨停止武斗之事，经过争吵，达成四项协议：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双方约22时45分签字后，蒯与5名工人代表、1名军代表前往明斋团派广播台广播了上述协议。此后蒯在另一房间召开团派头目等30多人参加的会议。蒯先讲了形势的严峻，又讲了与工人对抗下去的危险：一如全力攻打工人会因工人的死伤大大增加而置团派于死地；二是继续抵抗团派会被工人打得全军覆没；他最后建议：为保存势力以图东山再起，团派必须全部撤离清华，并希望得到中共中央上层的解救。经过两个小时多的激烈争吵，尽管有人提出拉队伍去京效山区打游击，但会议还是决定7月28日凌晨2时30分前，团派全部人员携带武器撤离清华(实际上，团派几个武斗指挥者和个别据点仍未撤离)。团派头目及武斗人马撤至北京航空学院，企图留给宣传队一个难以呆下的“空校”。 7月28日4时左右，团派有一支数十人的队伍乘车往昌平县境内的清华核能研究单位200号，因司机数日未眠，驾车睡着，行至沙河附近，车翻入路旁稻田。当时一团派人员上车时把携带的手榴弹环拉出，以防有人截车。车翻时，手榴弹被引爆，炸死2人，炸伤5人。 1968年7月27日，团派与宣传队的大武斗开始。在这一天的12个小时(正午至子夜)里，宣传队有5人牺牲，731人负伤，其中重伤149(军代表10人，工人139人)，轻伤582人(军代表30人，工人552人)，143人被抓(军代表34人，工人109人)。宣传队扣留了100多名团派人员。 4派据点几乎是全部向宣传队敞开，不存在4派与宣传队为敌的问题。整个百日大武斗致使18人死亡，1100余人负伤，30多人终身残疾，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折合当时人民币已逾千万元。 “7·27”大武斗，迅猛震撼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毛泽东亲自出面制止武斗 7月28日5时30分，蒯大富在电报大楼致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7·27在黑手昼夜策划下，假借宣传‘7·3’布告，挑动11万不明真相的工人携带凶器，突然包围洗劫清华园，我井冈山战士数百人遭毒打，数千人被捕求救。为避免跟工人再发生冲突，我井冈山战士全部撤出清华，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向毛主席呼救，请求中央马上接见。”这一电文显然带有夸张色彩。蒯刚返回北航，北京市革委会就来电话通知他来参加毛泽东等人的召见，蒯接此通知有所怀疑，担心“黑手”陷害，后由聂元梓亲自通话，才前往人民大会堂。 7月28日3时30分至8时30分，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红卫兵代表谈话。蒯到会时已近7点。虽然我们至今还不清楚此次召见谈话的全部细节，但根据正式发表的、由五大领袖署名整理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决心在北京高校乃至全国结束武斗。他明确告知红卫兵领袖们，派遣宣传队是他的决定，不容怀疑或否定，更不容抵抗。在召见之后，蒯大富在很小的范围传达了，毛讲：“蒯大富不是想抓黑手吗?这个黑手就是我，他也不来抓。” 这对团派以武力抵抗宣传队进校不啻是致命的批判。敲响了红卫兵运动的丧钟以百日大武斗为界标，始源于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运动，经历了一个两年多的怪圈后，又在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内战中延续一年多，终于1968年夏末秋初落下了帷幕。蒯大富在1968年8月16日团派扩大会议(差不多是团派总部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做总结发言：“希望大家要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全国造反派看我们，全国红卫兵看我们，我们的老本全吃光了，全国红卫兵跟着我们吃老本，跟着我们倒霉”；“全国的红卫兵，北京的红卫兵代表性强，北大不行，师大不行，地质还好，就数北航和清华井冈山代表性强”，其中，“清华影响最大”“我、韩爱晶垮台是小事，全国红卫兵也跟着我们垮台了”。清华百日大武斗敲响了红卫兵运动的丧钟!■; 8649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 稻草 2015-6-26 10:31; 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　　两千一百多年前，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初步统一的封建国家，这就是秦始皇领导建立的秦王朝。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然而，这样一个颇有新兴阶级革命朝气的王朝，在统一中国之后不久就灭亡了。　　这样一个历史现象是怎样发生的？　　历代的孔孟之徒，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大量的谎言。他们把秦王朝灭亡的原因，统统归罪于秦始皇，归罪于秦始皇的法家路线。　　这全然是对历史的歪曲！　　沙丘反革命政变和秦始皇法家路线的中断　　“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①在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建立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复辟反复辟的激烈斗争。　　统一以后，这种斗争并没有结束。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采取种种手段，进行拚死的挣扎。他们有的在朝廷和宴会上公开跳出来鼓吹分封制，反对郡县制；有的“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大造反革命舆论，诋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有的更名改姓，潜伏下来，伺机变天；有的甚至赤膊上阵，进行卑鄙的暗杀活动。混在秦政权内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赵高，就是复辟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　　赵高本是赵国旧贵族的后代。在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中，他全家成了秦王朝的官奴婢；赵高本人也做了宦官，“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　　这个家伙怀着满肚子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仇恨，采用韬晦之计潜伏在秦王朝内部，表面上装作拥护秦始皇，当上了秦始皇宠爱的小儿子胡亥的法律教师，“得幸于胡亥”，并且窃取了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的职务，篡夺了秦朝中央的一部分权力。秦始皇出巡的时候，他竟成为身边随行的几个近臣之一。　　公元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东方，当年夏天，到了沙丘（今河北平乡、广宗一带），突然死亡。赵高看见篡夺大权、改变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时机已到，立即跳出来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政变。他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车马卫队和用来传达朝廷命令、征调军队的“符玺”大权，扣压了秦始皇临终给公子扶苏的信件，煽动和诱骗胡亥，威胁和拉拢李斯，伪造秦始皇的遗诏，逼死太子扶苏，禁闭并害死坚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为秦二世。　　赵高用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为发动政变的思想武器。他引证儒家经典，说什么，历史上有的夺权政变，“孔子著之”，“不为不忠”，“不为不孝”；今天发动政变正合乎孔丘之“智”。他对胡亥说，始皇临死前没有分封诸子，不搞政变你就会“无尺寸之地”。他对李斯说，秦的丞相功臣没有“封及二世”的，都是被杀身死，而发动政变拥立“慈仁笃厚”、“尽礼敬士”的胡亥，就会“长有封侯，世世称孤”②。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几年之后，赵高如此明目张胆地吹捧孔丘，鼓吹所谓“仁” 和“礼”，宣扬分封诸侯，这充分暴露了他复古倒退的反动儒家立场。在这个关键时刻，身居要职的丞相李斯，本来有可能搞掉赵高，粉碎复辟势力的政变阴谋，但却受剥削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所制约，为了维护个人的名利地位，妥协动摇，铸成大错。李斯在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方面是有过重要贡献的，但也犯过严重错误。他在赵高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个紧要关头，出于私心，向反革命势力退让、屈服，就是重大污点之一。　　沙丘反革命政变后，秦二世胡亥完全成了赵高手中的一个傀儡皇帝。“事无大小辄决于高”。赵高独揽了大权，立即向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展开全面的反扑。他推行了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③的反动政治路线。这些所谓“余民”，所谓“贱者”、“贫者”和“远者”，决不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而是那些被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和专政打翻在地的没落奴隶主贵族。这条路线，完全是孔老二、吕不韦“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的继续。在组织路线上，赵高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安插亲信，网罗死党，让他的女婿阎乐当上了首都咸阳令，他的弟弟赵成当上了郎中令。同时“更为法律”，篡改了以坚决镇压奴隶主反动势力为重要内容的秦法。在秦二世元年初，“大赦罪人”，把秦始皇执政的时候关押的罪犯放出监狱。另一方面，则向秦始皇的法家领导集团进行血腥的阶级报复。儒家搞复辟倒退，从来是杀人不眨眼的，极其残暴狠毒的。赵高煽动秦二世“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去先帝之故臣”④，杀害了蒙恬、蒙毅、去疾、冯劫等著名的文武大臣和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公子、公主。牵连受害者不计其数。最后，连李斯也没有被赵高放过，终于“腰斩咸阳市”，并“夷三族”。对各郡县地方官，也大规模地进行了清洗和杀戮。到了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七年），终于又杀害了秦二世，并且公然提出恢复分封制。　　赵高篡权以后，还大大加重了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弄得“黔首振恐”。在埋葬秦始皇的时候，恢复了奴隶制时代的“人殉”，“后宫非有子者”“皆令从死”；甚至还把许多修坟的工匠活活封死在墓中，“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⑤。这种惨绝人寰的残暴行为，是历史的倒退。他们恢复了阿房宫的修建，并征调五万人为屯卫，“令教射狗马禽兽”。“赋敛愈重，戍徭无已”。结果，京师的粮食草秣都严重不足，又从全国各地征调大量粮草入都。秦始皇的时候，为了发展封建农业经济，对从事农业劳动的比较贫苦的农民（当时叫“闾左”），规定的服劳役、兵役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赵高篡权后，就大规模地“发闾左之戍”，把日益沉重的徭役负担直接加在贫苦农民的头上。种种倒行逆施，都是想要使贫苦农民重新沦落为奴隶。他们还采用残暴的刑罚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⑥。　　这些情况说明，在沙丘反革命政变之后，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已经中断，而被赵高代之以复辟的儒家路线。赵高复辟集团虽然没有来得及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它的倒行逆施，迅速激化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奴隶主复辟势力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矛盾。在赵高篡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公元前二○九年夏天，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很快就推翻了赵高、胡亥的反动统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的激化是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赵高篡权是秦朝灭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驳“法家亡秦”论　　秦王朝迅速灭亡到底是不是“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⑦，推行了法家路线的结果？这是历史上儒法论争十分激烈的一个问题。历代的孔孟之徒常常利用这个题目攻击秦始皇及其法家路线。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学着他们的腔调，写了“论秦”三条，对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极尽诽谤诬蔑之能事。　　孔孟之徒叫嚷说：秦朝的迅速灭亡，是由于秦始皇“穷兵黩武”，“内平六国”，“北却强胡”。林彪也攻击秦始皇“轻启战端”。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秦始皇所进行的战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公元前二三○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在十年之内，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关东六国的诸侯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一种是公元前二一五年，派大将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这两种战争，前者结束了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后者反击了北方落后的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了中原广大地区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战争都是正义的、进步的战争。消灭诸侯割据局面所用的“兵”，抗击匈奴奴隶主侵袭所用的“武”，都是完全必要的。“内平六国”，“北却强胡”，不但不是秦朝灭亡的原因，相反，正是它兴盛的两个重要条件。只有那些在社会制度上主张倒退，在侵略者面前主张投降的儒家无耻之徒，才会对此进行丧心病狂的攻击。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比起春秋、战国几百年的任何时候，战争都大大减少了。春秋时期的二百四十年间，仅在鲁史上有记载的，列国间的战争就有四百八十三次之多。到了战国时期，战争的规模更加扩大，次数频繁。其中很多是非正义的割据混战，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西汉的贾谊说：“诸侯力政，……兵革不休，士民罢〔pí 音皮〕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⑧。这段话，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统一前后的实际情况，也是对儒家恶毒攻击的一个驳斥。　　孔孟之徒的反动宣传说，秦王朝的迅速灭亡，是由于秦始皇“赋敛无度”。林彪也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攻击秦始皇“苛赋税”。这是儒家反秦的老调。西汉的反动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信口开河，胡说什么：秦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⑨。此言一出，竟成了后代孔孟之徒攻击秦始皇所引据的经典。一提起秦始皇的赋税徭役，便开口“二十倍”、“三十倍”地念下去，好不吓死人也。　　儒家鼓吹的那个“古”，果然是那么“轻徭薄赋”么？完全是无耻的伪造！　　在奴隶制度下，哪有什么徭役、赋税制度可言！那时候，千百万奴隶戴着沉重的枷锁被束缚在“井田”上从事艰苦的劳动，甚至被活活杀害作为“人殉”和“人牺”，他们连自己的身体都属于奴隶主所有，和牲畜一样，没有做人的权利，只是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他们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手工产品，全部属于奴隶主。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历史上的一次大进步。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奴隶的劳动力，吸引了关东六国的很多劳动人民跑到秦国去，这就说明在秦国的封建制度下人民生活比在有大量奴隶制残余的关东六国的人民生活好。秦王朝统一中国后下令“更名民曰黔首”，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从法律上承认了由奴隶逐渐变为农民的人们的新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秦始皇奖励发展封建农业经济的政策促进下，生产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当然，秦朝是地主阶级专政的王朝，秦朝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是残酷的；但比之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生活已经有了改善。这个历史事实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人民的负担是重还是不重，还要看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水平。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在位的十二年，不断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奖励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大兴水利工程，修驰道，通水路，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等，这些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秦朝人民负担虽然不轻，而在秦始皇在位期间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并未激化到大规模外部对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生产有了发展。　　秦统一前的封建诸侯割据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虽然基本上已经建立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但是生产的发展仍然受到诸侯割据局面的严重阻碍，人民的实际负担在社会产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加以那时候，小国除了要维持自己的军队、国家机关和满足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以外，还常常要向大国奉献十分苛重的贡赋，这些负担全部落在小国人民的头上。即使是象战国七雄那样的大国，也常常征发大部分青壮年农民出征打仗，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少了，人民负担就不能不加重。比起封建诸侯割据时期的这些情况来，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人民负担，相对地说是减轻了的，又哪里有几十倍苛重的问题呢？在秦始皇执政时期，为了鼓励发展农业，规定贫苦农民（即“闾左”）每年只服劳役一个月，一生只做“正卒”一年，“戍边”一年。何况，秦统一后人民的负担中，有些是为了抵御匈奴奴隶主的侵扰。　　面对匈奴奴隶主的侵扰，是抵抗还是不抵抗？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抵抗，人民当然要有较多一些的负担。可是，不抵抗，人民就势必要遭受更大的苦难。为抵抗匈奴奴隶主的侵袭而动员人力物力，这怎么能和诸侯割据混战时期的情况相提并论呢？　　至于儒家说的什么秦始皇“残暴”，无非是指他消灭了六国诸侯，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焚书坑儒。林彪也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还别有用心地攻击秦始皇“不民主”。其实，消灭六国诸侯，焚书坑儒，都是革命行动，是实现中国的统一，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所必需的，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秦始皇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农民当然也是实行暴力统治的；但儒家所说的秦始皇的“残暴”，显然并不是指这个方面，而是指他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镇压。其实，在我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是代表没落反动阶级的儒家。儒家满口“仁义道德”，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却十分毒辣凶狠。他们对革命人民和法家的镇压和屠杀，手段之残暴无所不用其极。这帮反动家伙对革命人民哪里有什么民主？在他们拚命要恢复的奴隶制度下，奴隶主对奴隶有什么民主？赵高这个儒，代表着没落奴隶主势力，他上台后，就疯狂屠杀了大批法家革新派。他对革命的劳动人民的镇压，就更加凶恶了。儒家杀人的血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复辟势力上台，革新者就会人头落地，广大劳动人民更要深受其害；对于复辟势力，只有实行专政，实行独裁，才能巩固新兴的社会制度，巩固国家的统一。秦朝之所以灭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革命暴力运用得还不够，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镇压反革命不够彻底。这些反革命的儒、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存在，正是赵高篡权、妄图复辟的社会基础；也是后来乘农民起义之机大搞复辟活动的反动力量。　　秦末农民大起义与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　　马克思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⑩。秦朝是地主阶级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从封建制度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对抗性的矛盾。这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应该从这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中去寻找。　　秦始皇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在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这一点上，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特别是他修造阿房宫、骊山墓，滥用了民力，妨碍了生产，激起劳动人民的反对。秦始皇在位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小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但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上还是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也正在不断调整，大体上是相适应的，生产力有所发展。秦始皇坚持法家路线，打击矛头主要指向六国旧贵族，指向以儒家为代表的复辟势力。“焚书坑儒”，镇压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是广大农民所拥护的。当时，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还没有激化到大规模外部对抗的程度。　　钻进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赵高篡权以后，中断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逐步推行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社会性质虽然还没有根本的变化，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却大大加重了。这种奴隶主式的残酷压榨，使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激化起来，导致了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历史并没有按照复辟势力的代表赵高的主观愿望向后倒退，而是恰恰相反，赵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秦末农民大起义打击了赵高操纵的正在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政权，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复辟势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历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这在客观上也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扫清了障碍。　　赵高把持的反动政权是当时继续推行法家路线的主要障碍，不推翻它，社会就不能继续前进。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对于赵高的反革命行径曾经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斗争。在赵高篡权之际，蒙恬、蒙毅看出了赵高是“孽臣逆乱”，上书反抗。在赵高篡权之后，李斯逐渐认清了赵高的反革命狰狞面目，想要起来进行斗争，曾上书揭露赵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建议秦二世铲除这个国家的祸害?。他们受时代、阶级和自己的思想的局限，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帝王身上，而不是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军事、政治力量进行斗争，不依靠当时整个新兴阶级的力量，更不知道也不可能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而且，大势已去，悔之晚矣！结果，不但无济于事，反而遭到复辟势力更狠毒的迫害和杀害。在赵高的反动统治下，“宗室振恐”，“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但却没有一个人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反对奴隶主贵族复辟的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了革命农民身上。农民革命的风暴一起来，赵高操纵的这个貌似强大的反动政权，就象纸糊的房子一样倒塌了。　　“散处闾巷之间”的“六国公族”是推行法家路线的又一障碍。秦始皇当权的时候曾通过迁徙、收兵器、焚书坑儒等措施，对六国旧贵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防范和镇压。但是，地主阶级毕竟也是剥削阶级，它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对旧贵族采取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措施的局限性，不可能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清除这些复辟势力。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这些以各种伪装潜伏在各地的反动家伙乘机纷纷跳了出来，也要“造反”，有的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企图借农民军的力量实现自己的野心，“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有的拥兵自立，割地称王；有的妄图用儒家的反动理论影响起义军领袖，以改变农民斗争的方向。农民革命的英雄们饱尝了诸侯割据的苦难，坚决粉碎了复辟势力“立六国后”的阴谋。农民起义军的杰出领袖陈胜坚决拒绝了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孔丘后代孔鲋要他“兴灭继绝”的反动说教，他说：“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毅然决然地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后来，由于六国旧贵族和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反动儒生的破坏和起义队伍本身的某些弱点，陈胜、吴广起义最后是失败了。但是，在农民大起义期间，奴隶主复辟势力受到了农民军的沉重打击。原关东六国各地仍然保存着的奴隶制残余也被进一步扫除。儒家的反动政治路线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在秦末农民战争之后，又经历了以项羽和刘邦为代表的儒法两条路线的大搏斗。这场大搏斗又以法家路线的胜利而结束。刘邦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在女政治家吕雉和法家萧何、张良等协助下，为创建和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封建王朝进行了多次重大的斗争。刘邦、吕雉以后，文、景、武、昭、宣几个皇帝也都是坚持法家路线的。他们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复斗争，基本上打垮了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打败了不断侵扰的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捍卫了新兴的封建制度和国家的统一。秦始皇开创的封建大一统局面，到汉武帝的时候基本上得到巩固。正是在秦皇、汉武这个时代，我国初步形成了强大的统一的国家，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注〕　　（1）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2，4，6）《史记•李斯列传》　　（3，5，8）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7）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9）班固：《汉书•食货志上》　　（10）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1）章太炎：《秦政记》　　（12）司马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刊载于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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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中国大学毕业生薪酬排行榜，你的母校排第几？ZT: 漠孤烟 2015-6-16 10:37; 6月15日，人工智能公司 iPIN.com 在北京发布了《 2015年 iPIN.com 中国大学薪酬排行榜》，清华大学高居榜首，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分列二三位。　　据介绍，这份薪酬排行榜是根据来自招聘和猎头公司的4000万大学毕业生真实毕业去向数据分析所得，由各大学毕业五年薪酬指数计算所得，共统计了全国2457所大学共计100067个校内专业的就业去向。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 iPIN.com CEO杨洋表示，薪酬排行榜受地方经济发达程度的影响非常严重，比如上海的大学普遍排名靠前，但这并不能说明上海的大学生远比其他地方更优秀。这样的结果并不能真实反映出各大学的真实就业竞争力。　　对此，今天的发布会上还发布了一份不受地方经济影响的《iPIN 2015年中国大学就业竞争力排行榜》。　　大学真实就业竞争力衡量的是一个大学对毕业生薪酬带来的独立影响。根据这份榜单，清华大学稳居榜首，北京大学其次，而榜单前十位的高校中，七所位于北京或上海。; 364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农业为什么成了中国的包袱？: 稻草 2015-4-26 11:24;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说中国农业要减少补贴，能够进口的农产品尽量进口，说中国人不能有战争思维，同时建议把农村人口进城放开，减少农村农民数量。对于一个财政部长讲这种话，尽管浑，但也说明，他觉得中国农业现在不但没有贡献，反而要政府补贴农业，这一笔钱肯定是不少的，因为财政部没有公开过这些数据，这也是老百姓听到他的“牢骚真言”吧。中国农业家庭承包，并没有增产，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大承包的第一年198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反而比上年下降了1100多万吨，1981年也比承包前一年总产量少，并且后来的连续几年并没有明显的增长。农业专家统计，粮食后来的增产主要是杂交水稻，杂交小麦的广泛应用，以及化肥的大量施用。笔者亲自调查过一个农村大队支部书记，他在承包初期多了一个心眼，因为他担心农民两极分化，故意把大队的第六生产队没有承包，这个生产队直到1990年还没有分到户，但粮食产量，这个生产队的产量反而是整个村最高的。同时这个生产队只有一部分人从事农业劳动，另一部分人照样上乡镇企业或者到外地打工。可惜的是，后来这个支部书记他调走了，这个六队顶不住政策的压力，也没有再搞集体了，六队秦队长后来感概地说集体没搞了，生产队也就散了，各弄各的了。现在农业是国际竞争了，中国人多地少，家庭农业，竞争力差，成了一个靠政府补贴才能活下去的产业，这是一个时代政治的悲哀。事实上，上述的六队经验推广到全村，让少部分人耕种几千亩地，搞集体化农庄，另一部分人搞乡镇企业，再一部分人外出打工融入城市。这样农业改革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中国农村加油吧！ ===================== 附录：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昨日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引起的。　　据报道，楼继伟是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他称，现在中国关键的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6.5-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就要求我国在未来的5至7年的时间里，做好全方位改革，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　　对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楼部长主要列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楼继伟称中国人总有战争思维，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国当前大量进口农产品会被阻断，但他认为即便发生战争，也能靠“换草退耕、还湿退耕”来保证农产品库存。因此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　　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他说，国务院于2014年7月颁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只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法，但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却没放开。因此，为了打破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阻力，国家要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　　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由农民应自主决定，并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　　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因为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企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只有靠划拨国有资本才能解决之前未交部分的亏欠。而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给付、收缴、投资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不然我国将过不去即将到来的快速老龄化。　　楼继伟认为，如果完成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关于2020年的任务，我国将绕开“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他也提出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去杠杆化的问题。他提出不能再积累去杠杆率，否则高杠杆爆发之时是无法收拾的。;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754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亲历哈佛：大学精神的本质，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是恢复人类的天真 ... ...: 热度 5 VANO 2014-9-10 17:48; 本文作者：刘瑜，博士，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女。学者，作家，诗人。代表作：《民主的细节：当代美国政治观察》、《余欢》、《送你一颗子弹》 -------------------------- 我在哈佛做一年博士后，除了领钱，基本也没有什么别的任务。为了防止自己整天缩在家里，把薄薄的那一沓钱翻来覆去地数，我决定去旁听几门课。　　那天我去学校我所在的机构，跟机构里的秘书表达了此意。她非常干脆地说，没问题啊，只要教授同意，都可以呀。我问，有没有一个什么社科方面的课程清单，我看看有什么课可选。我问的时候，想象的是几页纸，可以站那顺手翻完。结果说时迟那时快，柔弱的女秘书突然掏出一个庞然大物，向我递过来，我伸手一接，胳膊差点因为不堪重负而当场脱臼。　　定睛一看，这本1000多页的玩意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几行字：　　 Courses of Instruction 2006-2007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Harvard Colleg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s. 　　就是说，仅仅就本科和文理学院的课程表及课程的简单介绍（一般3－5行的介绍），哈佛就一口气列了1000多页。我估计，把哈佛全校的课程名单一一排列出来，是不是得绕上赤道一周两周啊。　　以前在哥大听课，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见过世面了。现在，捧着这个庞然大物，我有种金轮法王突然路遇萧峰的悲凉感，过去六年建立起来的牛校感当即化作片片飞屑，随风而逝。　　端着它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仔细研读起来。如同一个饥饿无比的人，捧着一个写满了各种山珍海味的菜单，边咽着口水边往下读。读到最后，就是《廊桥遗梦》里面女主角遇上男主角的感觉，之前和丈夫风平浪静的婚姻，原来都是不算数的，这才是真正伟大的爱情。　　当然，让我产生伟大爱情的，不仅仅是哈佛所提供的课程之多，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课程之人性化。国内的媒体，时不时地就会把“大学精神”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一下。基本上大家都会达成一个共识：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机构，大学精神不应当仅仅是训练工作技能的精神。据说，大学应该熏陶的，是一种人文精神。虽然“人文”这两个字，因为靠“文人”两个字太近，已经臭大街了，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再给它一次机会。　　哈佛大学之所以是一流的大学，当然是因为它最有钱，然后用这些钱买了最先进的设备和雇了最牛的教授。但是同时，也是因为它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而这一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它的“核心课程”上（哥大也有，但是跟哈佛比，是小巫见大巫）。　　所谓“核心课程”，就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学生必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这些基础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进入知识的细枝末节之前，能够对他所置身的世界有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和探索。这样当他置身于自己的专业时，能够知道自己所学习的，不过是一个巨大有机体里面的一个毛细血管。　　摘抄一段关于“核心课程”的说明：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re Curriculum rests on the conviction that every Harvard graduate should be broadly educated, as well as trained in a particular academic specialty or concentration. It assumes that students need some guidance in achieving this goal, and that the faculty has an obligation to direct them toward the knowledge, intellectual skills, and habits of thought that are the hallmarks of educated men and women.” 哈佛的“核心课程”分成七个板块： Foreign Cultures; Historical Study; Literature and Arts; Moral Reasoning; Quantitative Reasoning; Science; Social Analysis. 拿Moral Reasoning这个板块做为例子，所给的课程包括： 1、民主与平等 2、正义　 3、国际关系与伦理 4、伦理学中的基本问题 5、儒家人文主义 6、有神论与道德观念 7、自我，自由与存在 8、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奴隶制 9、社会反抗的道德基础 10、共和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11、比较宗教论理　 12、传统中国的伦理和政治理论　 13、古代与中世纪政治哲学史 14、现代政治哲学史　　拿科学这个板块来说，所给课程包括：1。光与物质的性质 2。空气 3。宇宙中的物质 4。观察太阳与恒星 5。时间 6。爱因斯坦革命　7。环境的风险与灾难 8。现实中的物理 9。Cosmic connections 10. 音乐和声音的物理学　11。看不见的世界：科技与公共政策 12。能源、环境与工业发展 13。Life as a Planetary Phenomenon 　　其它的板块，就不列了，太长。基本上，“核心课程”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们在开始研究树木之前，能够先看一眼森林。最好能够把这个森林地图印在大脑上，以后走到再细小的道路上，也不会迷路。我再列一些“本科新生研讨会”的课程（freshman seminar）――这个freshman seminar是什么宗旨，什么来头，我不大清楚，但是有些课程名称开得非常诱人，因为名单太长，我只列上那些我感兴趣的课程――也就是如果我有三头六臂会去旁听的课程。 1、人的进化 2、翅膀的进化 3、细菌的历史 4、银河与宇宙 5、象棋与数学 6、疾病的话语　 7、DNA简史 8、美国的儿童医疗卫生政策 9、道德判断的本质 10、火星上的水 11、医药公司与全球健康　 12、传染病对历史的影响 13、非洲的艾滋病 14、关于意识的科学研究 15、什么是大学，它的目的是什么？ 16、俄罗斯小说中的爱情 17、怀疑主义与知识 18、一个社区的研究 19、基督教与美 20、怎样欣赏画　 21、浮士德 22、黑人作家笔下的白人 23、香蕉的文化历史 24、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25、苏格拉底及其批评者 26、怎样读中国的诗歌 27、互联网与法律 28、美国的70年代 29、The American Creed Excep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30、语言与政治 31、信任与民主 32、美国的总统选举　 33、60年代的青春文化 34、盗版 35、全球变暖与公共政策 36、当代印度 37、公共健康与不平等　 38、公墓的历史 39、人权 40、政治演讲与美国的民主 41、“犯罪”的概念 42、现代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 43、烟草的历史 44、酷刑与现代法律 45、大脑的测量：心理学实验的兴起　　你看，随便这么一列，就有45个。对于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来说，这些课程简直就是一场饕餮之宴，举着筷子，不知从何下手。不知道清华北大，能给那些刚刚背井离乡的18岁孩子，开出上述45门课中的几门。　　我相信，大学精神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恰恰是恢复人类的天真。天真的人，才会无穷无尽地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关于自然、关于社会。大学要造就的，正是达尔文的天真，爱因斯坦的天真，黑格尔的天真，顾准的天真。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人”不屑一顾的“呆子气”。“成熟的人”永远是在告诉你：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就是不必追究的，不必改变的。　　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象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　　前两天读王璐小友的文章，其中有句话说的挺好玩，说到国内某现象，他说：两个连大学都算不上的什么机构，竟然为自己还算不算一流大学而辩得脸红脖子粗。　　这事我没怎么跟踪，所以也不太清楚。好像是香港几个大学挖了几个高考状元走，清华北大就开始捶胸顿足，觉得自己不再“一流”。这种捶胸顿足有点滑稽，仿佛宋祖德为自己不再是一线男星而痛心疾首。其实，清华北大的确应该捶胸顿足，但不该是为了几个高考状元，而应当是为自己与天真的距离。; 4628 次阅读|10 个评论

分享历史上美国曾七次帮助中国: VANO 2014-8-7 16:50; 历史上美国曾七次帮助中国 ZT 中美一百多年来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五救一抬一放生”。　　建造清华大学、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苏联核手术、联合国安理会位置、改革开放。一、培养人才、建造清华大学　　清朝末年，中国面临崩溃，美国遏制了日本和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美国看到中国关键是缺少人才，于是设法为中国培养人才。 1. 帮助中国培养人才清朝末年，中国眼看就要灭亡。美国看到，中国的衰弱只是因为科学知识的缺乏，于是替中国人培养科学人才。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留学生万里蹈海赴花旗，美国替中国培养了这些科学人才。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　　替中国造就了第一批科学人才，否则中国不可能走现代国家之路。　　中国留美幼童纪念学会会长高宗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幼童与美国家庭共同生活，水乳交融，对促进民族感情贡献良多，影响源远流长。” 　　 2.美国人建造了中国人的最高学府—— 清华大学　　因为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政府的权力受议会、司法与民众舆论的限制，当然不可能让美国政府用他们自己纳税人的钱替我们建造大学。本来庚子赔款赔给他们的钱就是他们的了，但是他们要退回，拿出来替中国政府建造学校、培养科技人才，清华大学的优秀学生毕业后，免费到美国留学。只能说明美国人是很有良心才这样做的。　　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遂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然后再来侵+犯中国。这与美国人的作为是天地之别。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　　到了30年代，美国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四川的华西医院等等，甚至可以说凡是中国现在的大型医院、医学院其前身几乎都是教会医院，即使是后来的军医医院、军医学院的人才和医疗体系都莫不出自前者。另外，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友好善行就恕不一一例举。　　　　二、五四运动帮助中国要回青岛　　１９１９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到巴黎参加和会。梁启超也率领民间代表团赴巴黎，梁启超亲自拜访美国总统威尔逊，请求他在和会上主持公道，把山东特权归还中国，美国总统答应，他并且在巴黎和会上争取。无奈英、法、意、俄在1917年2-3月间曾对日本达成秘密谅解，四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既得权益，在和会中不反对日本对山东权益的要求。　　各地学生到外国大使馆前请求那些国家的政府，支持把山东特权归还中国。五四运动是“求帝爱国”运动，并不是所说的“反帝爱国”运动，历史已被某些人精心改过。　　中国政府继续争取山东权益。1922年2月4日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终于收回了青岛及山东的全部权利。　　山东为京津咽喉，山东不保，北京亦不可保，形势十分危岌，当时中国的人心全乱，抗日战争不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开始，而是从1919年的五四开始。不是从东北开始，而是从华东开始，怎么打？　　　　三、抗日战争　　在美国参战前，１９４１年７月美国和荷兰联合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而且号召其他国家对日本禁运，由于当时日本９８%的石油要靠从美国进口，对日本禁运石油也可以说是把日本置于了死地。在和日本的谈判中，将日本从中国立刻无条件撤军当作不可谈判的必要条件。这是导致日本对美国动武的直接导火线。日军偷袭珍珠港，开始对美宣战。　　飞虎队的事大家也都知道。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参战以前的1941年4月15日签署了正式的行政命令，授权陈纳德招募组建AVG（美国志愿航空队），也就是飞虎队，正在服役的美军官兵可以自愿加入AVG。于1941年8月1日正式成立。1941年12月到1945年9月，美国志愿航空队共击落和炸毁日军飞机2600多架，击沉、击毁敌舰44艘，击毙日军66700多人。　　飞虎队及后来的援华飞行队，在中国战场上抢得制空权，压制了日本的气焰。并于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开辟的“驼峰航线”，被称为“死亡航线”。这条航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空运航线。中美双方先后投入飞机2000多架，空运物资73万吨，人员33477人，飞行总时间达到150万小时。南京航空烈士公墓位于紫金山北麓，1995年8月，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落成。英烈碑上镌刻了自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间牺牲的3000多名航空烈士的英名，其中美国2186名，中国870名（不少是飞虎队、美国援华飞行队队员）。　　抗战时，由于中国缺乏武器弹药，没有外援，根本无法支持。美国给了我们最大的援助。后来美国参战，我们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共同打败日本，又一次拯救了中国。　　　　四、朝鲜战场——帮助中国走出“二、三世”的天下　　 1950年11月25日早晨，两架“联合国军” B一26轰炸机飞过“志愿军”指挥部，看到有做饭的烟柱，飞过之后，又掉过头来投下几十枚燃烧弹…… 　　这是美国飞行员的无心之作，不知道该不该算美国政府的份。没有他们这一下子，那么中国现在就是毛二、三世的天下，朝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今天。朝鲜小国寡民，我们和世界人民可以接济，我们这么多人，请问谁能接济？恐怕又得饿死几千万甚至上亿！　　五、美国制止了苏联对中国的核修理、核打击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两国军队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大城市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加核切除打击”。就是中国所有大城市连人口、建筑物全部毁灭。就象做外科手术把某人的手脚切掉一样。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美国政府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绝妙无比的办法，将这件事捅了出去——美国将克里姆林宫给出卖了。　　美国政府把消息给报社，以该方式把消息传给中国。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接着美国政府向苏联表示：只要有一颗核导弹离开苏联国境，美国就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苏联所有城市都在美国的核导弹打击范围之内。　　关键时刻我们的“敌人”美国又一次拯救了中国。老毛不能明白，我们差点被老大哥的手术刀切掉，却被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救了，实在想不通，他受到巨大的剌激，掰开了他的神经弦，于是才有后来的乒乓外交、中美建交的故事。　　六、把中国拖上安理会的位置　　二战时，苏联企图在战后控制中国。1943年10月，美国军政领导在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即将召开之前，开会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会议前夕，美国代表赫尔向苏联代表莫洛托夫转达了魁北克会议中英国同意“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设立国际和平机构”的建议后，遭到了苏联的反对。当罗斯福得知苏方的态度后，他指示赫尔，在会上要极力坚持四强观念，签署任何协议，必须包括中国，“哪怕这个时候达不成协议也在所不惜”。 10月19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会上，赫尔提出应由四国签署宣言，而莫洛托夫则坚持只讨论三国宣言。赫尔坚持说：“在我看来，不能把中国从四国宣言中删去。我的政府认为，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到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在此建议不被苏联接受的情况下，赫尔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宣言不以四国的名义签署，美国绝不会在一份三国宣言上签字；而且，如果苏方坚持拒绝邀请中华民国，他将不签署任何文件而离开莫斯科。在美国这种强硬态度下，苏联被迫改变了主张，赞成以四国名义发表宣言。但是，随后苏联又以中国在此无代表为借口，建议仍由苏、美、英三国签名。赫尔仍坚持必须由四国代表签字，并提出让中国驻苏大使代表签字。30日，中国外长傅秉常与美、英、苏三国外长共同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四国宣言上签字。　　这个后来被称为联合国组织最初蓝图的《普遍安全宣言》，“四国宣言”的签定，迈出了筹建联合国组织的关键性一步。　　11月22日至26日，开罗会议举行。这是大战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参加最高级国际会议。会议期间，蒋介石总统就建立战后强有力的国际和平机构问题分别与罗斯福、丘吉尔交换了意见，表达了希望“四国宣言”早日具体化的愿望，他表示：“中国将欣然参加四强的一切机构和参与制订决定”。　　事实上，在赴开罗会议之前，蒋介石即指示手下对战后的国际机构准备相应方案。开罗会议的公报中，肯定了中国的四强地位，宣布日本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领土，战后必须归还中国。此外，罗斯福蒋介石还就美国援华，中苏边界及远东其它国家的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　　开罗会议结束后，美国与国民政府确定了双方在远东的战略关系，罗斯福蒋介石为他们取得外交成就相互庆贺：国民党《中央日报》的社论，称开罗会议是“转移了世界人类的命运，重写了世界历史的新页”；罗斯福则在圣诞节前夕发表致美国人民书，宣布美国和中国“在深厚的友谊和统一的目的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密切”。美国国会同时宣布废除歧视华人法律，以便进一步证明美国“不仅视中国为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　　美国把中国推上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位置上。在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说：欢迎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我们的“敌人”抬高了我们的地位。　　　　七、改革开放又一次放了中国一条生路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就把蒋从联合国的安理会位置上赶走，让大陆坐了该位置。　　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锁国政策，继续不让中国大陆入联合国（美国是安理会成员国，有一票否决权），继续对中国进行彻底的技术封锁（建交后到一九八九年以前，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在很低水平上进行），美国是老大，他的一举一动影响着其他国家，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会有巨大的障碍，也没有如此大的成果。“我们的敌人”——美国又一次放了中国一条生路……; 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专心做清华校长的人: 热度 1 稻草 2014-1-30 10:36; 梅贻琦，（1889（己丑年）-1962（壬寅年）），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在清华大学任校长时，他为清华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一是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共同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个人分类: 生活转帖|3600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专家：近20年文物破坏甚于文革: 热度 1 稻草 2013-10-23 12:17; 　　眼下，山东济南正在重建此前被拆除的老火车站。它曾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被二战后联邦德国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最值得一看的第一站，也是当时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建筑学教科书上的范例，更是济南的标志性建筑。济南老火车站于1912年建成，1992年被拆除。2012年，济南市正式确认重建济南老火车站。　　济南市政府称将“原汁原味”地复建21年前拆掉的济南老火车站及行包房。有接近济南市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火车站设计者费舍尔的孙女访华，或成为重建的间接导火索，从得知到决定重建不过匆匆几天时间。　　在城镇化、工业化大潮中，拆旧建新成为避不开的话题，不少文化遗产遭到破坏。近年来，古建筑修复或重建常常引起争议，珍贵的历史文物古建一旦拆除，就会永久失去生命，无法复原。　　从济南老火车站重建提出之日起，舆论的争议声不断，这让在历次学术会议中饱受指责、想要通过复建翻身的济南进退两难。真的只有重建这一条道路吗？重建究竟是恢复了真文物，还是假古董？近日南都记者对济南老火车站进行走访调查，还原其拆除与重建的脉络。　　济南重建老火车站引发质疑　　今年8月1日，济南市旧城开发投资集团对外公布，将投资15亿元修建济南火车站北广场，其中包括复建21年前拆除的老火车站以及行包房。济南市官方称复建后的济南老火车站将“原汁原味”地展现在市民面前。　　根据济南市的规划，火车站北广场周边的建筑将做调整，使临近北广场的建筑层高度降低，突出老建筑的位置。天桥区委书记毕筱奇曾对媒体公开表示，未来，火车站北广场将和济南西站一样，采取双层的立体式广场模式。这样不仅能让老火车站更凸显、更美观，双层立体广场，下面走出租车，上面走行人，也更加方便。　　一位济南市政协委员曾表示，老火车站的重建对于大力推进济南旅游文化内涵和观感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济南老火车站的最新消息，仍然停留在今年8月，复建的消息引起了大量质疑声，济南市规划局的一名官员回复称，该复建的图纸设计还没有完成，正在完善规划方案。此后，或许是受到舆论的压力，官方不再发声。　　“那是拆毁了一代人的远行梦” 　　城市的发展如洪水般将老火车站吞噬，没能留下任何痕迹。老火车站的原址如今早已被改为铁路大厦，与其同期的建筑，只有胶济铁路的车站(现为济南铁路局公用建筑)还有所保留。　　济南老火车站曾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由德国人赫尔曼·弗舍尔设计，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外观为圆柱形钟表楼，楼内分七层，设盘旋扶梯，楼顶为德式大钟，曾被战后联邦德国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远东第一站。根据济南铁路局史志，被拆除的济南老火车站位于济南市经一路北侧，是津浦铁路与胶济铁路的交会点，车站东西走向，坐北朝南。老车站始建于20世纪初期，清政府与英德两国签署了借款合同，借款500万英镑开始修建津浦铁路，1912年，火车站建成并投入使用。　　济南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认为，济南老火车站见证了清政府的灭亡到民国的转变、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军管铁路，再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这段历史，它是一段可以触摸的“立体的历史”。　　根据济南摄影家荆强向南都提供的照片，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是老火车站最繁华的一段时间。“以前济南的交通不发达，没有汽车，济南人远行就靠火车”，在荆强的记忆里，几乎所有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都是火车带着他去远方看世界。老车站陪他经历了儿提时代坐火车串亲戚、少年时代离家去插队，以及每次归来与家人团聚的欢喜，“每当我看到老车站的钟楼，这些场景就会一一浮现在眼前。” 　　从少年时学会摄影开始，济南老火车站就成为了荆强的固定拍摄对象，每隔一段时间，或是大事发生时，他都会去拍几张照片。　　1992年，济南火车站每天的客流量达5万人，铁路的运输压力增大，高峰期时，狭小的火车站和广场挤满了人，根本走不动。为了扩大站场，当时的济南市研究决定，将德国人修建的济南火车站拆除。　　当年拆除在即，济南市民纷纷与火车站合影留念，拍了几十年火车站的荆强也去了，与以往不同，这一次他的画面里出现了许多火车站的细节。荆强惊叹于这座建筑的做工完整、细致。山东建筑大学教授姜波介绍说，这座砖石木结构的哥特式建筑细节处采用人工雕刻，辅以嵌丝玻璃、藻井等，工艺精湛。　　拆除的过程中，荆强大多时候都在，“老车站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固多，人工拆除都是费了很大力气才凿开。”荆强看着，心里一阵酸痛，“那是拆毁了我们一代人的远行梦。” 　　决定重建只花了短短几天时间　　去年12月，姜波所在的山东建筑大学举办了一场“菲舍尔与济南老火车站图片展”。展览请来了赫尔曼·弗舍尔的孙女西维亚，其中一部分参展图片均由西维亚收集而来。不久后，《老照片》编辑部组织了一场纪念座谈，由济南市几个最熟悉火车站的学者和爱好者参与。主持会议的是自1992年火车站被拆除起，对老火车有近20年研究的姜波。　　座谈会上回忆了火车站被拆除的始末，提及被拆除的火车站，席间不乏叹息声阵阵。据一位不具名的学者回忆，1992年3月，在北京回济南的火车上，一名济南铁路局的主要领导被问及如何看待百姓留念时，回答称：“那是个殖民地的象征，不值得留下。” 　　事实上，这也代表了当时济南市乃至山东部分执政者的意见。尽管有不少专家和学者都反对，多次向山东省政府和济南铁路局建议保留济南老火车站，最终还是没能改变拆除的决策。火车站被匆匆拆除。　　似乎从这时开始，济南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在拆毁后的20年中，全国大大小小的文物保护学术会议上，济南每每被推到风口浪尖，一些专家的指责声不断，“你们济南拆毁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历史建筑、文化遗产。”这也为后来有人提出复建埋下了伏笔。　　2012年，济南市人大代表、天桥区城乡建设委主任刘敬涛等11人提交《关于加快火车站北广场建设及原钟楼复建的议案》，呼吁尽快启动济南老火车站重建。今年8月，济南正式宣布重建。出乎济南的意料，方案一经提出，再次掀起层层波澜。官方声称的“已经找到图纸，将会原汁原味复建”不断遭到质疑。　　重建的决定之仓促，从一个例子中可以体现。有接近济南市政府的消息人士称，费舍尔的孙女来华参加展览，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重建的诱因，“从听说此事萌生想法，到规划局联系重建事宜，中间只有短短几天时间。” 　　对此，学界的一些文物专家并不看好，认为文物古建的生命一旦终结就再也无法挽回。姜波则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关键，“当初为了发展经济，没搞明白就把它拆了；现在为了发展文化旅游，又没搞明白就想重建。”济南火车站代表着当时先进的技术，而中标的企业根本没有欧洲古典主义建筑复原的背景，有人找到姜波，希望提供设计和技术支持，他则回绝称，“原来的材料、工匠工艺都没有掌握，我研究了20年，都没研究透彻，怎么重建？” 　　“拆了真文物，造了假古董” 　　不仅是济南老火车站，近年来在城镇化、工业化大潮中，不少文化遗产遭到破坏。今年年初，住建部与国家文物局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检查中发现，湖南岳阳等8个城市因保护不力，致历史文化遗存遭到破坏，历史文化名城价值受到严重影响。　　还有一些地方兴起了“古镇古城重建风”。据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必虎统计，我国有30多个城市正在或谋划进行古镇、古城修复或重建。近年来，古城修复常常引起争议，往往是“拆了真文物，造了假古董”。　　根据最近一次的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我国已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共766722处，其中，17.77%保存状况较差，8.43%保存状况差，约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已消失。文化遗产不仅是联系过去与未来的纽带，也是我们未来创新型社会的“基因”。因此，在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必须要保护好文化遗产。　　“是否用如此简单粗暴的行为就可以抹掉殖民的痕迹？当历史建筑满足不了现代化需求，是否只有拆除一个办法？”济南火车站被拆除后的20年里，业界的学者一直在反思这两个问题。姜波介绍说，很多如今被称为“国保单位”的建筑，都是在半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建筑，而观念的转变也决定了建筑的去向。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内对待遗产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而当时的中国仍然深陷在旧思维中。　　“正确的观点应该是从中学习。”姜波说，在欧洲国家，一个建筑的重建甚至要修80年之久，重建的过程即对历史建筑学习的过程，即使复建，也要有真实的修复态度，而非仓促上马。济南火车站拆除后，没有更好的建筑来替代，“优秀的文物没有继承，是我们建筑教育观念的误区。” 　　历史已经无可挽回，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冯原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建新比保旧重要”的思维造就了现代化的城市。但是，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考虑到文化的多样性、历史遗产的稀缺性，应当重新建立更有品味的生活态度。　　曾经，也有过一些文物爱好者，抢在济南的商业渊薮泉城路上的一座老洋行被彻底拆除前，凑钱雇吊车将其部件运走收藏。但在济南，更多其它的建筑仍然难以抵挡厄运。一个让文物界同样痛心疾首的例子是，曾被评价为济南建筑完整性最好的老英国领事馆在一夜之间被烧毁楼顶，尽管事发时济南考古所已经将其列入重点关注文物的范围。　　与之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广州的金陵台、妙高台，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要保护，仍然难以抵挡经济利益的诱惑。去年5月，鉴于历史建筑的价值，广州市国土部门曾叫停开发商暂缓拆除，但时隔一年后的今年6月，这些建筑仍然被开发商在深夜偷拆。　　偷拆等事件之后，广州市对文物保护拿出了一些切实的行动，对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的历史建筑进行普查，一些不知名但具有历史价值的民间建筑将列入保护名录。被公示的历史建筑和初步评估提出的文物线索大多将得到原址保护。　　如今，广州、天津等地的历史建筑有了一定的判定标准，保护名录也成为这些建筑的“免死金牌”。不过，类似偷拆的事件仍然在各地不停上演。　　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　　城镇化不能“千城一面”拆掉古建就是拆毁历史　　◎我并不提倡重建，因为它不光是一个形式，使用原来的工艺、结构、材料，那才叫真正的复建。现在连阿房宫都要重建了，既不符合法律的原则，也不符合文物保护的原则。简直是胡闹。重建之风是时候应该刹一刹了。　　——— 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　　◎当初为了发展经济，没搞明白就把它拆了；现在为了发展文化旅游，又没搞明白就想重建。原来的材料、工匠工艺都没有掌握，我研究了20年，都没研究透彻，怎么重建？　　——— 山东建筑大学教授姜波　　谢辰生，我国文物界著名专家，曾主持起草1982年《文物保护法》、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　　1946年，谢辰生成为郑振铎的业务秘书，此后与文物保护结缘。60多年的文物保护生涯中，谢辰生起草出版了大量的文物保护文件并出版文物保护书籍，即便是在退休后，也为制止文物走私、古迹破坏奔走呼号，多次上书给中南海，推动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及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出台。　　尽管笔下书写了不计其数的法律、法规、文件，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谢辰生谈及现实却有一种无力感：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法律法规越来越健全，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文物保护事业却在“倒退”。谢辰生认为，文物古建被大肆拆毁且日趋严重恰逢城镇化大步式发展的阶段，以经济效益为主导的社会把城镇化当做牟利手段。面对有法可依，执法不严的困境，谢辰生建议，要树立文物部门的执法权威，依法行政，从严处罚。　　重建之风需要刹一刹　　南都：关于济南火车站重建的争议很大。重建到底该不该进行？　　谢辰生：《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原则上是这样。我并不提倡重建，因为它不光是一个形式，使用原来的工艺、结构、材料，那才叫真正的复建。现在连阿房宫都要重建了，既不符合法律的原则，也不符合文物保护的原则。简直是胡闹。重建之风是时候应该刹一刹了。　　南都：一些人认为，重建或许有纪念的意义？　　谢辰生：如果这座建筑非常重要，比如为了警示当时的拆毁，可以立一个牌子，说清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复建，也算是承载了一段历史。但是这个一定要想清楚，论证清楚。你为什么要重建？重建能不能达到原来的要求？　　现在一些城市把重建当成是吸引旅游的一种手段，但假古董值得看吗？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并不是特别富裕，首先要考虑还没完全解决的民生问题。　　近20年文物破坏甚于“文革” 　　南都：目前来看，大部分文物古建的拆毁集中在哪一时期？　　谢辰生：很遗憾，中国对文物破坏最严重的时期不是“文革”，而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此起彼伏，到现在都没有结束，这种破坏的程度比“文革”时严重。尽管中央一再强调，还是没有刹住这股风。　　南都：在当时，像济南老火车站这样的建筑会被认为是某一个历史时期的象征，拆毁被视为是“抹去阴影”之举。　　谢辰生：事实上，现在很多有价值的文物古建都出自这一时期。建筑承载着文化，代表了一段历史。所以保护古建是保护历史，保护文化。济南的老火车站是哥特式建筑风格，当时的背景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座建筑恰恰反映了那段历史。你拆掉了古建，那就把历史拆毁了，损失相当大。　　城镇化不能把文物作为牟利手段　　南都：如您所说，文物古建损毁最严重的时期恰逢城镇化大规模扩张的过程，城镇化和文物保护似乎是一个悖论？　　谢辰生：对城镇化的错误理解城镇化就会破坏文物。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成果。不能把城镇化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去搞运动、去搞“大跃进”式的发展，大规模拆旧建新。一刀切尤其不可以，各个地方城镇化的程度不同，有各自的人文风貌，不能“千城一面”地搞城镇化。　　南都：现在被破坏的历史文物既有历史原因造成的，也源源不断在发生新的破坏。　　谢辰生：不管过去还是现在，这么多年，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利益涵盖一切，金钱把人心腐蚀了。“一切向钱看”，把文化当获得经济效益的手段是错误的。但以经济为主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普遍现象。这个倾向十分可怕，拆或者复建，都是为了地方的G D P，而忘记全面发展，忽略了文化本身的价值。　　树立文物部门执法权威　　南都：那么城镇化与文物古建保护之间正确的关系是什么？　　谢辰生：我们今天搞城镇化要从实际出发。首先就是要坚持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因此，必须保护人文环境、历史文化环境，要搞好规划。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就是要把保护资源、保护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内容来考虑。我们的老祖先创造了这些人文历史环境，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人与环境相协调的阶段。　　南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是在1982年制定的，经过社会跨越式的发展，这些法律法规是否还够用？　　谢辰生：在《文物保护法》和各种相关的法规中，都十分明确，地方也已经有或者正在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但最大的问题在于，现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还是受制于利益的驱动，往往地方的文物部门最没有话语权，行政级别低，也惹不起上级。所以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树立文物部门的执法权威，依法行政，从严处罚。(南方都市报);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223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不明信件称朱令影响舍友休息被集体毒残: 热度 5 VANO 2013-9-27 17:38; 前晚，朱令案律师团召集人李春光律师在微博上发布案件最新进展称，清华校方高层已与朱令的父母接触。上个月，李春光曾与另一位代理人共同签署律师函，启动对清华大学的追责程序。不过，出于尊重校方和朱令父母意愿的考虑，李春光昨日向南都记者表示，暂时不便透露与校方接触的详情。　　校方已收阅律师函 www.6park.com 　　9月25日21时22分，李春光通过微博透露了朱令案的最新进展，共5点，主要涉及清华校方与朱令父母开始接触、向国务院法制办申请信息公开、北京警方仍与朱令父母保持沟通以及朱令父亲因病住院刚刚痊愈等四方面内容。今年5月13日，朱令的监护人发布声明，同意由李春光等10人组成“朱令案件律师团”，授权律师团依法通过行政、刑事和民事等法律程序，寻求对朱令的权利救济和权益维护。 www.6park.com 　　李春光表示，清华大学校方已收到他们发去的律师函，且校方高层已与朱父母开始接触。今年8月，李春光与另一代理人共同签署律师函，启动追责程序，并于8月10日投至清华大学。 www.6park.com 　　李春光昨天表示，尽管此前媒体多有报道朱令案，但清华方面一直未有回应，因此发这份律师函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校方勇于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据悉，校方目前已收阅律师函。 www.6park.com 　　不过，对于微博中提到的双方接触详情，李春光表示，为尊重校方和家属意愿，暂时不便透露。　　警方与家属保持沟通 www.6park.com 　　今年5月9日，李春光依授权曾再次向北京市公安局方面寄送《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结办”朱令案的事实材料依据、规范性文件依据及相关程序文书资料等。5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在官方微博回应称，当年“认定有投毒犯罪事实发生”之后，曾组成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但由于“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并否认警方在工作中受到干扰。 www.6park.com 　　实际上，早在2008年5月，朱令的父亲吴承之就曾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要求公开朱令急性铊中毒案侦破过程和结果的申请，但被警方以“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为由拒绝。李春光番没有透露此次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信息公开的结果，他表示，主要是由家属与警方直接沟通。 www.6park.com 　　对于朱令案的进展，李春光在微博中用“缓慢”来形容。他透露，律师团成立后，曾确定了一个大体性工作框架，目前的工作都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的，“希望案件能回到法律的轨道上来，理性地解决”。 www.6park.com 　　不明信件引猜测 www.6park.com 　　同在昨日，网友@ Fang_2014在微博发布了“一封奇怪的来信”。据称，“今年6月底，朱令家人收到一封写自美国洛杉矶、寄自拉斯维加斯的信件”，落款“冬冬”的作者在信中称，如果不是朱令影响别人休息，“也不会被同宿舍人集体毒残”。南都记者未能联系到“@ Fang_2014”求证信件照片的来源。 www.6park.com 　　据微博记录，此前其曾去医院探访，“和吴叔叔、朱令晚饭前一起在医院里散步”。 www.6park.com 　　@ Fang_2014的微博发出后引发猜测。简介为“帮助朱令基金(海外)官方微博”的@帮助朱令在微博中指出，从照片看，这封打印信用的是A 4纸，当地并不通用，“在美国基本上买不到A 4大小的纸”。 www.6park.com 　　@Fang_2014称，“信件已交@平安北京，目前尚未得到答复” 　　　　　　　　　　　; 4176 次阅读|16 个评论

分享朱令案最新进展：清华与朱令父母已开始接触: 热度 1 VANO 2013-9-27 17:26; 今晚9点22分，律师李春光在其微博上发布了案件的最新进展。从通报中，记者获悉，清华大学校方已收阅此前发出的《律师函》，并且校方高层开始与朱令父母接触。律师团也已启动向国务院法制办申请信息公开事宜，目前，北京警方与朱父母仍保持沟通中。 www.6park.com 记者电话联系到李春光，他表示，朱令案的进展颇为缓慢， “这个过程也比较艰辛，所以今天才发布案件进展，也感谢律师团的其他成员的协作。” 据李春光介绍，他们为朱令案成立了专门的律师团，共计10人。 “基于校方要求并尊重朱父母意愿，律师暂不介入该接触过程，亦不就此接受任何采访。”李春光说。 www.6park.com 19年前，清华才貌双全的女大学生朱令离奇中毒，至今案件仍未告破。然而，昔日才女现已重度瘫痪完全痴呆，生活不能自理。今年8月，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李春光作为朱令的代表律师，向清华大学发出《律师函》，正式对学校启动追责程序。目前，校方已收阅《律师函》，并且校方高层开始与朱令父母接触。; 2880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令人感叹的中国3D技术——听清华大学教授的讲座: 热度 14 四合院的闲人 2013-8-8 10:28; 令人感叹的中国3D技术 ——听清华大学教授的讲座四合院的闲人于北京周末，我们到地处奥林匹克公园的中国科学技术馆报告厅，听了清华大学教授林峰讲解3D打印技术。报告厅坐满提前报名参加的人们，有不少家长带来的孩童，他们大多是小学生和初中生，也有大学生，其他都是成年人。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学生物专业的林教授讲解3D技术简单易懂，与生活紧密联系，带给人们许多的思考。特别是生物细胞的二维打印和人体器官的仿造打印的实体，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清华大学制造的3D打印机已经销往美国数千台，在美国某个展览会中，我们制造的3D打印机被评为最佳。这个讲座让我们了解到3D不仅可以打出物件，还可以服务于我们的生活中，3D技术竟离生活那么近，将与我们的医疗、健康有密切联系。在答疑中，一名12岁的学生提的问题很有趣： “林教授，我的小姨刚切除了甲状腺，我想知道，细胞3D打印能不能制造一个新的甲状腺给我的小姨安上呢？” 教授说：“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器官再造的课题，相对别的器官，甲状腺相对容易些......。”接下来的讲解对我们来说只能听懂一部分，意思是不久将来能够实现，但要靠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看着在座的孩子们和年轻人，感觉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 ——可安装在人体的再造耳朵 ——仿人体的骨盆，可帮助诊断疾病 ——3D打印机中国科技馆里，80%都是孩子们，他们在展厅里穿行、操作、互相交谈，到处是他们欢快的身影。接着，我们观看了巨幕影片“大峡谷”，是美国大峡谷的变迁实拍纪录片。虽然去过大峡谷，看了这个片才知道那个峡谷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6564 次阅读|20 个评论

分享毛远新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热度 3 稻草 2013-7-29 16:35; 1960年，毛远新以优异的成绩从101中学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各方面表现好，101中学决定保送毛远新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当学校把这一决定告诉毛远新后，毛远新高兴地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件事。他满以为伯父会为他而高兴，不料，毛泽东听后却直摇头：“保送，不算本事。自己考上，才算本事。”毛远新听伯父这样说，立即表态：“我不接受保送了，我要参加考试，我要自己考上大学。”毛泽东问：“你打算考什么大学?”毛远新说：“你说什么大学难考，我就考什么大学了,毛泽东一听，很高兴，笑着说：“要说难考，就是北大、清华难考。”喜欢理科的毛远新稍加思考后，马上说：“我就考清华!”当年，毛远新进了考场，几场考下来，考得很好。他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3848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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