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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标签: 日本战犯

相关日志

分享 【社区新闻】“东京审判研究及其新进展“专题讲座
热度 4 xinsheng 2015-5-30 13:45
【社区新闻】“东京审判研究及其新进展“专题讲座
今天(5月29日)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特邀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教授,举办《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研究及其新进展》的专题讲座。 向 隆万教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先生之子。近年来,面对风云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不同社会阶层及人物对历史 人物与事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跌宕评价,向隆万教授伉俪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也怀着对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中国法律界前辈的崇仰,几度赴美,在美国国会图 书馆、国家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等处,悉心收集了大量与“东京审判”相关的文字、图片等珍贵历史资料。在讲座中,向万隆教授 利用大量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文字和图片,介绍了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历时两年半的“东京审判”,重现、昭示了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在另一个没有硝 烟的战场上,正义与非正义的代表人物的再度较量。 “东京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重要历史事件,它最终把东条英机等日本战犯送上了 绞刑架,并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惜,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包括在内,不仅中青代对“东京审判”几乎一无所知,即便古稀之人,对二次大战结束后的 “东京审判”也都印象淡薄、知之甚少。对中华民族在国际关系中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如此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竟在台海两岸均被尘封达60年 之久,不能不说是几代国人追悔莫及的一大憾事!不能不令人唏嘘与扼腕!向隆万教授伉俪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倾尽心力的努力,不仅于学术界弥补了海峡两岸在 这段不可割裂的历史方面的史学空白,更在各界听众中产生了积极、热烈的响应和影响。与会的各界代表踊跃发言,对向哲浚等老一辈检察官、法官为中国所做的贡 献表示致敬,对向隆万教授的报告给予极高的评价和衷心的感谢。来自台湾的刚刚卸任的国民党美东党部负责人张学海当场表示,如果向教授时间许可,他希望再组 织一场讲座,让更多的旅美台湾人了解这一历史大事件;来自哥大的代表也表示,希望能在哥大或纽约大学组办讲座,让更多的年轻人学习这段历史。 1. 大会合影 2.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教授做报告 3. 座谈会现场 4. 纽约和统会前会长花俊雄发言 对日本皇室及皇族不受战争惩罚表示极大遗憾 5. 纽约和统会代表翟莹 6. 刚卸任的国民党美东党部负责人张学海发言 7.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代表
个人分类: 活动报道|9294 次阅读|6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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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5 岳东晓 2014-9-6 00:58
光从一点就可以看出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对外软弱无能,而中国人民选择中共正是因为其爱国民族主义特征。日本发动918事变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1932年初即对日宣战。毛泽东虽然只有几万农军,而且大部分只有梭镖、红缨枪,却亲笔书写了对日宣战书。 蒋介石握有数百万装备远超中共的军队,却坐视日本侵占东北,一直没有对日宣战。 东北抗日最坚强的是杨靖宇等中共人士,东北国民党相当部分成为汉奸。 在日本的继续进攻下,国民党几乎都是不战而逃,日军哀叹【华军日退千里、皇军追之莫及】。 日本越过长城,进占华北。七七事变时,日军是从北京城外开炮。 即使日军攻占国民党首都南京,并进行了南京大屠杀,蒋介石政府也仍然没有对日宣战。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当年是蒋介石留学日本的经济担保,战后该犯被判处死刑后,蒋介石还向日本人表示惋惜。 国民党政权向日本宣战是在珍珠港事件,在美国对日宣战之后。也就是说,国民党对日宣战那是1941年12月,当时日本侵占东北已达十年之久、中国腹地大部已经被倭寇占领。 毛泽东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才剩几千人,而蒋介石有数百万大军,却根本没有抗击日本人的迹象。如果不是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抗日,很难说蒋介石这个亲日份子不会投降日本人。汪精卫作为国民党高层投日成为汉奸,跟着汪投日的重庆国民党要员一大片。 在抗战过程中,蒋介石政权也与日本人暗通款曲,直到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权还在试图背着盟国单独与日本媾和,被美国愤怒阻止。 至于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有过一些大的战役,那完全是他们的本分。作为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蒋介石政权掌握了中国的绝大部分的军力、财力、人力,抗击侵略是其职责与义务。但蒋介石政权在抗战中的消极是明显的,国民党在日军进攻下不断失败,很大程度是因为其抗战不坚决。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差,他们在朝鲜战场照样打得联合国军满山跑。国民党军在日本人面前节节败退是因为蒋介石之流的消极与无能。如果毛泽东有那么多军队、那么好的装备,日本侵略者早被消灭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放弃对日索赔不说,还竟然拒绝收复琉球,并雇佣日本战犯为军事参谋,滞留百万投降日军,试图用日军打内战,也被美国人愤怒的阻止。但仍有相当数量日军加入国民党对中共的作战。 美国人对蒋介石的评价应该比较客观的。杜鲁门总统在日记中称蒋家都是贼 (注1),从美国的军援中窃取了7.5亿美金。美国发现他们把美国军援的美金不是用于抗战,而是拿到美国炒房地产。 日本投降后,美国政府意识到,如果让日军向中共部队投降,那么大部个中国都会被中共接收。美国这才从后方运送大量国民党军前往受降。杜鲁门回忆录写道:【当时对我们来说非常清楚,如果让日军就地放下武器,那么整个中国都会被中共接收。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了一个非常措施,让敌人(日本人)原地驻守,直到我们将国民党军空运到相关地带并将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于各海港】(注2)。蒋介石下峨眉山摘桃子不是毛泽东的杜撰,而是美国人陈述的事实。 但美国的支持挽救不了蒋介石,中国人民最终还是抛弃了国民党这样腐败而不爱国的政权,选择了中共。 注1: 杜鲁门写道:【 Chiang Kai-shek and the Madame and . . . the Soong family and the Kungs were all thieves, every last one of them, the Madame and him included. And they stole $750 million out of the $35 billion that we sent to Chiang.】 注2:杜鲁门总统写道:【 It was perfectly clear to us that if we told the Japanese to lay down their arms immediately and march to the seaboard, the entire country would be taken over by the Communists. We therefore had to take the unusual step of using the enemy as a garrison until we could airlift Chinese National troops to South China and send Marines to guard the seaports. 】
个人分类: 中日关系|8728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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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2013-4-17 13:41
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的战犯河本大作的最后岁月 2009-11-19 20:28:22   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河本大作(1883~1953),日本国兵库县人。这个狂热的 军国主义分子在从军以后,一贯鼓吹用武力侵略中国。1926年至1929年,他担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1927年6月,日本内阁总理兼外交大臣田中义一 召开“东方会议”,河本大作作为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一的随员列席会议,提出“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主张。      罪行累累恶名昭著       “东方会议”之后,河本大作积极活动,于1928年6月上旬导演、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妨碍日军在东北进行侵略行动的北洋政府大元帅张 作霖。    1932年10月,在“皇姑屯事件”完全平息以后,河本大作被任命为满洲铁路理事。1936年10月,出任满洲炭矿理事长。他坚持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立 场,疯狂推行“人肉开采”政策,以中国人民的生命来换取日本国所急需的矿产资源,在东北大地上制造了许许多多掩埋中国劳工白骨的“万人坑”。    河本大作于1942年9月从东北来到山西太原,接替太田文雄(日本大仓财阀代表),担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表面上是一个企业实体, 实际上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华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组织。河本大作上任以后,多次在各厂长参加的会议上强调:“本会不是赢利性企业,而是经济军团司令部, 要进一步加强生产,以贡献于大东亚战争。”他亲自组织“山西急进建设团”,强行征募和驱使大量青年劳工为日本国掠夺山西煤铁等物产卖命。他还伙同日军第一 军经理部、伪山西省政府日军顾问室,征集19至21岁的中国壮丁,押送到山西产业社所辖46个工厂和矿山,强迫进行高强度劳役,为日军实行“现地自活体 制”卖命。另一方面,通过日本在河北、河南等地的驻屯军,以招收民工为名,诱骗贫苦农民,到山西各地的煤矿铁矿,强制进行长期的超负荷的禁闭劳动。在武力 的支持下,日军对山西的丰富矿产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掠夺的对象包括煤炭、铁、锰、铅锌、硫磺、石膏、池盐、芒硝、木材等等。对于掠夺山西资源,河本大 作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长远的设想:“对山西的政策,应采取将山西的煤运往日本,而不是采取在山西建立重工业的方针。为此,必须以山西丰富的石灰 石、无烟煤与黄河的水利发电为必要材料,建立一个瓦斯工厂。其次大力开采太原到介休间的石膏矿,以制造水泥、硫铵、急性硫酸和建筑材料。”   日本侵略者对所有劳工进行残酷的盘剥和压榨,导致劳工大量死亡。仅在大同矿区,就制造了14个“万人坑”,害死矿工6万多名。   另外,河本大作还积极参与日军山西派遣军的情报、策反活动,与第一军司令官澄田中将密谋招募中国士兵,弥补日军兵源的严重不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河本大作策动山西产业株式会社300多名日本职员投靠阎锡山。阎锡山将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改为西北实业公 司,仍委派河本大作担任“总顾问”参与管理。他还策动其他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留在山西,为阎锡山政权管理工厂、矿山,维修军事设施。   顽固坚持 反动立场的河本大作,还勾结伪山西省公署日本顾问辅导官城野宏、山西派遣军第一军情报参谋岩田清一少佐等人,共同发起“在晋日人残留运动”,串联战败的日 军官兵和技术人员及其家属,继续与阎锡山“合作”、“寄存武力”,为“复兴祖国”而“残留”下来。他竭力鼓吹什么“日本的复兴之烽火,应从山西之一角燃烧 起来”。阎锡山则为了“共同防共”、保持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对所有日本“残留”人员给予优厚待遇,对留用的日本军人,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在现有级别的基础 上连升三级。1947年夏,阎锡山将“残留”日军改编为“暂编独立第十总队”,与人民解放军作战。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太原发动总攻 击,2600多名“残留”日军有500余人战死、700余人被俘,其余的投降。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者,最终难逃与阎锡山政权一起覆灭的命运。      在押初期拒不认罪      太原解放后,河本大作和城野宏、今村方策、岩田清一等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被中 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一直在太原关押。太原日籍战犯管理所设在小东门看守所内。外层关押中国犯人,内层关押日本犯人。从外层到内层有三道门,不是“联合办公 室”的工作人员就不能进入最后一道门。工作人员一般都在内层食住,伙食为一般干部的“大灶”,住宿较紧张,像普通教室大的寝室,安设两排通铺,20多人并 排而睡。山西省调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联合办公室成立以后,检察机关就将河本大作作为侦查、起诉的重点对象。他是日军指挥机关的高级参谋,罪行重点在日 军侵略方针制定和重大侵略事件的策划上。河本大作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的罪行被社会公开揭露的材料比较多,但有关河本大作其他的罪行材料却不 多。河本大作是所谓的“中国通”,侵略经历长,资格老,架子大;他的“武士道精神”根深蒂固,绝不会轻易低头认罪;他还爱耍小聪明,放“烟幕弹”,反侦讯 经验多,使得侦讯方对他过去的高层次的幕后阴谋策划活动取证非常艰难。   当时,负责侦讯河本大作案的,有一位年轻的大学生。他就是越南归侨叶季 龙。叶季龙1931年出生于越南,幼年时回国求学。1952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被分配到山西省法院工作。1953年2月,叶季龙被借调出去参加 遣送日侨的工作。5月初,遣送日侨工作结束,叶季龙正式调到山西省调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联合办公室,担任书记员兼做侦讯工作。   于是,罪行累累的日本战犯和这位初出茅庐的中国大学生,展开了一场场较量。    叶季龙不敢掉以轻心。他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学习相关的法律与政策,熟悉司法程序;提前了解与分析案情,作出自己的初步判断,在审判评议会议上做好笔 记,特别注意听清重点审判员、庭长的意见和总结发言,随后和自己事先的判断相比较,找出差距,不清楚的就虚心请教;另外注意总结学习心得,一月作一次大的 总结。这样,很快缩短了和老同志业务上的差距。   他用一个多月时间,反复阅读有关河本大作的卷宗材料,在总体上对他的案件有了基本的把握。他理清了思路,提出了侦讯河本大作案犯的总体计划。领导批准了他提出的侦讯计划。    侦讯开始时,河本大作低垂着头,但时时都在窥视对方,寻找挣扎、逃脱的机会。他看到叶季龙是一个年轻人,以为他阅历浅薄,知之甚少,在供述侵华罪行时, 竟然大放厥词:“中国的东北和日本帝国的生存,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日军将士用鲜血换来的满洲,如今一切都被奉天军阀蹂躏了。”“日本在大陆经营全被搞 垮了。”   面对他的这一套颠倒侵略与被侵略、奴役和被奴役关系的强盗逻辑言论,叶季龙当场严正地指出:你不要站在当年侵略中国的立场上说话, 这里不是你在“东方会议”上陈述侵略主张的场所。如今你必须认清你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你不过是一个失败的侵略者。你必须从侵略失败中醒悟过来,你要对受苦 受难的中国人民表示应有的反省与忏悔,老老实实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在第一次侦讯交锋中,我方先给河本大作定位为“失败的侵略者”,打掉他那股“征服者” 的傲气。   在侦讯中,河本大作还继续兜圈子,不交代实质性罪行,对他和家里的女佣人以及女佣人的亲闺女同居之事却津津乐道。叶季龙立即加以阻止。       在后来的侦讯交锋中,河本大作供认:他从到关东军司令部上任伊始,就迫不及待地鼓吹对中国采取主动攻击的侵略政策。他主张的具体策略是:趁张作霖的30 万军队败退时,在山海关解除其武装,进而控制“满洲”。河本大作对形势的估计与策略获得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一的认可与支持,武藤信一根据河本大作拟定的《武 力解决满蒙问题的计划》在“东方会议”上作了发言。河本大作以武藤信一的随员身份列席会议。“东方会议”按这个思路最后形成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武装 侵占的基本方针。河本大作根据这一方针拟定了详细的日本关东军解除中国奉军武装的作战计划。后来因为日本天皇敕命迟迟未下达,只好放弃原计划。一计不成又 生一计,河本大作又开始策划暗杀张作霖的阴谋。   当问到为什么要把矛头直指张作霖、非置之死地而后快时,河本大作说:“张作霖是日本扶植起来 的,后来越来越不听日本帝国的话,忘恩负义的行为不胜枚举,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叶季龙当面加以驳斥:“这绝不是朋友间的‘忘恩负义’问题,你这是地地 道道的强盗逻辑。你们日本人把张作霖当作‘傀儡’,屡次逼迫他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满足你们苛刻无理的要求,遭到他的拒绝。这才是你们杀害他的主要原因。 张作霖是中国人,有起码的民族意识和气节。他说:‘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父母祖宗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 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对我们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侵犯,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因为张作霖没有满足你们的侵略要求,你们就可以在他的国家的领土上,在他的 家门口将他炸死吗?谁给你们的权力?这样做符合国际法的哪一条?”   关于“皇姑屯事件”是如何谋划与实施的,河本大作开始时交代得较肤浅,可 是对同牢房的犯人却尽情吹嘘。他描绘阴谋策划是“必死之阵”,从说服关东军司令官到情报调研,从选择炸车地点到爆破方法,以及兵力配备、人员落实等等,每 一步和每一个细节,都准备得十分具体,并有2~3个方案可供对比选择,做到随机应变,万无一失。其中,对川岛芳子用色情窥探张作霖行程等,则视为自己的 “绝妙杰作”。   后来,侦讯人员通过管教人员和日籍战犯城野宏等的接触、交谈,获知河本大作在同伴中吹嘘的全部内容,又经过做针对性的思想工作,河本大作才在侦讯过程中不敢再敷衍了事,对由他主谋并亲自实施的“皇姑屯事件”做了比较深入和详细的交代。    “皇姑屯事件”之前,河本大作曾阴谋策划在炸车之后,趁奉天以及周围社会动乱,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然后使用武力彻底解决满洲问题。为此,河本大作在奉 天大和旅馆门前集结了一个旅团的兵力。他估计,张作霖被炸后,他的卫队可能会进行报复。那时,可令参谋尾崎大尉率领关东军与之交战,搅乱局势,进而以“维 持治安”为名,出兵占领奉天乃至全东北。但由于不了解河本大作真实意图的关东军参谋,在3日夜里解散了集结在大和旅馆门前的那个旅团,紧急集合命令又被参 谋长斋滕中将严令阻止,所以事件并未按他所策划和希望的那样继续发展。当时奉天当局已识破日军的阴谋诡计,为了稳定局势,防止日军趁机举兵作乱,一方面让 奉天督军参议臧式毅、奉天省长刘尚清劝阻了奉天军队的自发报复行动;另一方面对张作霖去世一事严密封锁消息,秘不发丧。   河本大作在受 审中,对这一段罪行作出与事实不符的交代。他说,爆炸过后,他亲自带军医到张帅府去慰问,目睹张作霖伤势很重,肠子已流出腹外,必死无疑;当天立即电告日 本军参谋本部说“张作霖已被炸死”云云。事实上,当时河本大作对张作霖是死是活并不知悉。随后让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夫人借口去慰问,实则探听消 息。这位夫人见帅府灯火通明,气氛祥和,接待她的主人面无戚容,谈吐从容。这些状况让日方“摸不着头脑”,使得河本大作的进一步阴谋未能得逞。    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发表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实现了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一领导。      防线崩溃低头认罪      当审问到1949年4月20日,在太原 机场最后一班飞机起飞,河本大作为什么不逃跑的原因时,他开始时狡辩说:他曾经在日本驻朝鲜公使馆当武官时,岸信介是他手下的雇员,如今岸信介当了日本首 相,他无脸回国作岸信介的臣民。   经过一次次的较量,河本大作的抵抗情绪越来越弱,花招也越耍越少,心理防线彻底崩 溃,只好交代自己在中国在山西犯下的种种罪行。这其中的原因,一个是“角色转换”的结果。昔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为非作歹、嚣张狂妄不可一世的军国主义分 子,如今沦为“阶下囚”,面对强大的正义的力量,自然没了“底气”,深知自己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螳螂,哪有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力量!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 政府对待战俘的政策的强大威力。尊重被俘人员的人格,不打不骂,在生活上让他们享受“中、小灶”待遇(即原来的将、校级军官待遇),又有医疗、文体娱乐, 还让家属探监,使改造犯罪分子的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批批罪恶累累的战犯忏悔认罪,请求宽恕,并鼓励和帮助周围的战犯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河本大作通过学习,思想认识也有所提高。他说:“通过学习和反省,我懂得了‘凡事做过头,就会走向反面’的道理。张作霖不愿当亲日派,我炸死他,结果他 的儿子张学良率领奉军迅速倒向亲美的蒋介石那边,这是我预料不到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策划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获得的是短暂的军事胜利。 但在枪口下生活的中国人民不甘心情愿当亡国奴,他们跟共产党、八路军走。是日本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把老百姓都赶到共产党那边了。日军偷袭珍珠 港成功,我曾为之欢呼,后来才懂得它产生了帮助敌人的副作用:激怒了美国人民,有力地帮助了罗斯福总统动员美国人民摆脱和平主义,迅速行动起来,同仇敌 忾,投身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变成众矢之的,陷入人人喊打的汪洋大海之中。侵占别国的领土、主权、利益,必遭反抗。武力征服引来毁灭 性的武力报复。”   河本大作说:“事情做过头了,后果适得其反,这是从我一生的经历中取得的教训。”   河本大作在交代完他的主要罪恶后说:“我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政策输了,天皇的大陆政策以及发动的‘圣战’彻底输了。我们给自己挖掘了坟墓,我认罪,罪有应得。我愿在认罪供词上签字划押。”   他一次又一次当着大家的面,懊丧地跪在地上叩头,为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忏悔,谢罪道歉,请求中国人民宽恕。   1953年8月25日,河本大作在未及审讯和接受公开审判前,就因年迈体弱,病死于太原日籍战犯管理所,终年71岁。   (责编唐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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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1 宜修 2013-4-6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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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回京,从纽约捎回了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所向隆万教授去年秋天来纽约接受美国中文电视采访的光盘。返美之前,应 “东京审判”的中国籍法官梅汝璈先生的女公子梅小侃律师之邀约, 我专程前往四十年的芳邻小侃姐姐家拜望、转交。 当天,我和小侃姐姐及其夫婿相谈甚欢,交换了许多关于梅伯伯、萧阿姨(梅伯母)生前的信息(其中若干在下面提供的链接的采访节目中都有提及)。 清明节前一天,接到小侃姐姐的电邮:“小娟, 北京电视台做了一个怀念我父母的节目。明天( 4 月 4 日 清明节)晚上 8 点(北京时间,即美东 4 日早 8 点)在 BTV-3 “非常夫妻”栏目里播出。我不知道你们那里能不能看到,可以试一下这个链接: http://tv.sogou.com/play?query=%B7%C7%B3%A3%B7%F2%C6%DE+20130404tq=%B5%E7%CA%D3%BD%DA%C4%BF%B7%C7%B3%A3%B7%F2%C6%DEst=5w=06060500db=39de=54loc=82 。 祝 好! 小侃” 因为时差等关系,我只能留待今晚才看。但我在接到小侃姐姐电邮的第一时间,就把消息传给了北京的至爱亲朋。一如我所预期,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感人”、“朴实”。 今晚,观看这个节目过程中,我几度落泪,为梅伯伯、萧阿姨两位已经仙逝的可亲可敬的老前辈、为他们可歌可泣、而又谦逊低调的一生....... 提起 梅伯伯的童心,我二哥依然记得文革前后,梅伯伯吃了豆面龙须糖回家进楼道时,沾在嘴角的糖渣儿...... 提到梅伯伯的平易近人,母亲则一直记得父亲出远门时,梅伯伯柱着文明棍下楼来送别的情景...... 提到 文革期间的境遇,我忘不了街道上组织家属、保姆学习时,萧阿姨给大家读报学习“最高指示”后,怕我奶奶表态说错话惹麻烦,进到我家门里来嘱咐奶奶:“别人问你今天的好日子,你可不能再说是你儿子给的,得说是毛主席给的。” 提到萧阿姨晚年将梅伯伯在“东京审判”期间的法袍捐赠中国革命博物馆,正是十余年前《侨报》上的这条消息,让我恍然大悟到楼上几十年的芳邻竟然是一位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仗剑为中华民族争取应得权益、惩治侵华元凶的民族英雄! ...... ...... 梅伯伯、萧阿姨:天上的你们,一切可好?怀念你们......好想听你们再叫我一声“小娟子”! http://share.vrs.sohu.com/1052350/v.swftopBar=1autoplay=falseplid=1442pub_catecode= 二零一三年四月五日“清明节”次日于纽约 相关链接: 《我与“丧钟为谁耳鸣”》 http://www.zhenzhubay.com/blog-14-1479.html#.UV-M1pN5dLw
个人分类: 见贤思齐|17040 次阅读|57 个评论
分享 蒋介石为何无罪开释日本战犯冈村宁次?
热度 9 cat 2012-10-21 01:54
有朋友问到为什么蒋介石要庇护 冈村宁次?他可是在华北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 罪大恶极 的大战犯了。特意转来下文,再来看一看蒋介石是 个 什么样的“民族英雄”! ————————   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台北阳明山的国民党高干训练班——“革命实践研究院”里,有一位特级军事教官,国民党高级干部见了他得恭敬地称他“老师 ”,要 向他敬礼。这个人是黄面孔,乍看上去颇像中国人,还有一个中国的名字,可是他压根儿就不是中国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侵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 次。   蒋介石“准其以劳绩赎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当 时,蒋介石妄图在美国武力援助下,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但他的军队主力远在西南大后方,短时间内难以远奔至华北、华东、华中、华南沦陷区接受日本投 降,而八路军、新四军又拒绝他“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于是蒋介石遂企图利用冈村宁次手下的百万日军,“保持现有态势”——拒中共武装部队于敌占区之外, 将日军所有的武器装备及沦陷区的一切,悉数为他的军队所接受。   冈村宁次十分明白蒋介石的良苦用心,立即复电,表示谨遵命令,“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将“武器弹药、军需品等”,完全交付中国政府军,“为充实中央政权武力做出贡献”、“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断然处罚之”。    1945年8月27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奉蒋介石、何应钦之命,飞赴南京建立“前进指挥所”,为受降做准备。当冷欣跟冈村宁次接洽时,冈村 宁次露骨地建议,愿以128万在华日军的战斗部队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据白崇禧透露,冈村宁次的建议深获蒋心,给予“嘉许”。后来因美国人反对以及其他种种考虑,蒋介石才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运用投降的百万日军去“勘乱”、“剿匪”。8月31日,随冷欣一道赴南京的侍从室参议邵毓麟约见冈村宁次,转达蒋介 石对冈村宁次的承诺,即“准其以其劳绩赎罪,免以战犯惩处”。何为劳绩?即“必须完整无缺地向国民政府移交占领地盘、武器弹药、军需物品及各种设施,凡不 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的部队,应断然采取武力自卫,毋庸踌躇。”冈村宁次连声允诺:“我将全力遵守蒋委员长训令,不负蒋委员长期望。”   果然,以后当八路军、新四军在敦促日军缴械投降时,日军非但拒不执行,还以武力相对抗。华北、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不得不通过激烈战斗才收复为日军所盘踞的一些城镇。   受降仪式何以不交日本军刀?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冈村宁次不但幸逢蒋介石的“不念旧恶,以德报怨”,而且代表中国战 区接受日本投降的主官,竟是他的“中国好友之一”的何应钦。何应钦跟冈村宁次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而且私交颇深。曾代表蒋介石与日军妥协,签署《何梅 协定》,成为人所共知的亲日派。诚如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南京签降时所说的“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将军投降,颇有安全感、轻松感。” 冈村宁次在接受审判   按理,在神圣的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最典型的动作应是双手托起曾经指挥官兵屠杀中国人民的军刀, 面向受降的中国将领鞠躬,然后拱手将军刀上交,这也是投降的标志。然而,在南京受降仪式上,冈村宁次却没有交出军刀,成为令目睹受降大典的中国人和盟邦友 人的最大遗憾。   原来,9月8日,何应钦飞抵南京,当晚便派他的参谋王武秘密到冈村宁次住处告诉冈村宁次,参加投降仪式时可以佩带指挥刀,但必须在抵达礼堂、进入投降席之前将指挥刀私下呈缴何应钦,否则就不要带军刀。带与不带,可由冈村宁次自己选择。冈村当然不愿成为当众呈缴指挥刀的败将,而宁肯当“不带军刀的将军”。   按盟军统帅部规定,投降一方向受降一方行三次礼,受降一方均不回礼。然而,当日方的小林参谋总长向何应钦呈交降书敬礼时,一向对日军奉若神明也自甘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何应钦,居然起身答礼,引起一片哗然。    受降后,在与冈村宁次的会见中,何应钦就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向冈村宁次袒露真言,发表了一段“高论”:“我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产党势力做大。此事不幸为我言中。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实意图,因此,遂 启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   蒋介石亲自抚慰   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比起日本前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 “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梦想当中国皇帝的板垣征四郎等人来说,运气要好得多了。这些人作为日本甲级战犯,于9月 11日,就被进驻日本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下令逮捕归案。而冈村宁次却得到蒋介石的格外“关照”。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曾提出了一份战犯名单,把冈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各界一致赞同,纷纷吁请国民党当局迅予拘捕交法庭公审。蒋介石对此却置若罔闻,以至于东条英机等战犯在东京落 入法网之后,国民党政府照样承认败军之将冈村宁次的指挥权,只是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改为“中国战区日本善后总联络官”,其原有的官邸、卫队、座车,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享用。   蒋介石刻意安排最亲日媚日的何应钦去受降,就是要通过何应钦向被打败的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表示“亲近”、“友好”,使其为己所用,结成反共盟友。   12月13日,由重庆飞抵南京的蒋介石立即派人通知冈村宁次来陆军总部会见。上午9时半,冈村宁次按时到达,蒋介石面带微笑,对这位降将问候有加:   蒋介石(下称蒋):“你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地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方便。”   冈村宁次(下称冈):“深感厚情,生活蛮好。”   蒋:“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冈:“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蒋:“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   冈:“完全同意。”    以上这段话,出自冈村宁次的回忆录。冈村在回忆录中还说:“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和蔼近人,深感敬佩。”感激之余,冈村宁次匠心独 具,专门为蒋介石、何应钦撰写了一篇《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的军事论文,阐述国共军队的战略战术和作战特点,建议国民党军队如何利用共产党军队的弱点, 采取特别战术予以应对。    设计逃脱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宣布,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被列为战犯,驻日盟军总部几次照会国民党政府,要求将冈村宁次遣送日本受审。冈村宁次自知罪孽深重,死刑在所难免,终日忧心忡忡。    为使冈村宁次免受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蒋介石召集军政要人商讨对策。几经斟酌,蒋介石最后拍板.借口遣返工作尚有许多事情未了,仍需冈村宁次留下处理。 1946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冈村宁次大将不得归国,但不得拘留,仍以联络班长名义,配属参谋若干人,于当地生活。”    蒋介石肆意包庇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第一号战犯冈村宁次,激起举国共愤。中共《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予以无情揭露、鞭挞,其他报纸也同声响应。1946年12月29日《大公报》发表合众社延安17日电:“第一号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对中国人民犯下烧杀掠夺等严重罪行,而蒋主席却待如上宾,为此正受到延安的责难。”   在舆论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把冈村宁次交付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但在公审之前,国防部王俊 中将奉命透信给冈村宁次:“根据国际情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您和松井太久郎列入战犯名单,但暂不归国受审。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毋庸挂虑。”   其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照会中国政府,要将冈村宁次引渡日本,出庭为受审的甲级战犯作证。蒋介石 指示外交部,以冈村宁次身患疾病推托。1948年3月29日,冈村宁次经蒋介石特许,转赴上海疗养,被安排住进一所非常幽静的王宅,对外绝对保密,淞沪警备司部派出便衣军警,对王宅实行严格保护。   1948年8月23日,人们期待3年已久的对冈村宁次公审终于开庭。在法庭上,冈村宁次百般推诿狡辩,拒不认罪。最令旁听者愤慨和不能容忍的是,由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为冈村宁次选定的辩护律师江一平竟然以辩护为名,为冈村宁次歌功颂德,建议免罪。冈村宁次对辩护人敢于大胆为其辩护,深表感激。以至于事隔多年后的1961年,冈村宁次赴台北,曾专门拜访江一平,对其再度表示谢意。不久,冈村宁次申明“有病”,要求保外就医,很快就得到国防部恩准,由监狱搬出,仍住进王宅。   何应钦、汤恩伯力主判处无罪    何应钦召集战犯处理委员会、司法行政部、战犯军事法庭诸方官员开会,讨论对冈村宁次的最终判决。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主张判冈村宁次无期徒刑,而何应钦 跟被冈村宁次称为另一个“中国好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则主张判其无罪。为此,汤恩伯特地面见蒋介石,力陈冈村宁次在停战时有功,应判无罪。即 使在法律上构成犯罪,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从反共前提出发也宜宣判无罪。蒋介石大致同意何应钦、汤恩伯的意见,但提出:“虑及舆论及国际影响,勿作即时宣 判而以待时机。”   时间进入1948年12月。辽沈一役,蒋介石丢了东北。共军紧跟着又发起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焦头烂额的蒋介石,不得不作退守江南的打算,严饬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周密部署江防。    12月7日下午,汤恩伯派少将参谋龙佐良驱车王宅,把冈村宁次请到其私宅。待冈村宁次到达时,汤恩伯亲自下阶迎接,如待上宾。一番热情寒暄、互致问候之后,汤恩伯则开门见山地表功,告知冈村宁次,他是如何求蒋为其免罪获准的经过。听完汤恩伯的叙说,冈村宁次一个劲地点头感谢。接着话入正题,汤恩伯把冈村 宁次领到军用地图前,说:“共军渡江,必在长江下游,请就如何固守长江天险,发表高见。”冈村宁次根据自己长期以来对长江下游军事要地的研究,摆出一副高 深莫测的模样,毫不客气地操起教鞭,指指点点,滔滔不绝地陈述了有关防守长江的意见。汤恩伯频频点头,他的参谋人员,则一一用笔记下。谈话约1个小时。 1949年元旦,汤恩伯携带礼品前往王宅,向冈村宁次祝贺66岁生日,并再次与之交换了关于江防的战略战术。    1949年1月21日,内外交困、进退失据的蒋介石在预做人事安排后,宣布“引退”,让李宗仁顶起残局。冈村宁次一时显得惶恐不安。此时遥控政局的蒋介 石已为“公审”定了调子,那就是:从反共大局出发,必须宣判冈村宁次无罪。与此同时,蒋介石甚至不顾“太子”蒋经国和其他几位亲信将领的不满,下手令给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徐永昌,令徐永昌行文给最高军事法庭审判长石美瑜:一定要判冈村宁次无罪。   是时,东京审判已告结束。1948年12月23日,东条英机等7名日本首要战犯被押上13级死亡台阶处以绞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1949年1月26日,蒋介石“下野”后第5天,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上海开庭,于16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血债累累的大战犯冈村宁次被宣布无罪,当庭开释。这一判决结果不仅使旁听的记者们大出意外,就连冈村宁次本人也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法庭上顿时大乱,旁听席上一片愤怒的嘘声、抗议声,群起诘责,大呼不公。冈村宁次本要向石美瑜等人鞠躬致谢,见此情景,竟呆立被告席上,不知所措,被一法官趁混乱之机,将其引至后门,让其走脱。这场最无耻、最丑恶的一幕闹剧,就这样定格在中国现代史上。   事后,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判决我无罪,主要是以何应钦为首的军方要人,尤其是汤恩伯将军强硬主张的作用,除对中国政府、蒋总统、国防部各位将军的一贯好意永志不忘外,并愿献身于日华友好,以酬宿愿。”   蒋介石授意汤恩伯放人    中共中央和共军总部,从电讯中获悉冈村宁次被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当即发表声明:认为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 战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这是不能容忍的。为此,中共中央、共军总部,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冈村宁次 并负责押送至共军总部。   1月22日,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南京政府,愿意在中共所提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并正式派邵力子、张治中等5人为和谈代表。中共中央庄重声明,和谈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   李宗仁为争取和谈成功,不得不接受中共要求,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然而,拥兵自重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却指示淞沪警备司令部将李宗仁的命令扣压不予执行,而奉蒋介石的秘密旨意,采取紧急措施,迅即将冈村宁次放回国。   1月28日傍晚,军事法庭副官奉命匆匆赶赴王宅通知冈村宁次做好准备,于次日凌晨6点半前去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日本战犯一起乘美国轮船回国。    次日拂晓,冈村宁次提前半小时赶到战犯监狱,8时半,与259名日本战犯,分乘汤恩伯所提供的军用汽车离开监狱至吴淞码头,上了美轮“维克斯”号。这艘美国轮船,是经何应钦联系,从日本专程开往上海的。大战犯冈村宁次就这样逃避了中国法律制裁而溜之大吉,于2月4日晨抵达日本横滨。   李宗仁得悉冈村宁次已回到日本,便电令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商震与麦克阿瑟协商,将冈村宁次逮捕押送中国归案。    然而,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考虑到战后东西方战略新格局,为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崛起,美国正欲扶植日本、重新武装日本,使其成为自己在亚洲反苏反共的盟国,故而断然拒绝中国李宗仁政府的要求。冈村宁次得意地说:“我再次幸免于难,不止一次幸免于难,可谓幸运矣!”   请教反攻大陆方略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朝鲜战争爆发后,数十万中共军队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因为美国第七舰队已进入台湾海峡,让正担心台湾受到共军进攻的蒋介石大大松了口气。    一天午后,蒋介石在阳明山官邸召见了亲信蔡孟坚,指示蔡孟坚去日本,做“日华亲善”。并嘱他去东京后,一定要注意保密,除“驻日大使”董显光外,其他人都不得接触。此外,还要求蔡去日本后务必到东京医院看望正住院治病的冈村宁次,转达蒋的问候,并代蒋请教反攻大陆的一应方略。   蔡孟坚到了东京后,便去东京国立医院看望冈村宁次,献上一束鲜花,转达蒋介石的问候。冈村宁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激动,双眼湿润,连连感谢。    冈村宁次对蒋介石和台湾的处境特别关心,通过蔡孟坚转告他对蒋介石的建议:眼下反攻大陆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台湾在经济上存在困难,军事上虽拥有海军舰队和800架飞机,但可用于登陆作战的一线和二线部队不足。严格地说,连保卫台湾岛和澎湖列岛都大成问题。而就他所知:中共集结于闽浙沿海前线的16个军中虽已抽出6个军去东北和朝鲜战场,但还有10个军有炮兵和防空部队,加上百万民兵,力量相当可观。台湾方面如贸然出兵反攻大陆,十之八九全军覆没……    冈村宁次反覆强调:他这么说绝不是有意给他最尊敬的总统蒋公泼冷水,而是基于他作为日本国一位职业军人的良心。最后,冈村宁次建议蒋介石秘密招募一批富有作战经验的日本少壮派将佐去台湾,组成一个军事顾问团,协助训练国民党的陆海空三军官兵,争取3至5年内大大提高战斗力,以期相机反攻大陆,而他则尽可 能地为此出些力。当然,他的人身自由现在还受到限制。   1951年元月30日,蒋介石在官邸听取由 日返台的蔡孟坚的汇报。蒋介石早年在日本读过振武学校(注:士官生预备学校非士官学校),对日本军队的严格训练和武士道精神一向钦佩得五体投地。在日本众 多将领中,他最欣赏的正是冈村宁次。现在,冈村宁次关于聘请日本旧军人来台训练军队的建议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于是蒋介石拨出10万美金巨款,让蔡携回日本,用作招募日本旧军人的经费。   重金礼聘日本军事顾问团   蔡孟坚在东京独来独往,神出鬼没,得到冈村宁次及其友人在暗中相助,仅一个半月,全日本就有400多名前日军将校报名,秘密填写表格,宣誓保密。经冈村宁次帮助遴选,最后录用98名将校。这批将校大多参加过侵华战争,少数参加过太平洋战争,都犯下过战争罪行。    以前日本华南派遣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少将为总领队,前海军少将山本亲雄(化名帅本源)与前炮兵大佐李乡健(化名范健)为副领队。这批人,从蔡孟坚手里领取了安家费和优厚的津贴,然后分批飞赴台湾。台湾军方为避人耳目,将这批日本旧军人安排在台北以西的松林岗军事基地内。那里依山临海,建有一 排排日本式房屋和小别墅,树林茂密、风景秀丽,且有铁刺网环绕,戒备森严。   他们这一伙人做梦也未曾想到,作为战败国的军人竟受到台湾国民党政权如此优待和器重。领队富田直亮(白鸿亮)凶悍善战,通谋略,颇受冈村宁次推重。此人曾在华南战场上指挥日军攻城掠地、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1944年秋,他指挥一个旅团在飞机、坦克的助战下攻占桂林,大烧大杀,将中国军队千余人堵围在七星岩溶洞里,丧心病狂地施放毒气,全部杀害。日本投降后,这个十恶不赦的战犯先在广州关押,不久被转押至上海,未经任何审讯,便跟冈村宁次一道被送上开往日本的美国轮船。回国后,富田直亮伯鸿亮)出于感激, 在住所里悬挂蒋介石的大幅照片。   神秘的“白鸿亮团”   白鸿亮顾问团到达台湾后,蒋介石授意亲信将领,在各师、团中挑选年轻、有一定文化、体格健壮、“反共意识强”的上士以上士兵8000人,成立一个教导师,作为“白鸿亮团”的基本训练部队,实行半封闭式训练,以期两年后全军推广。    尽管台湾当局对“白鸿亮团”绝对保密,但还是瞒不住新闻媒体。1951年4月,香港一家中立报纸首先披露了神秘的“白鸿亮团”在台湾训练国民党军队的行踪,认为这是很可耻的行径,足以证明蒋介石没有起码的民族尊严感。不久,该报又刊文称北京方面对此事表示关注,但并不认为一些前日本将校去台湾充当军事顾 问,能够为蒋介石的原本就不切实际的反攻大陆的计划做出什么实质性贡献。   1951年9月下旬,曾担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欧文.拉摩尔教授,在华盛顿发表演讲和撰文,抨击蒋介石秘密派人去日本招募以白鸿亮为首的一批日本旧军人去台湾训练军队的行为,批评其做法是“轻率的、非理性的。”    对此,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一方面指示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新闻封锁,否认有“白鸿亮团”的存在,另一方面派人秘密地将山本亲雄等57名前日军将校迅速 送回日本;而白鸿亮等人仍留在台湾,但深居简出,不再公开出面训练军队,而是着重于军事战略战术研究,为国民党三军将领提供咨询,并编写各军种、兵种技术 训练教材、讲义,化名出版。富田直亮(白鸿亮)、李乡健(范健)、木村正夫(化名屠远航,日本侵华期间为驻台日军步兵联队长)等人还曾十分隐蔽地不定期地去陆军学校、装甲兵学校等军校授课。   冈村宁次因侵华,归国后被盟军总部判“追放罪”受到管束,不能从事政治活动。蒋介石让张群出面,转致驻日代表团团长董显光,就此事向盟军占领东京总部提出备忘录,表示对冈村宁次“侵华犯罪不予追究”,使得冈村得以提前解除“追放”。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的关爱,真是无微不至了。冈村宁次获得自由后,蒋介石便聘请其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特级教官。   1966年9月,冈村宁次病死于东京,时年82岁。比起那些被绑赴刑场,验名正身后被枪决、被送上绞刑架的100多名大小战犯,冈村宁次真算是幸运,比起纳粹战犯,更是幸运得多了。(来源:搜狐文化) http://www.huaxia.com/thpl/jwgc/2009/02/13189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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