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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题报告讲座2015-5-29晚5:30-7:30 ... ... ... . ...: 热度 1 东京审判研讨会 2015-5-18 13:41; 《 “ 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 研究及其新进展》专题报告讲座 2015-5-29 晚 5:30-7:30 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谨定于 5 月 29 日 ( 星期五 ) 晚 5:30 至 7:30 特邀上海交通大学 “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 ” 名誉主任向隆万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 东京审判 ” 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先生之子）举办《 “ 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研究及其新进展》的专题报告讲座。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包括在内，不仅中青代对 “ 东京审判 ” 几乎一无所知，即便古稀之人，对二次大战结束后的 “ 东京审判 ” 也都印象淡薄、知之甚少。对中华民族在国际关系中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如此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竟在台海两岸均被尘封达 60 年之久，不能不说是几代国人追悔莫及的一大憾事！不能不令人唏嘘与扼腕！追溯蒋介石当年的日记，不难发现，造成此种状况，与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心系内战而力有不逮大有关连。而共产党建政、国民党退居台湾后， “ 东京审判 ” 则在台海两岸都鲜少被提及。 “ 东京审判 ” 的对象是日本战犯元凶，海峡两岸当然都不会否定；但大陆方面或因 “ 东京审判 ” 系由国民政府所派遣而了解无多不便多提；台湾方面则因该十七人代表团中的绝大多数及中坚多选择留在大陆更缄口沉默。随着当事人一一谢世，在中国历史上本当具有重大历史地位的 “ 东京审判 ” 竟致沦落到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于国于民，情何以堪？！从 1946 年 5 月至 1948 年 12 月，历时两年半的 “ 东京审判 ” 之所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重要历史事件，因为它最终把东条英机等日本战犯送上了绞刑架，并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近年来，面对风云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不同社会阶层及人物对历史人物与事件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跌宕评价，向隆万教授伉俪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也怀着对包括他的父亲在内的中国法律界前辈的崇仰，几度赴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乔治 . 华盛顿大学等处，悉心收集了大量与 “ 东京审判 ” 相关的文字、图片等珍贵历史资料。这些文字和图片以事实为依据，向我辈、向后人重现、昭示了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在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正义与非正义的代表人物的再度较量。向隆万教授伉俪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倾尽心力的努力，不仅于学术界弥补了海峡两岸在这段不可割裂的历史方面的史学空白，更在各界听众中产生了积极、热烈的影响，获得了广泛而一致的好评。向隆万教授将在报告讲座中播放 “ 东京审判 ” 的纪录影片。《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并将偕同前来，与到会者分享研究进展。报告题目 : 《 “ 东京审判 ” 研究及其新进展》报告人 : 向隆万教授 (“ 东京审判 ” 期间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之子 , 上海交通大学 “ 东京审判 ” 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 哥大访问学者 ) 主办单位：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报告时间 : 2015 年 5 月 29 日 ( 星期五 ) 晚 5:30 – 7:30 报告地点 : 纽约中国城 Mott Street 7 号 4 楼 , New York, NY 10013 讲座免费。限于座位，建议预先定位。联系电话 : 646-543- 9881 乘地铁 6 号线、 N/Q 线到 Canal Street, 或乘地铁 4/5 号线到 City Hall/Brooklyn Bridge ，前往中国城 Chatham Square 附近。对这段近乎被遗忘的历史有兴趣的听众，可参阅观看 CCTV“ 探索”频道纪实台、根据梅汝璈法官在“东京审判”期间的日记所制作的历史文献片《丧钟为谁而鸣》 http://jishi.cntv.cn/military/sangzhongweishuiermin/videopage/index.shtml; 个人分类: 向隆万报告讲座|789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关于以慰安妇作为谩骂言辞者: 热度 1 admin 2015-1-20 13:40; 强征慰安妇为日本人之重大罪恶，远东军事法庭对此已有定论，中美政府也在一直敦促日本人承认该罪行。但日本人至今抵赖这一罪行。在珍珠湾，任何以慰安妇作为谩骂言辞者将被依规则 II.2 断然处置。另外重申规则 http://www.zhenzhubay.com/blog-1-27318.html .; 个人分类: 网站规则|8243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弄懂中国要从哲学开始——访俄科学院院士、俄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 ...: 燕山红场 2013-8-9 14:13; 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不仅是俄罗斯知名的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还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远东研究所所长和俄中友协主席。记者与季塔连科先生相识多年，堪称老朋友。不久前，记者对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专访，让我们来听听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记者：尊敬的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中国的？　　季塔连科：我出生在西伯利亚阿尔泰边疆区的一个偏远乡村，上中学时就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当时正值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史课老师给我们讲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历史，使我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师范学校。很快，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我是个中国问题“专家”，于是老师让我在班里做报告，介绍中国的历史和孔子的教育学观点。师范学校的前身是沙皇时期的一所贵族学校，图书馆里有不少关于中国的书籍，其中有关于孔子、孟子书的俄译本，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我被孔子的《论语》深深打动，从此迷上了中国的文化、哲学和教育学。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获得了红色毕业证书（优秀生），校务委员会一致推选我免试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习。　　记者：听说您和郭沫若通过信？季：没错。上大学后，我继续研究中国哲学，对老子学说产生了兴趣。我根据《道德经》写了篇论述老子辩证法的年级论文。当时我还不懂中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俄译本出版了，该书介绍了孔子、老子和墨子，我被此书深深地吸引。我当时还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毛头小伙儿，提笔就给郭沫若写了封信：“郭沫若同志，您好！我对中国哲学很感兴趣，我已多年研究中国哲学，您在《十批判书》中谈到了老子，为什么没有提及《易经》呢？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一个月过后，我收到了郭沫若的回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苏联朋友！谢谢你的来信。你对中国哲学感兴趣，这很好。如果你真的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真心想深入研究，作为长者我要告诉你，你必须学习汉语，学习中国的文言文。这样才能深入研究原著。我给你的建议是：你要学习中文。”我向系主任汇报了与郭沫若通信的经过，系主任很支持我学中文的想法，他给历史系领导写了信，介绍我到他那里学汉语。我的汉语老师是当时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伊萨延科的夫人，伊萨延科是苏共20大和21大中俄文高级同传翻译。虽然每周只有两次汉语课，主要学习书写和对话，但对我今后的汉语学习产生了重要影响。　　记者：听说您还是冯友兰教授的学生？　　季：是的。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苏，他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谈到了互换留学生问题。赫鲁晓夫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很快，苏联向中国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共60人。我作为第一批苏联留学生被分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我用了两年时间学习汉语，老师是冯友兰。我经常到冯老家里去请教，他讲话语速缓慢，但思路非常清晰。任继愈先生也是我的老师，我也去过他家。任继愈先生还送给我一本他刚刚出版的《墨子》。此后，我又潜心研究墨子。后来，我和哲学系的师生一起到黄村人民公社接受再教育，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从永定门火车站上车，在丰台站下车。我在中国的农村生活了6个月。后来不知道是谁向苏联教育部“告了密”，说有一名苏联留学生不好好学习，跑到农村去“休息”。其实在农村，是冯友兰教授亲自给我授课，任继愈先生和冯至先生也给我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课。在农村，我有幸认识了翦伯赞先生。返京后，我转到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当时的系主任是胡曲原教授，我继续研究墨子，听了许多名家的课，还遇到了复旦大学的校长陈望道。时至今日，在复旦大学办公楼里还有一个展牌，上面记录着当年在复旦学习过的外国著名学者名单。位居第一的牌子上写着：米沙（苏联），那就是我。（笑）　　记者：毕业后您开始从事外交工作，但仍积极研究中国的古代哲学，当时有什么考虑？　　季：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苏联外交部，到苏联驻上海总领馆任职，后转到北京苏联驻华使馆。结束驻外工作回到莫斯科后，我考取了莫大哲学系研究生。1965年我被派往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和毛泽东思想体系，同时，继续研究中国哲学。1967年，安德罗波夫出任苏共中央书记兼国际部部长，我向他报告说，要想真正了解中国，必须从研究中国的哲学入手。我向苏共中央建议，应加强对中文的学习和研究，培养一批中国问题的专门人才。后来，苏共中央下属的社科院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室，在莫大哲学系也成立了中国哲学教研室。1970至1971年间，我们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古代哲学》一书，详细介绍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和墨子。此外，我们还深入研究了毛泽东著作及中国佛教。　　记者：俄罗斯汉学家为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过不小贡献，您对今后两国关系发展有什么考虑？　　季：苏联解体之后，俄远东所和汉学家们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连续五六个月发不出工资。这时，中国友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出资让我们出版书籍。在中方的帮助下，我们出版了《中国哲学辞典》《中国精神文化百科全书》等。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我们研究所一直跟踪研究。中国改革之初时，研究所内争论激烈，一些人认为改革会导致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只有进行改革，才能摆脱危机。作为所领导，我一直支持学术争论。我们客观、完整、准确、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地出版了中方改革时期出台的方针政策和经济立法等文件，并把我们的研究报告不断呈送俄国家领导人。通过几十年对中国的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要想读懂中国人，弄懂中国文化，弄清楚中国政治，首先应该研究好中国哲学，因为中国哲学是一切问题的纲，纲举才能目张。伟大的俄中两国人民携手并肩，共同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这就是对全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光明日报莫斯科7月28日电 —— 光明日报驻莫斯科记者杨政）　　链接:　　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1934年4月出生。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活动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1957年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师从冯友兰先生。1959年又前往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胡曲原教授。1962年至1965年，季塔连科在苏联驻上海总领馆和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1965年至1985年，在苏共中央国际部负责中国和东亚地区工作，1979年11月获哲学博士学位。1985年至今，季塔连科一直担任俄远东所所长职务。1997年5月30日当选俄科学院通讯院院士，2001年11月当选为院士。季塔连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和现实问题、俄罗斯与亚太地区各国及俄中关系问题的专家，有论著200余部（篇）。; 个人分类: 燕山红场文库|169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转】德国前总统眼中的未来中国和远东: 热度 3 山娃子 2012-10-23 03:56; 对未来军事强国的担心以及对拥有核武器的中国会滥用其力量的担心是否有理呢？目前，我确信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为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打造了一个崭新的基础，使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毛泽东成功地结束了中国长达一个半世纪饱受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凌辱和统治的历史。而与此同时，他也使中国几乎与世隔绝。毛泽东谢世后，邓小平作出了经济上的双重决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邓小平是一个务实而理智的政治家，他不受固定的意识形态束缚，因此没有使用革命的手段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而是采取了许多小步子，但目标明确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谁要是熟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如今再去北京、上海或广州，他将不得不为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所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感到惊讶。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多次访问过中国，目睹了中国经济的渐进演变。将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8 ％，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我也经历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相应变化。 1975 年，中国在日本面前经济上还有明显的自卑感，现在代之而起的是在数十年内赶上然后超过日本的自信心。 70 年代，每个中国人被迫学习和背诵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套话，如今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一个由大银行、大公司和证券交易所通过信贷和资本扶持经济的国家，一个由众多大大小小的私人企业家推动经济发展而同时也使自己变得富有的社会，自然不会奉行源自前苏联的集体主义思想。如果说，今天在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各省，私人储蓄率之高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那么，这是由于缺乏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促使千千万万中国人不得不得出这种结论的缘故，但这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对国家经济未来发展和人民币购买力稳定充满信任。　　大约在十年前，中国经济的新活力就使美国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中国是未来战略上的甚至是军事上的竞争对手。对未来军事强国的担心以及对拥有核武器的中国会滥用其力量的担心是否有理呢？目前，我确信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因为，至少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个幅员广袤的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国内问题和任务，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会避开任何可以避免的战略风险。中国必须把国内问题放在首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再过几十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占世界第二位。但讲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在长时间内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从沿海地区开始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正确的，因为那里的人们从海上贸易中还保留着一些企业经营的残余传统。港口使他们能够与香港和台湾的海外华人进行经济往来，因为同他们恢复传统联系比较容易。此外，沿海地区建立的经济特区规模都比较小，在那里进行的试验随时可以监测，一旦发生问题可以随时中断。　　有鉴于这样的发展，老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广阔的内地和西部地区必然会落后于沿海地区。那里有 3 亿到 4 亿员工在陈旧的国有企业里工作，其中部分企业规模很大，但效益极差。国有企业需要改造或者用新的企业替代它们，但大多缺少基础设施，特别是缺少铁路和公路。而没有铁路和公路，要创造新的、能带来效益的就业岗位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今后几年内至少还会有上亿的农业和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为此需要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以及修建市政设施。中国最大的城市重庆如今已有 3000 万人口，北京人口也只有它的一半。　　虽然有些大城市的生活水平比农村高出几倍至十倍，但是，对于老人和失业者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有充分的国家保障体系。每年还有 1500 万～ 1600 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市场。银行体系因不得不为所有新老企业提供贷款而呆账累累，没有利息收入而只能承受损失。不仅仅只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指望，每年 8% 的经济增长率会延续数十年之久。中国也将面临经济危机，包括能源和水资源供应不足。　　除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外，中国还面临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大城市的年轻人，比如在黄河、长江和珠江三个三角洲地区，人们热衷于西方消费标准 -- 电视、手机、因特网等等 -- 和新的经济自由，而旧的共产主义观念已经无法适应这些新的现象。当今 25 岁的年轻人再过 10 年后，将面临一个用什么准则去教育自己子女的问题。完全可以想象，他们会重新拾起孔子的伦理学说，使之得到补充并适应现实情况。几年前，有一次与邓小平谈话时，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一个儒家党。邓只是说 :" 是吗？ " 事实上，儒家观念在中国人相互交往中起的作用要比公开承认的大得多。家庭和睦，尊重老人，教育后代，勤劳节俭，乃至当权者对人民负有义务和责任，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从千百年前传承下来的价值观念。　　今天，中共试图在儒家思想、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平衡。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平衡术玩弄得太长了。特别是那些曾经留学欧美的人士，他们更希望儒教与民主交汇融合。一些年纪较长的不同政见者则明白，必须等待发展。在我看来，中国由于从未有过一个统一的宗教，现代的儒教很可能作为一种世界观，填补当今意识形态的真空。毕竟我们欧洲人也不仅信仰基督教和保罗教皇，而且也崇拜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哲学。而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斯多葛派相比，孔子只是年纪稍长一些，其后继人孟子则稍为年轻一些。　　有些美国人和一些欧洲知识分子（在德国是一些绿党分子）自以为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有道义上的权力批评乃至激烈指责中国。这些人对于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展起来的不同文化缺乏尊重。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西方文化的艰难发展进程中以及在他们自己的历史上，也同样有过可怕的阴影。那些批评中国的人，应该想想不过几代人之前发生的对印第安人的灭绝，想想奴隶制，想想美国的南北战争，想想越南以及纳粹时期。　　认为自己的宗教、自己的道义、自己的文化或者自己的生活方式拥有绝对优势，这种信念曾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多次导致流血冲突。伊斯兰的远征军，或者右手拿着战刀、左手拿着十字架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以武力推行基督教的人，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南亚部分地区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或者是以色列人与穆斯林之间持续不断的战斗，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例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恐怖主义则是最新的例子。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几乎所有这些冲突都是为了争权夺势，为了使别人的权势和财产消失，而自己的权势则要扩大。几乎所有大的帝国都是按这一模式行事的，从强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从皮萨罗（ 16 世纪西班牙的殖民地征服者和探险家、秘鲁反王室部队的领袖，参与征服秘鲁的战争。 -- 译注）到斯大林或希特勒，都是这么干的。在近代，欧洲各国的殖民帝国也是按照这个模式建立起来的。　　而中国，这个汉民族的伟大国家，三千多年来似乎是一个例外。也许这正是这个国家能够延续如此长久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正是由于没有一个统率整个民族的宗教或国教，才没有提出对邻国进行传教的要求。无论如何，在其悠久的历史上，中国这个大国的对外扩张倾向比之历史上所有其他大国都要小得多。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历来满足于其他国家对之表示尊重和进贡。人们还回忆起毛泽东支持朝鲜和越南共产党的统治以及共产党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渗透。毛认为苏联进攻中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指望中国在人数上占有优势。而面对中国众多的人口，勃列日涅夫的确既尊重也害怕。今天，这样的考虑都已成为历史。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已不再害怕人口众多的中国。　　但是，面对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优势和中国的劳动力会替代本国的劳动力，人们还是害怕的。看看近几年来中国涌向亚洲市场的工业产品大幅增加，这种害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也应看到， 90 年代东南亚国家普遍发生金融危机时，北京顶住了为有利于自己的出口而让人民币贬值的诱惑。与此同时，中国增加了从日本、韩国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进口。　　然而，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深刻忧虑深深影响着日本。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面失败以后，成功地在经济上实现了令人惊异的重新崛起。由此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产生了可以理解的经济优势感，从而使文化上的自卑感以及那种负罪心态得到了平衡。最近 15 年中，日本的经济发展明显放缓，自信日本优越于世界其他工业国家的心态又消失了。日本人甚至认识到，再过几十年，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最近日本又流行一种看法，认为与中国相比较，日本成了一个日渐衰老和不断萎缩的国家。日本面对中国这个邻国，复杂心态依然如故。　　日本在世界上的朋友甚寡。部分归因于日本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自我孤立，更多是因为日本后来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给所有邻国带来了灾难，邻国对此铭心刻骨。但关键还是日本人对过去的征服行径和犯下的罪行不愿意承认和表示歉意。在日本，战争时期那一代人活着的也已为数不多，并且早已退休。但是，日本政治阶层的多数仍旧还在示威性地崇拜昔日的战争英雄及一些军事领导人，而对战争受害者几乎只字不提，更不提及遭到日本侵略的那些国家的死难者。虽然有一些例外，例如当政时间短暂的村山首相，然而，日本的所有邻国都确信，日本人不愿意进行道歉。韩国在这方面反应最强烈，中国也一样。反日情绪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与美国缔结军事同盟，更是雪上加霜。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领导人一直谋求同日本关系正常化，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但内心深处对美国借助日本包围中国的感觉并未消失。美国在日本、韩国、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驻军和军事基地，以及太平洋第 3 舰队再加上夏威夷和关岛，所有这一切给中国领导人造成一种中国被美国军事力量包围的印象。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北京迄今对此反应谨慎。作为由此得出的结论之一，中国和俄罗斯于 2000 年缔结了友好合作条约，这在毛泽东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中日之间，不能指望双方关系会有实质性的接近。　　 90 年代，我与日本一位政治家就日本战略地位进行交谈时指出，日美当时对两国军事合作所作出的附加定义远远超出了日本安全利益的需要。我的那位朋友反对这一看法，声称这确实是为了日本的防御考虑。我问道，谁有可能会进攻你们呢？他对我向他提出这个显得很天真的问题感到不悦，并回答说：当然是中国！接着我又带着一点挑衅的口吻问道：中国皇帝最后一次在什么时候派兵攻打过日本？我的朋友再没有作答。但可以肯定，我也没能使其对他的自信产生动摇。那次谈话在我的记忆中是很具有征兆性的。理论上，日本出现摆脱对美国单方面依附的进程是可能的；但实际上日本没有这个抉择，因为日本政治阶层的思维方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对美战争的彻底失败，使日本特别是其政治家在心理上高度依赖美国。邻国对日本的持续仇恨促进了这种依赖性。　　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之后还会成为军事强国，这一信念不仅使日本、也使其他国家产生了某些忧虑。在中国，尤其是在美国，对这两个巨人将成为竞争对手的预感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低调而谨慎的。而在美国，这种讨论完全是公开的。华盛顿的一些战略思想家相当公开地声称，美国必须尽快建立对整个 " 亚欧大陆 " 的控制。 " 基地 " 组织的恐怖袭击和国际反恐的共同利益导致了美中关系的暂时平静。但从长远来看，必须估计到，既成的超级大国美国和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中国之间将进行公开的竞争。　　中美两国的文化、传统和特点如此不同，而双方彼此的了解和对对方历史的认识又如此缺乏。两国的精英和政治阶层对对方的认识也是十分残缺不全的。无疑，美国有更多受到教育的人和专家，他们对中国的本质及其文化发展的了解要比中国对美国的了解多。但在今天年轻的一代中，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比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很可能已占有优势。不过，就整个民族来说，双方的相互了解很少，偏见占主导地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旦有个由头，电子传媒很容易制造敌对情绪。　　两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具体导因将是多种多样的，居首位的是围绕台湾的利益冲突。这个岛屿几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经过半个世纪的日本占领之后， 1945 年又归还给中国。它很快成了被毛泽东赶走的蒋介石的逃生之地。美国极力支持台湾同祖国的实际分裂，而且在军事上给予这个岛屿以支持，但对台湾要求承认其主权的愿望未予满足。 1971 年，华盛顿同意将中国的否决权归还给人口为台湾 50 倍之多的大陆。从美国的角度看，台湾是其在东亚政治势力范围内的一个重要基地。因此人们认为，必要时美国会以军事手段阻止大陆使用武力迫使台湾回归祖国。北京则认为，台湾回归是天经地义的权利，而且是至高无上的民族目标。在台湾本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则是不一致的。一些人主张谋求主权；另一些人认为，只有在中国达到了与岛上同样的自由和生活水平之后，才可以考虑回归；而许多商人相信统一会到来，因而把他们的一部分资本拿到大陆去投资，并且在那里把生意做得很好。　　在过去数十年中，中美之间由于台湾问题而不断发生冲突和危机，但也有过缓和时期。今后也还会是这样。任何中国领导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耐心地依靠自己生活水平和实力的加强，同时强烈地坚持统一的权利并警告台湾不要提出主权要求。事实上，特别是鉴于中国广泛存在的爱国主义自豪感，美国如果承认台湾拥有主权，可能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从理论上讲，作为一种选择，美国可以逐步减少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但只有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才可能敢于迈出这一步。只有中美关系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这样一个步骤才会被认为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在我看来，在未来几十年里，这是不大可能的，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这期间，预计中国将与韩国和东南亚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并将靠近东盟组织。在东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最突出的例外是缅甸和朝鲜），经济成就使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非同寻常的经济活力。最初是日本，然后是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最后是二十多年来一直预示要发生的中国的崛起。与此同时，亚洲国家也开始关注欧盟的机构及其统一市场的经验。可以设想，欧盟的榜样将促使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类似拉美那样建立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区。由于这种发展尚面临相当大的顾虑和心理障碍，使之实现估计还要好几十年的时间。　　无论如何，今后数十年里，中国有兴趣维持多边组织存在，特别是维护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功能。在这一点上，与欧洲国家、俄罗斯、日本以及几乎全世界的利益明显一致。而这些国家又希望拴住中国。因此，像迄今已邀请俄罗斯那样，邀请中国参加七国 / 八国集团是明智的，并且要让这两个国家均成为正式成员。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远远超过加拿大或巴西，几年以后将超过意大利、英国和法国， 10 年以后还会超过德国。由于中国是最重要的进出口国家之一，并鉴于其巨大的石油进口需求（仅次于美国占第二位）以及巨大的外汇储备（ 2003 年底达到 4000 亿美元，几乎和日本一样多），世界经济希望中国参与制定共同避免危机的战略和参与共同的危机管理。中国自己也迫切关心全球经济发展良好。最后，还需要指出，防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肯定担心完全被孤立的直接邻国朝鲜可能拥有核武器，至少也同样担心美国和朝鲜围绕这一问题的冲突会激化。因此，中国为缓和局势而继续发挥影响是可能的；而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中国发挥影响也是可取的。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 2002 年以来胡锦涛这些名字为标志，中国人已经历了四代领导。从毛到邓的转变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从邓到江的转变是顺畅而渐进的，从江到胡及其领导精英的转变是有准备而顺利的。在所有这些转变中，共同的标准都是维持中国共产党及其机构的统治。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对这种一党统治的体制感到深为可疑和讨厌，因为它违背了西方的政治传统。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是在近百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如果是在我自己的国家，我也会出于经验和信念反对这样的政府体制。但是，鉴于中国过去的政治体制，也鉴于中国长期经历的内战，以及随后毛进行的伟大试验造成无数人丧失生命，我认为中国现行体制所保障的政治稳定是符合需要的，对中国人民及其邻国来说都是有益的。中国权威政治的文化很可能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于国家开放的结果而发生演变。它在邓小平领导下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享有的自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应该听其自然发展，如果当真试图在政治上从外部加快这一进程，将不会有好结果。相反，这样做可能引发巨大的灾难。; 个人分类: 大千世界|7766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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