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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出色的学习能力，才是你唯一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热度 3 MingHao 2016-5-18 10:40; 如今，不同行业在进行整合，新商业模式和新技术不断涌现，消费者行为也在变化之中。越来越快的变化对领导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促使他们理解公司运营和处理事务方式的剧变，并对其作出快速反应。根据商业理论家阿里·德赫斯（Arie de Geus）的说法，“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速度更快，可能是唯一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我说的学习，是指学习新事物，发现成长机会，以及努力督促自己获得不同能力等。要做到这些，你必须敢于实践，一次又一次成为初学者。在过去几十年对多个行业几千名高管的培训和咨询中，我的同事和我遇到了很多成功掌握此类学习能力的人。我们发现他们具有4大鲜明特质：志向、自省能力、好奇心和容错能力。他们真心希望理解和掌握新技能；对自己有十分清晰的认知；不断思考和询问高质量问题；在发展学习曲线过程中，他们允许自己犯错。 1 志向志向很容易被理解为“有或没有”非此即彼的情况：你希望或不希望学习某个新技能；你有或没有雄心和动力。但优秀学习者能让他们的志向更上一层楼——这正是关键所在，因为每个人都有后悔的时候——他们拒绝了那些对成功至关重要的发展机会。当遇到新学习机会时，我们的第一个路障总是：总想坏的一面，这就在无形中进一步挫败了志向。当我们想学习某些东西，要多关注积极面——学会了它能收获什么，构想在未来获得丰硕成果时的喜悦心情。这样做能鼓励我们开始行动。研究者发现，把关注重点从挑战转移到收获，能让你立志于从事那些本无吸引力的活动。例如，犹他州心理学家尼克·德特灵（Nicole Detling）鼓励高空杂技师和速滑运动员畅想他们学习某一技巧后得到的收获，这样做让他们更有动力练习该技巧。 2 自省能力 10多年前，很多领导者就了解到了自省能力这个概念。他们懂得收集反馈并了解别人对自己的想法。但是涉及学习时——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拥有或不具备哪些技能，他们对自我的评估则往往失之千里。我在工作中发现，那些对自己评价更准确的人们思维过程是这样的：他们承认自己的观点经常有偏差或错误，然后尽可能保持客观，因此他们更能虚心听取他人的建议，并拿出实际行动。这样做的技巧是：关注一下你的内心独白：自己对自己如何评价，然后扪心自问，这些内心独白的可靠性。比如你的老板告诉你，你的团队不够优秀，你在评估和培养人才方面亟待提高。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什么？我被冤枉了，我的团队很强啊。我们很多人的第一直觉都会对这种评价产生抗拒。但一旦你意识到自己在这样想，不妨扪心自问：这个评价准确吗？有什么证据能够支持这个评价？在反思过程中你可能发现，你是错的，你老板是对的；或者真相介于两者之间。当你自己能够真正平衡地看待这一情况时，你内心的独白才最具效力。内心的独白应扮演“公正目击者”的角色，你才能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可以改善的领域以及行动方法。 3 好奇心儿童具有旺盛的求知欲。正如约翰·麦地那在《头脑规则》一书中写道：“解答问题的需求牢牢印在童年体验中，以至于很多科学家将之与饥饿感、口渴感、性欲等本能驱动相提并论。”好奇心促使我们尝试某件事，直到我们能掌握它、或完全弄懂它为止。优秀的学习者保持着童年的这份好奇心，或在内心独白时重新获得好奇心。他们不会对某一新主题缺乏兴趣，而是学会问自己关于该主题的“好奇问题”，而且以实际行动跟进这些问题。例如，心理学研究者卡洛尔·桑索内（Carol Sansone）发现，通过思考如何采用不同方法让工作更有趣，能增强人们对某些工作的兴趣。换言之，他们把内心独白从“这很无聊”改成了“我好奇如果我能这么做，会如何？” 在工作中你也可以运用同样的战略：在考虑真正让你感兴趣的事物时，对你使用的语言多加注意—— 如何……？为什么……？我想知道……？当你需要激发好奇心时，不妨这样自问。然后，再进一步用以下方法寻找答案：读一篇文章，咨询一位专家，找一位老师，参加一个组织——任选一种最便捷的方法。下次要学习新东西时，不妨鼓励自己，自问自答几个问题——为什么其他人如此兴奋？这如何让我的工作更轻松？然后寻找答案。你可能只需要找到一个兴奋点，就足以化“无聊”为有趣。 4 容错能力一旦我们掌握或擅长做某件事，就很少希望回到不擅长做某些事的状态。是的，有人告诉我们，要勇于尝试，接受工作中的“快速失败”；但也有人说，应该将优点发挥到极致。因此下列情形颇为令人恐惧：连续几周或几个月不擅长某事；觉得自己做事又慢又笨拙；不得不问“傻”问题，或“我不明白你说什么”之类的问题；需要手把手一步步、一遍遍的指导等等。总之，当我们尝试新事物，并且不太擅长时，会有糟糕的想法，而这些状态占据了大量的学习空间。一个初学者的理想心态应该是对错误宽容而且平衡的：开始我可能做不好，因为我以前从未做过。但我知道，时间一长我就能掌握它。实际上，研究者罗伯特·伍德和阿尔伯特·班杜拉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在获得新技术的早期阶段，如果人们被鼓励犯错和从错误中学习，就会增进他们的“兴趣、耐性和表现”。不断且快速学习新知识的能力，是在飞速变化世界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如果你现在缺乏高效学习者具有的志向、自省能力、好奇心和容错能力，上文提到的内容一定会帮到你。; 282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如何让80后90后买得起房？: 热度 3 稻草 2015-11-28 09:10; 如何让80后90后买得起房？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8090要有钱才行，买得起；二是房子价格要适中。 8090绝大多数是工薪阶层，在一线城市，是买不起房的。二线，三线城市和县城呢？8090能够买得起吗？这些城市工资也比一线城市要低一些，因此大部分8090还是买不起。事实上，有不少年青人还是买了房，这是因为父母长辈给的钱，或者向亲戚朋友借的首付，贷款买的房子。也就是说，买得起的，把整个家族的钱都搭进去了，把银行也拿进去了，买不起的仍然是买不起。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工资待遇要提高，房子价格要合理。这两个问题，可不是小问题，直接关系国家的体制问题。中国现在私有经济占到76%，公有经济占到24%。私有经济的资本家就是靠压迫员工赚钱，否则它拿什么赢利？这种方式，必须是资本家尽量少的钱给员工，尽量多的钱给自己，这是它们的群体本性，这个性质是不会改变的。任何人成为了资本家，它的本性就必然与员工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例如前首富宗庆后就不考虑提高工资，而只是说要减少税收来增加工人工资。这些人打着为员工谋利的旗号，实际是为自己开脱。中国现在私有经济占大多数，要一下子提高员工工资那是不可能的，原因就是资本家不同意。事实上，世界财富统计年报表明，10%的富人拥有世界87%多的财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人并没想到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而是竭尽全力，哪怕是战争也要保持这种状况。员工靠资本家是靠不住的。公有经济呢？一直以来，邓小平是推行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还立了企业法，让员工变成了被压迫阶级，员工工资怎么提高？工资高的就是这些厂长经理及其相关的干部与亲戚朋友。同时，在邓小平那里，公有企业改善员工待遇，也只是停留在企业内部，例如电力部门，银行部门，员工待遇相对私有企业要好，这就相当于把国家的钱用于了小集团，当然本身是集体企业的无可厚非，例如华西村，它本身是集体财产，人家集体分享那也是天经地义的，谁叫你分田到户，搞成一个穷样的呢？如今的办法只有一个，改革公有企业管理体制，增加公有经济成份，废除企业法中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还权力给老百姓，增加监督体系，并且除了上交税收外，增加利润上交，把利润用于老百姓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免费教育，困难补助等；同时在限制企业领导的工资后，员工工资也会相对改善。农村也搞村集体经济，县域集体经济，让一部分人在县城就业，一部分人在农村种地，一部分人在外地打工，一部分人在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安居乐业。对于私有经济反正指望不了它们，解决部分就业就行，工资的提高是没有希望的。例如，美国最近的几次员工大游行就是要提高工资，也没搞成功。经过这个改革后，员工待遇提高了，房价呢？房价自然要落下来，因为经济结构也要变化，不再依靠资本家，不再依靠房地产搞土地财政了。;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2860 次阅读|9 个评论

分享无反光镜相机一机搞定: 热度 9 8288 2014-7-10 14:12; 富士无镜相机Fujifilm X-T1採用復古式设计，绝大多数的手动操控介面都摆在上面，拍照时相对方便。（不计镜头单价1300元）新力公司Sony Alpha NEX 5T小，可放在口袋或包包里。（单价550元）数位单眼相机仍是专业摄影人士需要的，Canon EOS Rebel T2i体积只比富士无镜相机Fujifilm X-T1稍大一点。新力公司老一点的机种Nex 6价格与NEX 5T差不多，外观更美。不久以前，选购相机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当时有很多品牌和机种可选择，但即使如此，只不过是从便宜、简易操作的傻瓜相机，或者昂贵、配备可拆换镜头、体积庞大的单眼相机这两大类之中，择一购买。而如今，智慧型手机的功能已经很棒了，傻瓜相机几乎显得有点多余，单眼相机背在身上则让人看起来像个观光客，各式各样的按键密密麻麻、阵仗庞大。到底该选择哪一种相机呢？或者，除了智慧型手机之外，是否真的需要再买一台相机呢？很多消费者感到困惑、陷於两难，这种现象已反映在相机销售量上。相机与影像產品协会（Camera and Imaging Products Association）定期调查相机销售状况，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度全美相机出货量衰退40%（该调查並未將手机涵盖在內）。相机业者警觉到市场销售滑落，另一方面又发现，在很多情况下，相机手机不是最佳的拍照工具，所以最近几年，发展出新的一类相机，综合了既有不同类型相机的优点，影像品质比傻瓜相机好，体积大小却又小於绝大多数的单眼相机、单价也不像单眼相机那么贵。这个新类型相机称为「无反光镜相机（mirrorless cameras），確实让消费者多了一项选择，这可能会是您真正需要的相机，也因此最可能经常使用。从外观上看，无镜相机大小与傻瓜相机差不多，但从功能以及採用的技术来看，比较接近单眼相机。这类相机跟单眼相机一样配备可替换的镜头，而且影像感测器与单眼相机用的感测器差不多大小、绝大多数比傻瓜相机的感测器大。影像感测器是影响影像品质的一大关键，其重要性更甚於相机的画素高低。无镜相机配备较大的感测器，拍出的影像品质比傻瓜相机好，更比手机相机好得太多太多了，而且，感测器愈大，愈能够在昏暗环境下拍出效果好的相片，也愈能够掌控景深，掌控景深得宜就能够让被拍摄的主题特別清晰，主题之外的背景相对柔和糢糊。无镜相机与单眼相机之间的主要差別是外观设计。数位单眼相机（digital single-lens reflex camera）英文名称中的「reflex」，意味著，相机里的镜片会把从镜头收进来的光线反射到观景窗，所以，拍照时从观景窗看到的景像事实上就会是拍出来的画面。此外，当您按下快门拍照时，镜片將往上移动，从镜头收进来的光线將打到影像感测器（实际状况会更复杂，但大致情况就是如此。）无镜相机採用电子观景窗或相机液晶显示器预览拍摄的画面，虽然不是真实画面，但已经够准確了，尢其是影像色彩；但摄影专家还是最喜欢单眼相机的光学观景窗。镜片系统很大，所以，无镜相机会比单眼相机小很多，虽然没办法像傻瓜相机一样轻易放在口袋里，但已经非常小了。一、富士无镜相机Fujifilm X-T1（不计镜头单价1300元）這款相機採用復古式設計，絕大多數的手動操控介面都擺在上面，拍照時相對方便，在相機背面有一個三吋液晶觀景窗，螢幕清晰，比起一些單眼數位相機的液晶螢幕好得多（例如佳能公司的Canon EOS Rebel T2i）。富士公司這款相機的拍照效果出奇好，自動對焦還算快，而且不會因為光線暗、或者被拍照的目標移動而搞砸；此外，照相機的機身可抵抗各種惡劣氣候、又配備WiFi無線區域網路介面，另有相搭配的應用程式可以由手機上傳照片、並且瀏覽。無鏡相機銷售好壞的關鍵是體積大小，就這點來說，富士Fujifilm X-T1表現平平，只比數位單眼相機Canon EOS Rebel T2i稍小、重量僅輕一盎斯；電池壽命也乏善可陳。在種種不足之下，這款產品的價格令人難以接受。二、新力公司Sony Alpha NEX 5T（單價550元）這款相機的派頭比不上前面的富士Fujifilm X-T1，但光是單價少一千多塊就值得一看了。這款相機真是小，寬約4.5吋、高3吋，可放在口袋或包包裡，不需要用相機專用包。新力Alpha NEX 5T的對焦快、影像品質好而且攝錄影像品質佳，有內建WiFi無線區域網路，並且有近區通訊功能、可與針對安卓手機（Android phones）無線傳輸。只可惜，這款相機太小了，沒有觀景窗，而且閃光燈是套接上去的，很容易遺失。目前市面上的無反光鏡相機大致上就跟前面提到兩款大同小異；絕大多數大廠都推出這類產品，舉凡佳能（Canon）、三星（Samsung）、尼康（Nikon）及潘得士（Pentax），有人甚至把無鏡相機視為照相領域的未來。紐約時報科技專欄記者伍德（Molly Wood）根據經驗表示，富士公司Fujifilm X-T1對於打算在攝影領域更上一層的人士來說真是夢寐以求的，如果要買便宜產品，可選擇新力機種，伍德偏好老一點的Nex 6，價格與NEX 5T差不多，外觀更美。無反光鏡單眼相機拍照品質直逼單眼相機、卻又輕巧得多，確實有賣點，但假如您當真要做個專業攝影師、而且願意花一千元以上買相機，數位單眼相機的品質水準還是最棒的；傻瓜相機也仍有生存空間。最周延的相機組合仍應包括智慧型手機、有無線傳輸WiFi介面的傻瓜相機、單價1000至1 00元的中低階數位單眼相機，而無反光鏡相機更是令人嚮往。無鏡相機還算生力軍，2011年強勢上市後，2012年銷售成長，但到2013年便開始衰退；前景好壞難料，無論如何，總是值得一看。（周方澄取材自紐約時報）; 个人分类: 网络文摘|6028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中国4.8万消费者应向日本尼康公司讨公道: 热度 6 四合院的闲人 2014-3-24 19:47; 中国4 .8 万消费者应向日本尼康公司讨公道四合院的闲人 3月17日上午摄影课时，同事问：“昨夜睡着了吗？”“怎么了？” “尼康D600全面下线了，你不知道吗？” 原来3.15消费者权益日，日本的尼康D600相机黑斑问题字 2012年10月上市一直得不到解决被中央电视台曝光。最值得一提的是：欧美同款相机以及退换，而中国的消费者还被蒙在鼓里，不仅不退货，还要承担维修费。到今年的2月，尼康在网站上公布可免费维修尼康D600，但并没有停止销售。一、为什么同样的消费者，却不是同样的待遇？欧美的消费者可以退换，中国的消费者则需反复去尼康映像仪器销售有限公司售后服务中心维修？且3.16此款相机才撤出市场？如果不是质量问题，为什么给尼康 D600置换快门板组件？质量有问题，为什么不承认？不肯给中国消费者退货？王府井尼康服务中心等候修理相机的人们，心中充满疑惑和不满却无法表述。我的相机更换了快门板组件，清洁了感光元件等，据说不久黑斑还会出现。连尼康服务中心的经理都不得不承认，这款相机不可能没有黑斑，只能减少黑斑。明显的是相机自身的缺陷，而非简单维修能够解决。二、尼康在3.15曝光后，发表了“ 致中国中央电视台315晚会特别节目组”而不是 4万尼康D600的消费者。其中说：通过以上措施，如果由于相机个体差异，仍不能完全消除这一现象，我们会贯彻执行全球统一的服务标准，依据中国三包法律规定为用户更换新产品。仅仅这一点就有文章。按照国家三包规定：修理两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的产品，凭修理者提供的修理记录和证明，由销售者负责为消费者免费调换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今天在服务中心一位先生已经第三次进行维修，据他介绍，换快门板属于修理相机且只有这一次。再出现黑斑问题都算清洁，没有第二次维修，照这样下去，退换相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另外，我们在服务中心现场就看到一架刚维修过的同款相机，拍出的照片仍然有大块的黑斑，后又从新清理，几分钟后奇迹般的没有了。仔细阅读维修后相机的《结算单》其中一句话：维修后6个月内，照相机出现同一故障，做免费修理。相机出现同一故障，对于消费者来说，根本无法确定。因为尼康公司说，相机出现黑斑是正常的，因为有尘土、换镜头等造成的。对于尼康 D600存在的质量问题，尼康公司始终没有承认。中国的4.8万尼康D600相机的消费者应该向尼康公司讨回公道：该陪偿就要赔偿，该退换就得退换！不论哪个国家和地区。 ——左上角可以看到数个黑斑 3.15拍摄 2014.03.24; 个人分类: 摄影和旅游|4683 次阅读|17 个评论

分享几大门户网站已成资本利益代言人: 热度 3 稻草 2013-12-13 19:49; 作者：李希光在今天的媒介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背景下，“人民群众”变成了“媒体消费者”，变成了少数人赚大钱的工具，媒体成了资本权贵集团自我推销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舞台。在资本操纵下，新闻报道更多地是娱乐受众，满足收视率和发行量的需要，而不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真正需要。由于资本集团渗透了几乎全部的网络媒体和有影响的传统主流媒体，从新兴媒体到某些官媒的网络版和微博版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言论和新闻立场出现严重的舆论一律，不同的声音，基本发不出来。结果是，在一种声音独霸的“媒主”世界里，本来沉默的大多数慢慢地会变成不再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媒奴”。在有的电视频道或微博里，整日就是几个“媒主”对天下事发表煽情意见，他们不是基于常理，不从基本事实出发，没有解决问题欲望。近年来的重大突发事件表明，媒体和网络成了突发事件的议程设置者;移动技术和社交网络媒体带来的是对第一时间的狂热竞争，其结果伤害了新闻传播的职业道德，导致新闻质量的下降，带来的是低行业标准。先进的传播技术给记者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牢狱——新闻报道更快、更煽情、更刺激、更负面、更主观、更狭隘、更意见化。　　网络新传播技术加速了新闻的采集报道速度，带来了第一时间新闻暴政和观点专制。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媒体和微博上的许多意见领袖在新闻发生后，都成了救火员。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有他们的声音，有他们的评论。这些人顷刻间成为了任何事务的权威评论家，制造议程，影响舆论。在这种传播中，记者和主持人成了许多事件的解说者和评论员。传播新技术带来了新闻图片的廉价迅捷传播。媒体和微博只需即刻配上评论性的声白足矣，有的电视频道或微博平台整天就那几个人煞有介事地对所有新闻事件分析和评论。网络舆论常常不基于常理，甚至不从基本事实出发，没有解决问题之欲望，网络对话越来越难。在网络围攻和围观中，当一方受益于网络不文明的和凌乱的话语时，另一方失去了对话的热情。　　今天中国站在社会改革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媒体成了各种利益集团都想借重甚至利用的对象，媒体成了各种利益集团政治斗争的战车。由于各股集团之间往往处于斗争状态，一股权力要想制服另一股权力，获得舆论支持，就必须学会怎样有效地利用媒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和形象。媒体成了各个集团争夺政治权力的软实力。软实力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其战场有两个：用图像和故事争夺民心的传媒界;争夺思想观念策源地的学术界。而这两个战场上传递的信息全是不需要实践和田野调查的验证就能获得的间接信息。资本集团的软实力战略就是在这两个领域，瞄准年轻一代大脑，通过新闻媒体、影视明星、通过“公共”知识分子，开展思想战和故事战，用“故事”、“图像”、“思想”、“观念”和“口号”，日积月累，潜移默化，量变引起质变。目前，意识形态双方占有的舆论资源严重失衡。资本集团势力已控制了中国最有影响的网络媒体资源和部分传统媒体资源，同时对几大官方媒体、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进行了深层的渗透，有的传统主流媒体正版与其官方微博在重大敏感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人格分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共同富裕的媒体或记者编辑在官方媒体的微博版里被边缘化。在今天这样一个离开了媒体语言不敢去思考和讲话的时代，那些掌握媒体资源和话语权的精英决定了人们去思考什么问题、怎么去思考这些问题。今天，在很多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上，大量网民之所以那样认识问题和跟帖，是媒体的精英们提供的食粮导致的。今天大多数上网的或看电视的人只信媒体创造的世界。如果在微博上或电视上看不到，他们就不认为是真实的。结果，那些资本的代言人和舆论领袖对关键事件和问题的观点，导致了网民和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误解或敌意。　　在今天的媒体环境里，记者编辑不是孤岛，不是孤独的和独立的作者。记者编辑的新闻价值判断受制于媒体内部的控制，媒体的政治偏见存在于新闻的生产过程和价值判断中。媒体和网络界的编辑记者是新闻信息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他们做的是媒体和媒体的委托课题。通过选题的策划、引用谁的话、语境的设计等，来满足老板或客户的要求。在某种强势的经济或政治力量的操纵下，真正的新闻被掩盖或掩饰。媒体有一整套的职业习惯、操作规范和价值系统，这些都决定了媒体在新闻生产和传播时的定势和取向。在媒体市场中，媒体投资者和经营者获取利润，记者编辑挣工资。今天的新闻从业者门槛越来越低，不需要专门知识、职业道德、从业执照、资格认证、专业标准、行业协会会员等。新闻记者属于穷苦的劳动阶层，没有职业安全(职业稳定性)、看不到个人事业的前途。尽管很多记者编辑跟着资本集团的精英及“公知”们一道呐喊，但他们不属于资本权贵集团——他们并不属于某个俱乐部、高档度假村、会所、高尔夫球场的常客。新闻的商品化、记者编辑不稳定的工作、低收入和底层的社会地位，成为被各种政治力量利用的空子。　　当资本集团控制了生存资源后，他们要按照自己的需要，培育自己的文化精英，将社会的舆论权和话语权交托给文化精英掌握。掌握话语权的文化精英，在资本集团的强大支持下，跟社会其他精英一起联手完成社会控制，包括对网络舆论的控制。中国某些大的门户网站的出资人的资本性质，决定这些媒体必然要为资本利益代言。几大门户网站在发展初期，接受境外风险资金的入资，又纷纷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国际资本对这些主流门户网站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仅从媒体的社会和政治动员力看，资本控制的媒体动员力已经超过官方控制的媒体动员力。　　资本势力这种对中国网络媒体和部分传统媒体的渗透导致了在国家重大敏感问题的报道内容、报道立场和报道态度上产生网上和网下的“人格分裂”，让党的广大追随者无所适从。真正的新闻自由在于摆脱媒体的外部控制和媒体的内部控制：1)外部操控——政府的控制与资本的控制;2)内部操控——媒体投资者和媒体经营者通过编辑部内部控制编辑记者。　　一些媒体表面上在争取摆脱党控制的“新闻自由”，而实际上在变成资本的喉舌。资本对媒体的控制力大于社会其它力量对媒体的实际控制能力，而网络媒体也在演变成一个代表资本利益的强大的政治权力。媒体不再是为人民服务，更不是为民主法治社会服务，而成了资本精英小圈子进军政治精英小圈子的舞台。媒体和网络上更多的意见领袖成了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592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中国的衣服为什么洗不干净？: 8288 2013-11-3 16:07; 【作者按：本文想要强调的是，不要盲目迷信国家制定的行业标准，管理部门、企业、媒体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梳理一下，以适应这个新的时代。】深圳姑娘张子婷曾经在德国生活了9年，4年前因为工作关系回到北京定居。爱干净的她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衣服总也洗不干净，和在德国时的情况相比差距非常明显。“我感觉问题就出在国产洗衣粉上，质量比德国的差多了。”张子婷对本刊记者说，“德国不但有专门针对白色和彩色衣服的洗衣粉，还有专门用来除去酒渍、咖啡渍和血渍的洗衣粉，甚至还有在不同水质下使用的洗衣粉，种类特别多。国内洗衣粉好像特别喜欢添加消毒水，除此之外其他功能很少，即使有的话效果也明显比不上德国的洗衣粉，肉眼就能看出差别。” 当然，张子婷的看法纯属个人感觉，并不足信。那么，中国洗衣粉的质量到底如何？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是否真有那么大差距？只有科学试验才能告诉我们答案。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主管的《日用化学品科学》杂志今年8月份刊登了一篇论文，证实了张子婷的看法。这篇论文是由诺维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Novozymes）的工程师王燕飞和徐清合作撰写的，题目叫作《利用全规模洗涤方法对比评价几种国内外洗涤剂的去污性能》。文章比较了23种产自美国、欧洲、拉美地区和中国的洗衣粉和洗衣液（以下统称“洗涤剂”）在实际生活中的洗涤效果，发现在相同洗涤温度和洗涤剂浓度等条件下，来自欧美地区的洗涤剂显示出了比国内同类样品更为优异的洗涤性能。文章作者使用白度仪测量洗涤干燥后的污布在460nm波长光线下的反射值，以此来衡量洗涤剂的去污效力。结果发现，欧美洗涤剂样品在去污力上比国产样品高75～125个反射值单位，这是一个肉眼可以分辨的显著差异。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同时比较了国产洗衣粉和洗衣液在同等情况下的去污效果，发现除了一种洗衣液之外，其余7种国产洗衣液的去污力都要比洗衣粉低，双方差距同样非常明显。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因为国家标准定得太低了？天津工业园内的某品牌洗衣液生产线国家标准的变迁是什么决定了洗涤剂的去污力呢？答案是表面活性剂的数量和性质。表面活性剂是洗涤剂中最主要的成分，这是一种既含有亲水基又含有亲油基的分子，脏衣服上不溶于水的污渍与表面活性剂的亲油基相结合，然后在亲水基的帮助下溶解到水里，最终被冲进下水道，衣服就洗干净了。通常情况下，表面活性剂含量越高，洗涤效果就越好，于是早期的行业标准都是根据表面活性剂的含量来制定的。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用15作为标准，即表面活性剂的含量不得低于15%。这是一个简单易测的化学指标，达标与否一清二楚，很难造假，非常适合作为行业标准来使用。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联想到牛奶的检测标准。牛奶合不合格与蛋白质含量直接相关，而测量蛋白质含量用的是氮原子，于是一些造假者使用含氮的三聚氰胺充数，导致了一场食品安全危机。表面活性剂不存在造假问题，类似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有些表面活性剂会污染环境，这就需要国家出面进行监管。 “衣用洗涤剂目前主要有两个产品标准，即洗衣粉国家标准GB/T13171-2009和洗衣液行业标准QB/T1224-2012。”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张华涛对本刊记者说，“这两个标准既界定了产品质量，也兼顾了环保，比如规定不得采用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或者四聚丙烯烷基苯磺酸盐等对环境有影响的原料，并规定所用原料必须符合《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GB/T26396）的规定。” 那么，有了这两个标准，把产品质量和环境影响都管住了，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呢？答案不是这样简单，因为洗涤剂的质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仅用一个标准来衡量远远不够。 “表面活性剂是一类化学物质的总称，一共有几千种之多，它们的去污力都不一样，对于不同的污垢也有不同的洗涤效果。”上海和黄白猫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张蕾对本刊记者说，“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企业认为，如果只用表面活性剂浓度指标来管理的话，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产品质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反而会把企业管死了，阻碍了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诺维信就是其中之一。这家总部设在丹麦的跨国公司生产多种洗涤剂专用的酶制剂，通过酶解污渍的方法减少表面活性剂的使用量。该公司政府事务和公共关系总监何育萍告诉本刊记者，绝大部分表面活性剂都是从石油产品中提炼出来的，不但消耗了宝贵的化石能源，而且对环境也不太友好。何育萍为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中国市场上一款比较畅销的洗衣粉每洗一次衣服大约需要使用68克，其中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含量为12克，添加了该公司生产的复合酶制剂后，表面活性剂使用量减少到了9克，洗涤效果不降反升。中国每年的洗涤剂消耗量约为300万吨，如果全都改用这项技术，关键稀释体积（CDV，水毒性测定指标）将减少12%，亦即减少了2×1012次方立方米，相当于保护了676个鄱阳湖免受污染。如果再使用浓缩产品，将带来两倍的效果。即使我们不考虑环保问题，仅从洗涤效果衡量，表面活性剂含量也不是唯一有用的指标。“洗涤剂里面除了有表面活性剂之外，还要添加多种功能助剂，提高对特殊污渍的洗涤能力以及改善对衣物的护理能力。”张蕾对本刊记者解释说，“比如使织物保持柔顺、不易掉色、不易串色，以及提高衣物的易去污性等等。但是加入功能助剂往往会提高成本，如果国家标准中只有表面活性剂含量这一项指标，功能助剂加得越多往往就越不好卖，这就降低了企业推动技术革新的热情。” 这个道理很简单，管理部门也不傻，于是在含量指标之外又加上了一个性能指标。顾名思义，性能指标测的是洗涤剂的实际去污效果，除了和表面活性剂含量有关外，同时也能体现其他功能助剂对去污效果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性能指标显然要比含量指标更能准确地反映出洗涤剂的真实去污力，也更能促进厂家提高技术水平，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但是，性能指标说起来简单，实行起来却很困难，原因就在于测试过程较难标准化，测试结果波动比较大，而且性能指标也不可能涵盖生活中的所有污垢，被测污垢对象对产品好坏评判影响很大。一名消费者在北京某超市内选购洗衣粉（摄于2007年）据张蕾回忆，国家有关部门曾经使用多年的性能检测方法非常简单，只用一块标准污布作为样品，与待测的洗涤剂一起放入一种专门的去污机中进行漂洗，然后和标准洗涤剂做对比。标准洗涤剂含有15%的表面活性剂，是业内公认的底线，如果一款洗涤剂的去污效果等于或者好于标准洗涤剂，就被认为是合格产品，反之就是不合格的。问题在于，这块污布过去一直是手工染制的，均匀度无法保证，检测结果的重复性很差，同一批产品有时能过有时又不能过，企业怨声载道。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早期的那一块污布上涂的是炭黑，用来模拟日常灰尘，但实际生活中的污渍显然不止灰尘这一种，还有领口袖口的油渍和各种食物残渣造成的蛋白污渍。于是2004年国家有关部门又出台了新政策，增加了皮脂污布和蛋白质污布，把性能检测的污布数量从1块增加到了3块。此后又对污布的制作工艺做了改进，用机器染布取代了手工染布，增加了稳定性。为了与新的性能指标相配套，新法规同时对浓度指标进行了修改，把表面活性剂浓度的最低标准从15%降到了13%，给企业进行技术革新留下了空间。“曾经有人认为，洗涤剂的含量标准从15降到13，说明我们的国家标准降低了，导致国产洗涤剂质量下降，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曾经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工作的张蕾对本刊记者说，“因为在降低含量标准的同时性能测试从1块污布增加到了3块污布，标准应该说是提高了，所以我认为国家标准反而是比过去更严格了。” 可是，不少企业对这个新标准仍有意见。比如宝洁公司就曾在一次性能指标测试抽查中被查出去污力达不到国家标准，但宝洁认为，3块污布的测试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产品的真实质量，他们公司的产品对于实际生活中的污渍的去污效果是好的，消费者可以接受。 “发达国家的老百姓生活条件好了，衣服没过去那么脏了，所以一些外资企业认为，洗涤剂的去污力不必像过去那么高，应该在其他一些性能上做文章。”张蕾对本刊记者解释说，“他们一直在抱怨中国目前的3块污布测试方法太过理想化，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应该增加污布的种类，尽量和日常生活接轨。” 前文提到的那篇发表在《日用化学品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所用的污布种类就非常多，除了标准的3块污布外，还使用了包括茶、血、咖啡、红酒、墨水、口红、橙汁、酱油和火锅底料等32种污布，涵盖了实际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污渍。另外，试验所用的洗衣机也不是重复性较高的工业用“立式去污机”，而是从商场里买来的普通民用洗衣机。那么，用这个方法来做性能检测，是不是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这个方法只适合在同批次试验中做相对比较，如果更换了试验人员和实验室，其结果则不具备重现性，很难作为标准检测方法。而且，选用什么污布也因人群和生活习惯而异，很难标准化。国家标准采用3块标准污布和立式洗衣机来做性能测试，其目的就是要减少试验的不确定性，尽量做到准确公正。如果增加污布种类，试验的可重复性一定会降低，生产厂家就更吃不消了。于是，不少企业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学习西方国家的做法，修改现行的国家标准，只管环保就行了，产品质量不再设限，依靠企业自律和市场机制来管理。这个提议遭到了张华涛的反对：“现行标准是对产品的一个基本的理化和性能的要求，企业按照符合或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来生产，就能够保证产品质量，满足消费者的使用和安全性需求。如果连现行标准都达不到，产品质量和安全性就无从保证了。” 另外，还有一些企业提出，为了鼓励创新，应该取消表面活性剂含量标准，只采用性能指标。针对这个提议，张华涛也表达了不同意见。“表面活性剂是洗涤剂产品的基本成分，如果连这个指标都达不到，那不管是去污力，还是其他产品性能都无从保证。”张华涛对本刊记者说，“创新当然要鼓励，但也是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才称得上是创新。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小企业就连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都达不到，还谈何创新？即使要创新，也应该是百变不离其宗，目前全世界表面活性剂有4000多种，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更加高效的表面活性剂进行复配等方法，来达到创新。因此国家标准并没有限制创新。” 相比之下，张蕾的态度较为温和。“如果从促进行业长远发展的角度看，我认为应该以性能指标为主，鼓励洗涤剂成分的多元化，比如用复合酶来代替一部分表面活性剂。”她对本刊记者解释说，“但无论怎样，中国目前还没办法取消国家标准，因为国土面积太大，各地发展不均衡，不少地区的消费者没有那么强的辨别能力，仅依靠市场机制来监督是不够的。”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只有餐具洗涤剂的国家标准是强制性的，不达标不准上市。洗衣服用的洗涤剂和人体健康的关系不那么直接，国家没有强制标准，只有推荐标准，不达标的产品只会被公布出来而已，并不会被直接勒令下架。但是，如果一家企业被爆不达标，对于该企业产品的销量影响很大，任何一家正经企业都会竭力避免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个名单上，所以这个推荐标准实际上仍然具有非常强的约束力。换句话说，中国洗涤剂行业虽然设有国家标准，但实际上也是依靠市场的力量来监督执行的，与欧美国家没有太大差别。双方的差距并不在这里，而是存在于更深的层面。从底线原则到顶线原则 “中国的国家标准相当于为产品设定一个底线，不达标不准入市，但底线之上就不管了，全凭企业自觉。”张蕾对本刊记者说，“我刚加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大家水平参差不齐，远高于底线的产品还是有很多的，但是现在洗涤剂行业竞争激烈，大家都在打价格战，降低成本的压力越来越大，导致市面上的洗涤剂产品越来越集中到这条底线附近，大家质量都差不多，最后只能去拼广告，或者看谁给的折扣多。” 张蕾是1986年入行的，那时中国刚刚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阶段。如今市场经济的格局已经成型，对利润的追逐成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在一个健康的商品社会，产品质量越高，价钱卖得就越贵，钱也应该赚得越多才对。但是对于像洗涤剂这样的产品，使用者对质量的好坏感觉不明显，问题就来了。 “业内人士都知道多加点助剂洗涤效果就会更好，但是这样做需要增加成本，国内消费者贪便宜，一听说涨价就不买了。慢慢地企业也学聪明了，在包装上吹得天花乱坠，反正消费者一时半会也感觉不出来。”张蕾对本刊记者说，“事实上中国很多商品都有类似情况，其结果就是同质化现象相当严重。” “中国和欧美国家都有一根尺子，但是我们的尺子是横着放的，尺子上面合格下面不合格，于是大家都集中到尺子上面一点点，只要合格了能卖了就行。”诺维信工程师刘洋对本刊记者解释道，“欧美国家的那根尺子是竖着放的，越往上质量越好，消费者根据某件产品在这根尺子上的位置，以及相应的价格来决定是否购买，这就给生产厂家发出了正确的信号，引导他们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生产出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如果把横放的标尺称为底线原则，那么竖放的标尺可以称之为顶线原则，两者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管理思路。前者把生产厂家当作潜在的敌人，千方百计严防死守，消费者则被看成是一群毫无自卫能力的绵羊，任人宰割。后者则把企业和消费者都看作同一条因果链上的一环，双方关系不是相互欺骗，而是互利互惠，相互促进。顶线原则听上去更加完美，但只有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里才能实现。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一群聪明的消费者，通过自己的理性选择给商家发出正确的引导信号。其次要有一个公正的质量评价体系，帮助消费者做出合理选择。否则，一群贪小便宜的消费者遇到一群唯利是图的商家，最后吃亏的往往是消费者。洗衣液的热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所有洗涤剂中洗衣粉属于相对成熟的产品，各种助剂种类齐全，价格低廉，添加起来也很容易，而洗衣液的相关技术尚未成熟，所以基本上以表面活性剂为主，助剂加得少，同等条件下的洗涤效果往往不如洗衣粉。但是因为洗衣液包装做得很漂亮，有一种高科技的时髦感觉，再加上厂家为了促销洗衣液拼命打广告，在商场里大搞优惠促销，结果老百姓都以为洗衣液比洗衣粉效果好，销量直线上升。 “洗衣液也不是什么方面都差，双方各有千秋。”张蕾对本刊记者说，“洗衣液易溶解，残留少，在柔顺性和护理性等方面要比洗衣粉好。城里人衣服洗得越来越勤，对洗涤剂去污力的要求没过去那么高了，所以洗衣液也是有市场的。但是消费者应该清楚两种产品各自的优缺点，只有这样才能买到符合自己需求的产品，否则肯定吃亏。” 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多数情况下，因为双方信息不对等，消费者肯定是弱势一方，需要有人站出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关键问题在于，到底应该由谁出面来做这件事呢？中国刚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出来，思维方式往往还停留在那个阶段，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政府才是最靠得住的。但是，无数事实证明，政府受自身的角色定位所限，最擅长做的就是根据底线原则来制定行业标准，很难期望政府会把那根尺子竖起来。行业协会也有其局限性。顾名思义，行业协会是行业内部人士的联合会，肯定会优先考虑自身利益。比如中国洗涤剂行业协会是由各家企业的管理人员组成的，指望他们推广顶线原则也是不现实的。媒体怎么样呢？很多消费者把维护自身权益的期望寄托在媒体身上。但是，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媒体本身也是商业机构，于是我们最常看到的情况是，媒体要么和商家合作，充当软广告的发布者，要么走民粹路线，成为一个打假者。归根结底，消费者需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或者组织，完全站在消费者自身的立场上，以维护消费者利益为终极目的。换句话说，消费者需要成立自己的协会。这件事貌似很难做到，但其实在国外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我在德国的时候挑选洗涤剂产品很简单，只要去查一下‘商品测试基金会’的报告就行了。”张子婷对本刊记者说，“这家机构会给市面上几乎所有的商品打分，我只要根据这个榜单，选择一件最适合自己需求和购买力的产品就行了。比如我个人很看重环保，就会挑选在这方面成绩最优秀的品牌。” 这个“商品测试基金会”的德文全称是StiftungWarentest，简称STIWA。这是在德国政府推动下，于1962年成立的一家消费者保护组织。该组织自1966年起定期出版一本名为《测试》（Test）的杂志，为消费者提供来自第三方的商品检测结果和相关信息。如今STIWA已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消费者保护的代名词，2000年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96%的德国人知道STIWA这个名字，其中约有30%的采访对象将该机构的检测结果作为购物时的重要参考依据。就拿洗涤剂来说，本刊记者拿到了一份最新出版的德国洗涤剂调查报告，发现测试内容非常多，不但有普通洗涤效果、冷水条件下的洗涤效果、衣物柔顺度和色彩保持能力等常见指标，还包括血污渍去污效果和草污渍去污效果等德国消费者比较关心的特殊项目。榜单后面还附上了每次洗涤的价格，方便消费者根据自身财力状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STIWA不是个案。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欧美国家，以及日本和我国香港地区都有类似的消费者保护组织，所有这些组织公认的鼻祖就是成立于1936年的美国消费者联盟（Consumers Union）。这家组织对美国市场上出售的几乎所有商品都定期测试，并将测试结果刊登在《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月刊上。为了保证测试结果的公正性，该组织严守中立原则，所有测试商品均由该组织成员匿名购买，测试过程也均由该组织独立完成。他们不接受任何厂家的捐赠，也不允许任何厂家引用该组织的测试报告来为自己的品牌打广告，他们甚至不和各个行业协会及相关政府机构的专家们接触，以免受到影响。做这种商品性能测试是要花钱的，美国消费者联盟平均每年花在测试上的经费高达2100万美元，这笔钱几乎全部来自《消费者报告》的销售收入。目前该杂志的订户总数高达730万，他们的网站也要付费才能阅读，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即由消费者自己花钱购买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为自己服务，消费者联盟从消费者那里收取一点点费用，然后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形成这样一个良性循环需要花很长时间，美国消费者联盟花了几十年才终于取得了今天的成绩，这显然要归功于美国健全的法律法规，以及众多的人口。德国人口总数少，STIWA每年的订户总数只有46万左右，无法和美国比，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政府每年会拿出一部分钱来资助STIWA的原因，而且STIWA的广告政策也比《美国消费者报告》要宽松一些，比如允许厂家拿STIWA报告去打广告，甚至把STIWA的测试结果直接印在商品外包装上。但是无论怎样，这些消费者保护组织的独立性都保持得很好，因为这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根基，一旦消费者怀疑测试报告的公正性，这些组织便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了。中国人口众多，完全有条件模仿美国模式。但是中国毕竟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走出来，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要想达到欧美国家的水平恐怕还要等上很多年。值得欣慰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飞速发展，消费者保护自身利益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从而催生出了好几家模仿国外相关机构的国产消费者保护组织。本刊记者采访了其中两家，发现它们都尚处于摸索阶段，并且都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一些相应的改变。一家是由广东时代传媒集团和消费者报道杂志社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消费者报道》，这本杂志于今年4月出版了创刊号，目前已经出到了第5期，每期64页，零售价15元。杂志内没有任何广告，内容以揭露性报道为主，产品性能测试并不多，总体感觉更像是一本报道消费领域热点事件的新闻类杂志。另一家是今年初刚创刊的《鉴客》。这是由“夸克侠科技公司”负责出版的线上杂志，专门负责刊登独立的第三方评测结果，并以某种指标和权重对商品进行排名和推荐。 “我们团队中的很多人都在海外生活过，知道美国的《消费者报告》，澳大利亚和香港的《选择》（Choice），以及英国的《谁家》（Which）等消费者杂志，对这个行业十分了解。”该品牌联合创始人苑大为对本刊记者介绍说，“每年‘3·15’晚会曝光的种种损害消费者的案例，以及去年的那个‘8点20准时发’的乌龙事件让我们义愤填膺，大家都对中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感到非常不满，所以一致决定要做一个中国版的《消费者报告》，只是因为版权的原因改名为《鉴客》。” 该公司的很多技术骨干来自清华大学，有浓厚的技术背景，所以他们提供的基本上就是一份产品性能评测排名表，不涉及打假或新闻报道。换句话说，《鉴客》完全摒弃了底线原则，直接采用顶线原则，与欧美国家全面接轨。但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这家公司在创业初期很难完全达到国外水平。比如，他们做的第一份评测报告是关于空气净化器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购买机器，甚至没有做评测，只是根据各家公司提供的性能数据，为消费者做了一个解读，最后的结果更像是一篇深度科普文章，虽然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也是十分有用的信息。 “我们假定厂家在技术参数上是不会造假的，这属于国家质监部门要管的事情。”苑大为对本刊记者解释说，“但是这些参数可以有多种解读，厂家往往会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解读，从而夸大产品的性能。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帮助消费者正确解读这些参数，从而选出最适合他们的产品。” 和《消费者报道》一样，《鉴客》目前还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实验室，只能委托第三方来做检测。因为没有实体杂志，只有线上内容，而且目前全部免费，所以该公司的盈利模式比较模糊。苑大为告诉本刊记者，他们目前依靠独立投资人注入的资金在维持，未来可能通过为电子商城提供导购服务获得佣金提成，以及出售数据库和在线报告来获得收入。 “我们也想像美国那样依靠消费者订阅杂志来赚钱，但中国的国情还不允许。”苑大为对本刊记者说，“也许我们可以借鉴刚刚在互联网上流行起来的‘众筹模式’，即由我们发起一个项目，比如空气净化器评测，然后向有此需要的网民筹资。” 虽然这个方法听起来似乎还很遥远，但苑大为相信中国的市场会借鉴欧美国家的一些优秀经验，同时保留自己的某些特色。“美国的《消费者报告》刚开始办的时候也很艰难，直到50年代至60年代才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这是和当时美国消费者维权运动的兴起是分不开的。”苑大为说，“我们根据一些国外专家的研究结果判断，中国的消费者维权运动很可能会来得更早一些，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打好基础，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和商机。”; 个人分类: 网络文摘|359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建议珍珠湾设立一个有偿阅读区: 热度 7 稻草 2012-12-15 15:45; 有偿阅读区，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阅读需求，也可以解决好部分文学爱好者的创作冲动，还可以解决一些珍珠湾的运营经费！运营形式：愿意创作收费阅读作品的，可以放那儿，不愿意收费的，可以不放那儿，按点击阅读收费。元芳，你认为这个建议可以不？; 8198 次阅读|29 个评论

分享日系车凶猛复苏：之前压抑的潜在消费者回流: 热度 7 锅盖 2012-12-10 10:38; 自今年9 月中旬开始，日系车销量出现巨幅下滑。日系乘用车销量在9 月和10 月分别同比下滑了42%和60%，市场份额也从8 月份20%左右的水平跌至7.61%，这是日系车月度销量自2009年以来首次低于10万辆，市场占有率也是首次跌破10%。　　不过，日系车销售已经在复苏。　　上海江杨南路广汽本田店销售顾问近日接受《第一财经（微博 )日报》记者采访时称，从11月份开始到12月份，店里客流逐渐多起来了，成交量也有很大提升，之前选定车型推迟购车的客户已经陆续在提车。　　浙江一家汽车经销商集团负责人也告诉记者，“我们一汽丰田店9月份销量为85辆，10月份销量为89辆，11月份销量则上升为167辆。除了丰田店销量有很大回升外，我们日产店销量也有很大提升。” 　　东风日产浦西一家4S店总经理反映，上海各家日系经销商的销量在逐渐恢复，主要原因应该是之前压抑的日系车潜在消费者在回流，同时，到了年底，消费者购车人数本来就在增加。　　根据汽车厂商发布的销量数据，几家主流的日系汽车销量同比降幅也在逐月减少。丰田汽车在华9、10、11月销量下滑幅度分别为48.9%、44.1%和22.1%，日产汽车下滑收窄较为明显，9、10、11月同比降幅为35.3%、41%和29.8%，本田汽车为40.5%、54%和29.2%。　　从目前终端渠道成交量和日系厂商公布的数据来看，日系车回暖迹象明显。不过，全国乘用车联席会秘书长饶达表示，尽管日系企业市场在11月份有所回升，市场占有率超过14%，但是日系车市场占有率要回到今年8月份之前的23%以上，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期。　　莫尼塔（上海）投资有限公司日前发布的《汽车行业：中高级车市场份额能否回升是观察日系车恢复程度的关键》研究报告表示，对于日系车未来的市场份额能否回到原来的水平上，需要观察接下来 1~2 个月里中高档日系车的销售恢复情况。因为在 17万~28 万元价格区间，日系车的车型竞争力相对最强，而这一价格区间的日系车销量在日系车总销量中占比最大，若在这个级别车型销售表现持续低迷，日系车长期市场份额将进一步受到抑制。　　汽车评论员莫言清风表示，在大众推进TSI+DSG技术策略时，日系车并没有在领先情况下制定前瞻性拦截策略，其保守策略造成今天进退维谷的局面。在中国市场，日系车不管在产品引进还是市场营销上都太保守。　　不过，日系车企高层已经在试图扭转当前的乘用车市场格局。在今年11月份的广州车展上，各个日系车企相关负责人争相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丰田汽车表示每年都要向中国市场引进新车，积极推进市场本土化，同期本田汽车等日企表示要尽快向中国市场引进新的技术和产能。 http://v.qq.com/cover/e/ew7vxgy5e6ezz58.html?vid=j0011gp34k1; 12236 次阅读|23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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