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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公私经济的合理比例原理: 热度 2 稻草 2017-3-29 10:29; 公私经济的合理比例原理的哲学与科学基础是什么呢？哲学基础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谁占主导，决定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即公有经济占主导就是社会主义的，否则就是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普通存在的，是绝对的，也有主次之分。中国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之间的矛盾既有统一性，又有斗争性。统一性是因为私有经济的存在，只要不占主导，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不会变质。又因为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来看，只要集体利益占主导，中国经济集体的性质也不会改变。因此，私有经济有存在的空间。既存在私有经济，那么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就成为了一对矛盾，它们的力量就会在经济运行中表现出力量的增减，有时私有经济会多一些，有时公有经济会多一些，但必须有一个性质的度，那就是公有经济要占主导地位。二是主要矛盾在所有矛盾中起决定作用。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就是这个公私经济的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其他都会顺理成章了，这就是我们要牢牢把握这个公有经济为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过度发展私有经济，让中国的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那么经济危机就来了，房价问题来了，三农问题来了，看病难来了，上不起学来了，公务员积极性不高来了，腐败来了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根源就是这个主要矛盾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听任私有经济占主导，那么量变就会产生质变，公私矛盾的统一体就会瓦解，根据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就会变发生质的根本改变。政治经济学基础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中国经济如果是私有经济占主导，那么它的生产力就是私有经济的，它的生产关系必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紧接着中国的生产关系会发生质变。表现在资本家与员工的社会地位逆转，社会就出现分层，工人、农民、老师、解放军和无权公务员成为社会的底层，资本家和官僚主义者及其走狗成为上层社会。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有经济为主导，那么经济基础就是人民政权的基础，否则如果私有经济为主导，那么经济基础就是资本家政权的基础。两种经济基础，决定了两种社会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法律、道德、纪律、文艺等各个方面。显然两种经济基础决定的两种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了。现在来讲，如果是私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基础，那么过去共产党的革命就会受到质疑，甚至被否定，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如革命烈士遭受侮辱，国家英雄被抹黑，毛泽东被丑化，还有土改翻案，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切都在翻案等。三是社会制度决定社会经济形式。新社会制度是从旧制度中通过新陈代谢的辩证历史发展而来，它的诞生就具有先进性代表，既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也代表了先进生产关系。新制度必须履行它的职责，那么，新经济就会由此展开，表现新制度的生产活力。公有经济的活力会得到充分地体现，私有经济的次要地位也会从中受益，例如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一切对新经济的怀疑都是无所作为，缺乏担当，投机取巧的表现。这里举一个例子。邓子恢是首次提出农村家庭承包的国家领导人，他的立论依据是：农民是现实的，没有私人利益就没有积极性。毛泽东并没有反对他的观点，但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农民问题的首要问题是教育问题。农民从旧中国进入新中国，这个群体从头到脚都是封建的，你不教育，他还不适应哩。新中国尽管成立了，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尤其是农民特别需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如果毛泽东不坚持村级集体，那么农民的生产关系就又回到旧社会了。因此，毛泽东提出保留一些资本主义的尾巴，保留自留地，以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为主。这个方针没有错误，当时的管理层更应该关心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也就是农业良种的培育，农村机械化的实现，农业化肥的生产，农药的生产等等。显然当时的管理者们争论最为激烈的恰恰是生产关系，这就本末倒置了。现在的事实证明，农村粮食水平提升还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并不是承包的原因。经济学基础（略）关乎鄙人《经济学》一书的相关原理，不便公开。有了上述两方面的基础，公私经济合理比例原理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923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用社会主义的国际规则代替资本主义的国际规则: 稻草 2016-7-14 09:12; 用社会主义的国际规则代替资本主义的国际规则，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两者的国际规则到底是什么呢？社会主义的国际规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五项基本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个并没有过时，而是需要遵循的基础。随着世界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需要共同的发展，这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需要，因此，应该再增加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共同发展”，作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国际原则。资本主义的国际规则是什么呢？美国用理论和实践给出了答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国际规则。两个规则的更替，不是一帆风顺的，关键是美国需要改变。有人说，这不是与虎谋皮吗？但美国不是虎，它是由美国人民组成的，美国人民要进步，这才是美国发展的决定性方向。美国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美国发展的方向，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如此，现实的美国在货币唯心主义的道路上继续狂奔，仍然我行我素，这是十分危险的。在中美关系的处理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就是通过美元压迫中国的。美国控制了中国的四大门户，控制了中国的许多产业，造就一支五纵队卖国队伍，一直在努力把中国变中东。美国习惯于这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不能自拔。这次南海仲裁案，就是美国操纵日本和德国两个跟班，违规操作，把一个“仲裁”硬生生搞成了一个“制裁”，想在所谓法律上来压迫中国，让中国南海非法化。我不得不说，这只能促使中国来面对国际规则重建的现实，全面开始国际规则的重塑工作，也是美国衰落的加速化。这就是一个国际组织的建设问题。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还怕建设不了组织？按照新思想，建设新规则就行了。例如这种海洋公约组织，中国可主导革新这个组织，或者建立新的组织，淘汰这个旧组织，尤其当务之下，要对这次美国操纵的南海仲裁事件，作出处罚决定，对参与仲裁的人进行惩处，撤消这一仲裁案，并对美国的操纵作出公开处理，以儆效尤。中国自己首先要对这次事件要作出调查，并对日本德国的这些仲裁案的当事人作出惩罚。低调一点的做法是退出这个旧组织，处罚一些人，建立新的组织。;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49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法国刘学伟博士的博客人类种族之间存在明显智力差异的宏观证据 ...: 热度 1 light 2015-12-1 11:04; 关于环境、智力、文化的读书笔记第二部分人类种族之间存在明显智力差异的宏观证据现在接着第一部分说。感兴趣者，请回头看第一部分。这样论述自然更完整。数日后，还会有第三部分，然后就结束了。这个第二部分是整文的核心部分。在林恩和玩哈林的《智力上的种族差异》（ Race Differences in Interlligence）一书的总结论中，关于人类种族间的智力差异，作者 Richart·林恩总结了10个整体性的论据。这里把顺序调整一下，归并一条，俭省一条，现剩八条，复述（也有少量发挥）如下：第一、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关于生物学演变的基本原则是，当一个物种的下属种群占据不同的环境并在地理上被分割以后，它们的基因就会分别各自发展（分道扬镳），先成为不同的变种（亚种），然后变成不同的物种。变种（亚种）与物种的区别在于有没有生殖隔离。具体到人，各个种族当然是智人这个物种下面的亚种。人种的分化也只可能循同样的途径。各方面的基因都会根据各自的具体环境分头演化。（热带居民肤色变深而温/寒带居民肤色变浅。）比如包括身高体重、体型、肤色、头发和眼睛、基因疾病的流行程度和血型在各个种族/族群之间，都有差异，这些差异也都在演变。认为唯有智力不会因为他们各自长期所处的复杂程度不同的环境分头演化是不合逻辑的。当然现代人类社会环境复杂程度开始趋同，智力的发展也会趋同，但离真正同化还相当遥远。因为这个趋同的时段还远不及以前大不相同的时段长，并且迄今为止，趋同的程度还有限。第二、特定种族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国家中的IQ分数的稳定性只能用基因因素来解释。低智商的种族如此，高智商的种族亦如此。首先是欧洲人无论在欧洲本土，还是在以他们为主体的殖民地，还是在他们仅占少数，甚至极少数的其它种族的地盘，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表现出优良的素质，取得优秀的发展成就。其次、犹太民族和中日韩三个东亚民族也是这样，无论他们在自己的故土上，还是在别人的土地上，是在发达富裕的国家中，还是在贫穷落后的国家中，是居于多数，还是居于相对的、甚至绝对的少数，除了华人在新加坡，他们一般也从未在海外拥有全面的政治权力，但是他们依然毫无例外地可以取得极好的发展成就。而祖居撒南非洲的尼格罗人，则无论是在他们的祖国，还是在他们占绝对多数的移民地（加勒比海岛国），还是在拉美的发展中或半发达的国家，还是在西欧北美的发达国家，无论是他们自己握有政治主权，还是处于被支配的少数地位，他们的发展水平都是一贯的最低。那些混血种族占主导多数的国家/地区（主要是拉丁美洲），其发展水平，总是居于前述两类种族自行主导的国家/地区之间，完全没有例外。第三、在多种族混居的环境中，无论这个特定环境的整体发展水平（国家是穷还是富）如何，处于哪个洲份，他们也各自稳定地保持各自的智力和发展特征。高的恒高，低的恒低。那些混血的种族的发展成就也毫无例外地处于前述两类种族的中间。如果说各种族的智力发展，由环境决定，当如何解释，上述三类种族，在无论何种发展水平的多种族混居的国度中，总是按照一样的固定的顺序排列发展水平？第四、不同种族的素质解释了新石器时代人类先祖由采集-狩猎时代向农耕时代的转变程度。高素质的种族成功、完整地完成了这个转变。素质较低的种族依次只部分、局部或完全没有完成这种转化。素质最低者直到现代依然停留在采集-狩猎时代。第五、种族的素质差异在以后建立城市和文明的过程中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明的特征是文字、数字系统、律法和政府机构等。在旧大陆，除了撒南非洲，各个主要种族都建立起了文明。在新大陆，印第安人建立起了一些半截文明（有城市、农业，但没有金属工具、牲畜动力和文字与数字的不发达等）。在撒南非洲，则没有建立起过早期文明。而且这些文明持续的长度和历代、直到当代的成就都表达了建立这些不同文明的不同种族的素质水平。比如书面文字，没有一个撒南非洲或类似的原始部族，拥有过自行创立的文字。连那么辉煌庞大的印加帝国文明还是结绳记事呢。本人还亲自询问过一些非洲朋友，他们的当地语言有没有办法表达巨大的数字。他说没有。如果有必要时，他们就使用英语法语或阿拉伯语的相应词汇。第六、收养研究表明，不同种族的孩子在同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长大以后，他们还是顽固地表现出自己种族本身的智力特征，并不因相同的成长环境而表现出同等或近似的智力水平。（不要把IQ指数和他们达到的学业和事业成就混淆。前者是潜力，后者是这个潜力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表现。这是可以依据努力和外人的帮助等发生更大改变的。）其实、种族混居就相当于群体上的收养研究。不同的种族进到同样的环境中。（这个同样的环境可以是在富国、也可以是在穷国、或中等发展的国家。）然而，这些不同的种族还是顽固地表现出他在母国所具有的一切。同化/融入从来都不完全。只有同样或相近的种族，同化/融入才能良好进行。有心理学家提供实验证据说明，被良好的家庭收养的智商较低的儿童其实在十数年中就可以取得十几个点的智商改善。那么进入发达国家居住的非裔的各项生活条件，比在非洲可是好了太多。如果智商仅依靠环境就可以改善得那么快和多，300年的时间，在美国的非裔实在应当取得更大的智力进步。事实上，在美国，两个种族之间的智力差距已经由300年前的两个标准差缩小到一个。照这个速度，再过300年，这个差距就应当差不多消失了。第七、双胞胎研究都表明，个体智商具有高度的遗传性。遗传基因完全相同的两个双胞胎，分别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们会表现出与环境完全无关的高度智商同质性。大体上是80%的遗传，20%的变异和外界影响。（不要把这个同质性的纯智力g与学业成绩混淆。不要把液态智力和晶化智力混淆。）一个种族的智商，就是这个种族所有成员的个体智商的匀值。不能设想，种族的智商没有遗传性。其实，研究每一个特定种族到不同环境中的表现，就是这种放大了的双胞胎研究。但是事实上，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抛弃母国的遗传基因和遗传文化。改变慢而有限。美国的大批黑人离开故国已有三百来年，十来代。他们的智商其实已经比一直在故土的同胞高出一个标准差。也就是平均一代1.5百分点的增长。那么3000年是100代。不同的种族/民族在不同的环境中生长，他们的智力差距可以演化得相差多少呢？第八、种族差异在如此众多的不同的地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在早期和随后的文明的以数千年为跨度的发展中的高度稳固性，和无论在哪里的调查都可以发现的智力的遗传性，需要一个符合逻辑的科学的解释。其实，根据林恩提供的材料，笔者都还可以给人类不同族群之间智力有差异加一条雄辩的证据。就是那些现在还在各个偏远地方残存的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民的智力状况。根据到那些地方去过的人类学家的描述，他们当然是人，但如果认为他们的智力和比如欧洲人一样，那是极为可笑的。举个例子，在他们的数学里面，只有四个数字，分别是：一、二、少(few)、多(many)。如果有七件东西需要计数，他们会说：二、二、二、一。那么不同的人类族群拥有不同的智力水平不就已经证明了吗？人类的智力怎么可能是在还没有走出非洲以前的某一天就被哪位神仙锁定而以后再也不发展了呢？怎么可能在这之后的10万年中，在境遇如此不同的各个族群中像操练中的士兵齐步走那样地齐步发展呢？不是想故意地发掘、挑起这个人类各个族群之间智力有差异的争论，而是不承认这个差异在全球甚至国别治理上实在是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举一个例子。联合国2000年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减贫计划，要到2015年把世界的贫困人口减掉一半。现在到了2015年，这个任务也已经完成。问题是，这些减掉的贫困人口，绝大部分都在中国，在那些二等智力国家里，也有少量减贫成绩。在三等国家，撒南非洲，那贫困人口就是有增无减。所以还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联合国的官员问，“中国做得到，为什么其它地方做不到？”这篇文章应当可以解释为什么其它地方做不到。就智力的种族差异问题而言，只有基因基础+加环境影响的理论能够解释上列所有的事实而没有重大的漏洞。那些不承认基因对智力种族差异有重大影响的其它理论都无法自圆其说。在这个理论里，有长期的以千年计的环境对智商的绝对影响力甚至掌控力和短期的，以数十年计的环境变化的相当有限的影响力两个部分，不可混淆。前面已经说过，文明的持续长度和发展水平决定了该文明的持有者的素质水平。这个素质水平与文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就和鸡与蛋的关系一样。好蛋孵好鸡，好鸡生好蛋。两者互为因果。恰到好处的适应环境的难度为文明和该文明持有者的智力和文化（合称素质）的成长提供最好的条件。难度太低，则文明发展的潜力得不到用武之地，从而可能长期停留在原始或半原始的状态。难度太高，已经成型的文明也会因应付不下来而发展艰难、萎缩、乃至崩溃，或者被别的更强大的文明吞并。中间当然还是有一些神秘而解释不清的东西。就是有些文明为什么应付挑战的能力比另一些文明更高，有些显然较弱较后进的文明为什么还可能战胜较强的较先进的文明。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暴力、存粹的暴力会比什么都管用。比如如何解释13世纪蒙古民族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那些政治正确论者有两个互相根本矛盾的基本观点：第一、只要是人类，即或个体的智商有差别，任何族群的群体智商都是相同的，因为政治正确不允许有这个差别，因为这会导致种族歧视。（这个判断就意味着，虽然10万年来人类族群在不同的环境中的分头发展，但是在智力领域，不允许留下任何痕迹。你看到的有关存在差距的任何证据都命中注定地只可以是假的和错的。）第二、现在存在的族群（智力）差异，完全是环境所造成。这个环境如果被改造，（比如孩子被他族收养。）这个差异只要半代人（十几年）就可以被完全抹除。我的问题是，如果智商可以改变得如此之快，那么不同的族群，在比如3000年间，处于不同的环境，（简单地说，就是先进或落后。）他们的智商可以演化出多大的差别？其实在人类的未来，不同种族的生活环境肯定也会趋同，那么智力水平在环境的影响下自然也会趋同，至少不会变得差距越来越大。不过这个过程要真的呈现出巨大效果，（比如差距不再是一到两个标准差，而是仅有几个百分点。）恐怕还需要超过一百年，好几代人的努力。不过，如果世界的未来不是逐步走向大同，而是一直保持巨大的发展差异，甚或进一步两级分化，富国愈富而穷国愈穷，那笔者上段的美好设想也就会落空了。对种族歧视导致全部种族差异理论的证伪一个被左派自由派一直坚持的观点是：少数群体的劣势地位完全是多数的强势群体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通过系统的歧视强加的，不具有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这个观点尤其在美国非常流行，因为那里的黑人在当初的确是作为奴隶被强行掳来，以后一直至今受到很多公开的和暗中的歧视。但是这个理论放到许多其它多民族多种族共居的地方，则会出现很多的说不通的情形。比如在加勒比海的许多岛国（比如海地）里，黑人占绝大多数，政治权利一直都由黑人执掌。但那里并未掌权的白人，亚洲人、乃至混血种人，都能取得比黑人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个优势的地位并不是通过政治压迫经济剥夺得来的。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地区也毫无例外地出现。在那里的除了新加坡的九个国家中，华人都是少数，都没有执掌政治权利，一直受歧视甚至一度受迫害直到被大规模屠杀（印尼1960年代大规模排华）。但是，只要屠杀停止，在无论多么严苛和不公平的竞争条件下，他们都能取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优势。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写过一本著名的书，名叫《马来人的困境》。这部书的名字就表达了马来人的一项极大的困惑。就是作为马来西亚国家的两个种族之一，并且是土著加多数的马来人，在几乎一切方面（首先是在学业和商业方面）的竞争中，都远落华人之下风。他说，由于长时间以来，马来亚地广人稀，气候湿热，种植水稻只要两个月的劳作，就可以足够一年用度，无论再懒再笨的人，在这里也容易生存。不像华夏的地方，竞争激烈，非优秀者无法生存。他甚至引用摩尔根的基因学说、豌豆定理，来说明由于马来人近亲通婚的陋俗，对自己种族的危害。同时褒扬华人的近亲不婚制度，积累了优秀基因。为了捍卫他们作为主导民族和土著民族的利益和尊严，马哈蒂尔在这本书中提议了一大堆照顾马来族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相当一部分，也确实在马氏当政的22年中，和直到今天，在该国实施。其效果就是，在牺牲华人很多的利益的前提下，马来人的境遇得到相当的改善。但两个种族之间的差距，至今依然明显存在。在欧洲历史上的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一直都是受歧视和迫害的对象，也一直可以取得比欧洲人更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们被歧视的原因与黑人正好相反。那是因为他们表现得太过优秀。其实，只要你把政治正确的教条暂时悄悄放到一边，只要你不是白痴，你都可以看到，那些优秀的民族/种族，无论他们在居住地的国家中是处于多数还是少数，是掌权还是不掌权，这个国家是富裕、中庸或是贫穷，甚至还受到种种歧视，他们都能取得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而那些不那么优秀的民族/种族，无论他们是在故土还是侨居地，是居于多数还是少数，是掌权还是不掌权，在穷国中还是富国中，甚至还受到种种照顾，当然也很可能受到歧视，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都会落后。显而易见，种族/族群差距，绝不仅仅是由于歧视造成的。简单地说，歧视是建立在差距的基础上的。还是先有差距，然后歧视才可能加剧差距。但认为差距完全由歧视造成，这就不是实事求是。比如，在美国中小学里对亚洲学生的学力仰视也是先建立在已经/早已客观存在的差距之上，然后这个差距又被这个仰视所强化。作为一个亚洲孩子，在班上你得不到全A，不能名列前茅，那都无脸面对其他种族的同学。人家可能对你说：“你是亚洲孩子吗？怎么会那么差？”其实你只是有两门课得了B甚至只是A-,所以你只好自己加倍努力。再看国际上，大家都知道，富裕和贫穷的国家在地图上呈块状分布。也就是说，一些挨在一起，或相隔万里的国家，只要人种文明的渊源相同，无论是在他们的发源地，还是在移居地，都可以富裕，也都可以贫穷，也都可以中庸。出了几个坏总统或好总统之类的临时性现象，也不能解释这种差别。因为你必须回答：那些地方为什么总是出不了好总统？反之亦然。其实富裕的原因相似，中庸或贫穷的原因也相似。那就是固有智商和固有文化加在一起的综合素质的不同。在古代和中世纪，总之，在西方殖民主义大发扬之前，各个文明，各个种族，都在自己的地盘上独立发展。取得成就不大的，或中途灭亡了的，不能说都是受到（西方）先进种族/民族/国家/文明的剥削压迫的结果。无数的古老文明是自行崩溃的，或者是先有内乱，然后外敌乘虚而入给灭掉的。中部非洲、东南亚亚热带、巴西亚马孙雨林里的气候太宜人，采集/狩猎的方式可以一直维持部落的生存，真的可能是那里的原始的部落生存方式一直不能进化的直接外部环境原因。这些外部环境原因积累太久，自然会影响到那里的人民的智力发展。智力难道能不是在人类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复杂的合作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吗？采集-狩猎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电子文明，对人的智力的要求和促进能是一样的吗？亚马孙丛林里不穿衣服的部落里的孩子，能和硅谷的小学里的孩子一样聪明吗？还是回归常识吧。多种族混居国家的种族阶梯举例撒南非洲：白种人-印度人/混血种人-黑人，三个阶梯。只有南非有相当数量的白人。其它撒南非洲国家的白种人乃至印度人的数量都非常之少（1-2%）。在殖民时代，白人拥有政权。现在包括在南非，白人统统都没有执政权。但他们的经济社会优势地位依然稳固。除非是被没收财产然后被扫地出门（例：肯尼亚1970年代）。印度人在非洲从未拥有政权。他们远比黑人富裕应当用智商解释。澳大利亚：那里的土著比撒南非洲的土著还要落后。与后来移入的白人各方面的发展是天壤之别。那些土著的生活水平在欧洲人没有去之前也是极度地底下。那并不是西方殖民主义所导致。巴西人口分四类：处于顶端的是白种人和少量的日本人。中间是混血种人，底下是黑人和印第安人。有精巧的不公开的但遍布各处的种族歧视存在，它们加剧了IQ造成的社会差距。但无法说差距都是种族歧视压迫造成。比如日本人，当年也是作为契约劳工来到巴西。现在它们仅占1%人口，社会地位经济水平竟明显居白种人之上。他们从未拥有政治特权，其成功只能用聪明加努力来解释。英国的人种分四类：欧洲人、东亚人、南亚人和撒南非洲人。种族阶梯是欧洲人/东亚人居顶，南亚人居中，撒南非洲人处于底部。南亚人的中庸地位也是只能用智力中庸来解释。加拿大人口分六个种族/民族：英裔、法裔、亚裔、撒南非裔和印第安人/纽因特人。前三与后三的发展水平相隔悬远。至少亚裔加入高阶只能用智力来解释。加勒比海岛国有四个族裔：欧洲人、华人、混血儿和黑人。殖民时代以后，这里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黑人或混血儿。他们一定执掌政权。欧裔和华裔都是绝对少数（1-2%）。但他们社会经济地位一定最高。然后混血儿，然后非裔。这种现象绝对无法用种族歧视/压迫之类的理论来解释。东南亚：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东南亚有10个国家，这个排序无一例外。华人只有在新加坡是多数，握有政权，其发展之好，举世称羡。在其它国家中，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华裔的比例依次递减，这些国家的富裕程度也依次递减。最后三个国家曾经全盘公有制，经济水平还受第二种因素削减。到东南亚的华人，一开始也都是穷人，（并不像现在去美国的多是知识分子、大学生。）他们也都是从底层干起，用了数十年，两三代人的光阴，才爬到顶层当我无数次问到东南亚的华裔他们为什么会比当地人更成功时，他们的回答通常是：华人更努力，更节俭，更能计划长远。一般不会首先提到更聪明。但是难道努力、节俭、计长远不是聪明的一部分吗？不够努力，不够节俭，不计长远难道不是不够聪明的表现吗？亚裔无论在何处都是模范少数民族。他们最大的优点是聪明/勤劳而又不惹事。但是亚裔只有智力的优势，在学业和经济上表现优异。可是亚裔（华裔）政治上野心不足，从未想过统治别的民族/种族，或自己独占一块地盘。新加坡是唯一的偶然的例外，那可是成就非凡。不过也得承认亚裔/华裔比起西方人的综合素质还是有差距。比如在东南亚的殖民时代，都是西方人在当统治者，中国人只能当“帮凶”，去帮着真正的“洋人”去统治当地的土著。其实在那个时代，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的人数，远不及华人多。但他们能把当地土著包括华人管得服服帖帖，甚至在他们走了之后还怀念他们（比如香港人），他们当年就拥有的软实力，中国人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赶上。不过，西方人在中国的殖民事业却没有成功。这也证明，华夏人，华夏文明，比马来人，马来文明，还有印度文明，强大得多。林恩认为，中国人在东南亚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比当地人高出16点的智商。正如在美国白人相对黑人的成功来自于他们多出15点的智商。然后才是那些软实力，文化优势。印度人的智商与马来人相近，他们更成功应当来自于文化因素。夏威夷：四个种族。欧裔/亚裔、混血、土著。拉美：欧裔/亚裔、混血、非裔。美国：华裔/欧裔、拉丁裔和非裔。【法国：欧裔、亚裔、阿裔、非裔】这些排序，万国不变，万古不变。除了智商+文化，还能有什么符合逻辑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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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再来谈谈李永与满屋子: 热度 7 岳东晓 2015-6-7 19:42; 我前面指出李永的以怨报德违背做人基本原则，满屋子（fullhouse) 的观点是没有教养素质加白眼狼心态之后，事件还在发酵，这帮人还在不依不饶继续，我就再说几句。先看李永的攻击。2014年9月14日我给李永发出邮件：【我不需要你的感激，但你恩将仇报却向世人展示你自身的问题。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你不利的事，而是耗费大量时间试图给你帮助，你却在网上不断发表影射攻击本人的言论，完全违背了做人的基本原则。一个人如果连好歹都不分，还奢谈什么？】我在这封信里提到的攻击，包括对我的人身攻击。之后，李永继续在网上攻击，包括在翰山网对翰山写道：【你不知道岳是武大郎，我早就知道，几年前就知道。不就是让你晚几年知道岳东晓是个武大郎嘛，失去了及时攻击他... 】从这段话可以清楚的看出，李永明确以所谓“武大郎”作为人身攻击的手段。用这种词汇攻击任何人都是相当低下的 --- 武大郎不仅身材矮小，而且窝囊无能，妻子潘金莲跟西门庆私通，最后被西门庆打成重伤，被潘金莲毒杀。而李永在网上不依不饶地用这种词汇攻击本人一两年之久。如果我对她做过什么不利的事倒也罢了，我却是长期帮助她、教导她。这次翰山表彰美人蕉如何向他提供攻击本人的炮弹，而美人蕉在该文后面颇有嘚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我终于公开批评其做法之后，李永变本加厉，在贺梅案上企图拿所谓罗秦的看法影射否定本人，在中日问题上更是赤裸裸地攻击。我查了一下。（1）李永第一次联系我时，贺梅案已经取得完全胜利，她是看到我们全胜之后才来找我求助，之前贺梅案多年的历史，我没看到她有过任何参与。（2）我开始研究中日关系是 20年前。第一篇论文《八年抗战与中华民族的觉醒》就着重肯定了国民党抗战的贡献，写于1995年。我们现在可以去看看珍珠湾的哪些湾友在下面做了评论，表示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李永给我的全部邮件，我没有找到一次提到日本。为什么李永在贺梅案与日本问题上不惜捏造事实、扭曲逻辑对我发难？显然不是因为她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兴趣或者有过参与，而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我倾注了很多心血的、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更加恶劣的是，用武大郎之类试图侮辱我个人倒也罢了，贺梅案与日本军国主义这两个问题并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基本权利、民族利益的大事。满屋子（ fullhouse/njhunter ) 之前跟我在美中网承诺不再攻击，这次跟在美人蕉后面叫骂 “小丑、白痴、魔鬼、无赖” ，经人指出其言而无信外加教养素质等问题，仍然不做反思，反而指责善意规劝者。不可教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信乎！; 个人分类: 随笔|6330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做人第三原则：得有基本尊重: 热度 8 岳东晓 2015-6-3 04:52; 我在《论教养与素质》一文中提到，做人有两个基本原则（1）得言而有信；（2）得知道好歹。现在我补充一条，做人（3）得有基本尊重。什么叫基本尊重？就是要能够 maintain 基本的体面、 dignity、decency。对任何人、即使是自己厌恶的人，都得有一定的底线，不能做得太低下。武林中比试高低，输赢固然重要，打下三路就很可耻。记得以前在湖南老家看到几个小孩在马路边戏弄一个衣不蔽体的疯子，疯子在走走停停，几个小孩在追着去扯他衣服之类。路人看了侧目。最后有人终于出面制止说：“这是谁家的小孩，怎么这么没有教导？” 从这件事可见，对于一个文明社会来说，疯子也是人，如果谁去因为对方是疯子，而因为其精神病理问题蓄意损害其人的尊严，也就是等于说人的尊严可以蓄意损害。而人的尊严是人权的基础。对真正的疯子都应该尊重，对正常人就更不用说了。李永的歧视案是控告歧视迫害导致精神出现状况。在她发布的《李永工伤赔偿复审意见书(中文版) 》写道：李永【申述由于工作原因造成精神伤害。。。由于她的精神状况。。。她曾经住过几次医院】。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并没有说她现在患有精神疾病。我在《帮这样的人值得吗？ -- 论李永》一文中也只是写到。我2007年的《女工程师李永单刀打上美国巡回法庭》一文中写道：【她被逼得精神紊乱，被诊断为精神残障，必须服用大量药物控制情绪，无法正常工作。。。等她基本恢复过来后，就开始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现在已经又过了8年，不应再将她视为存在精神问题，甚至以此做文章。珍珠湾的网友 99.9% 是很友善的。比如说在这个《李永在美国联邦法院继续苦战》文中提到李永曾经被强迫吃药，下面的网友都是抱着同情支持的态度，没有任何人乘机拿这事做文章。李永跟其他珍珠湾网友发生争论，我也没有看到谁去利用她过去的这些情况做文章，也没有人说她现在精神有问题。夜夜城的 fullhouse/njhunter 在讨论中写道：【有人说美人蕉精神有问题，可这些人精神才真正有问题，还不吃药。】表面上看是在用精神问题来攻击他人，但其实也是在转述并借用所谓美人蕉有精神问题的说法。; 个人分类: 法律|5328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大众民主和共同富裕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 热度 2 稻草 2013-10-23 17:01; 宏良同志是一个左派中对毛泽东思想理解比较深的人，他的观点对左派走出一大二公的桎梏，左派走向中国未来的政治前台是非常有帮助的。下面是他的一篇采访文章，供大家参考。张宏良：大众民主和共同富裕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作者：张宏良 18大后习大大多次指出今后改革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实行共同富裕，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公平，应该成为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　　大众民主和共同富裕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　　——答英国《华闻周刊》记者问　　张宏良　　（以下内容是英国《华闻周刊》记者林卉卉为该刊出版“三中全会与中国问题”专题而采访的18个问题，这些问题一大特点就是预设立场和观点十分明显，反映出采访提纲拟定者受极右势力思想影响较大，对中国许多问题误解较深，希望大家在阅读时注意。）　　1，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大大最近发起了“批评与自我评判”的运动，您认为这是不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要推进党内民主的讯号?为什么? 　　答：这个问题的预设前提，至少是给人的感觉，好像共产党一直没有党内民主。其实，共产党一直存在党内民主，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一大民主创新，正是凭借这种创新的民主制度，共产党才能迅速打败号称是英美民主体制而实则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府。　　现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已经形成了集体领导的民主机制，从上届九常委到现在七常委，已不再是“皇帝领导”，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王爷执政”，是几大“王爷”共同执政，并且几大“王爷”都有约束，个人很难独断专行。比如，无论美国总统还是英国首相，都可以随便一句话，就能够更换部长和大臣，而中国总书记就做不到，要更换哪个部长，必须经过一系列组织程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党内民主约束。　　其实，当今中国真正需要或者说更加需要的，不是党内民主，而是大众民主，是人民大众对各级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约束，是企业员工对老板的监督和约束。从“人人生而平等”这个最根本的人权原则来说，官员和老百姓是平等的，老板和员工同样是平等的，由老板决定员工的命运，和由官员决定百姓的命运，同样是不能允许的。必须赋予百姓监督和约束官员的权利，也必须赋予员工监督和约束老板的权力，官员和老板特别是老板的为所欲为，是当今中国一大政治灾难，只有大众民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恰恰在大众民主这个真正民主问题上，无论国内极右势力还是西方媒体，全都采取了回避态度，不仅回避甚至妖魔化大众民主，把人民大众直接表达政治诉求妖魔化为“民粹”、“极左”、“文革余孽”等等，同时把人民大众排除在外搞什么“党内民主”和“代议民主”的争论。其实这种争论完全是一个政治陷阱，只要跳进去，共产党和共和国就一定会成为历史被告。　　2，问：民间舆论对于“党员干部财产公开”的呼声一直很高，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并未看到明显的进展。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又能否带来一些实质的改变? 　　答：党员干部财产公开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不过不应该只是党员干部财产公开，而应该是所有干部财产公开。民间从来没有只要求党员干部公开财产的呼声。你问十八届三中全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估计真正解决很难，道理很简单，目前官员比老百姓富得太多太多，一旦财产公开，很难有几个官员能够稳坐泰山。特别是这个问题不是官员个人因素造成的，而是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口号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且要求党员干部带头致富，整个社会又把金钱看作衡量成败的唯一“实事”，实现“效益最大化”成为社会的神圣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率先富起来的肯定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极少数官员，以及与官员有各种联系的所谓“能人”。　　特别是中国先富起来的官员富豪，并非是向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家族那样，是长期经营的结果，而是通过改革对现有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结果，这种突然暴富很难经得起天理和法律的检验(尽管这种法律是自己制订的)，一旦公开肯定会招来沸腾的民怨。但是这种暴富状况并非是个人因素决定的，而是改革开放的客观逻辑决定的，现在实行财产公开，完全由官员个人负责，在官员看来自然是很“不公平”、难以接受，整个官僚集团都这样想，干部财产公开制度就很难真正实行。　　况且，既然官员富起来是改革开放内在逻辑决定的，如果否定了这些富起来的官员，实际上也就否定了改革开放的正义性、合法性。这也是中央政府十分棘手的困难。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官员富起来主要是权钱交换的结果。所以，对于当今中国来说，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资本来源公开制度。中国很大一部分富豪，并非是长期生产经营的结果，而是勾结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结果，是把国有和公有资产据为私有的结果，这是中国富豪与西方富豪的根本不同之处。所以，在中国不仅要对官员实行财产公开制度，也要对富豪实行资本来源公开制度，否则同样是对官员的“不公平”，也不符合天道正义，不符合民心民意。　　3，问：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处理党内的腐败问题?如果触及，可能会到什么程度?您对党内的腐败问题有何看法? 　　答：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众目睽睽、千夫所指的普遍问题，当然会成为三中全会的议题。当今中国党内腐败主要是两种：政治上的用人腐败和贪污受贿的经济腐败。其中，两种腐败又密切相连，用人腐败造成经济腐败，经济腐败又助推用人腐败，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两种腐败都是从全盘否定文革和走上西化道路开始的。　　中国二千多反腐败的制度探索特别是新中国数十年的民主探索，已经初步探索出遏制腐败的有效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探索的大众民主制度，诸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动群众监督官员，使官员无法贪腐、无处贪腐、无时贪腐。这是走出腐败周期律的根本道路。如果没有勇气没有能力发动群众，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就是对官员实行“政治株连”制度，如同企业对产品实行“三包”一样，官员对自己提拔的官员同样实行终身负责制，谁提拔的官员出了问题由谁负责，实行连坐。这样就会对用人腐败形成强大震慑作用。　　目前中国腐败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群众监督作为“文革浩劫”彻底否定掉了，把“政治株连”的制度约束又作为封建传统给否定掉了，形成了无拘无束的权力约束真空，既没有现实约束又没要后顾之忧，使中国成为古今中外官员为所欲为的理想天堂。这种情况又如何能够不发生腐败? 　　4，问：您预计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就党内干部选拔的效率和渠道问题进行探讨?您认为现在党在选拔干部的效率和渠道上，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答：目前中国选拔干部不存在效率问题，只存在质量问题。也不存在选拔渠道问题。目前中国干部选拔方面问题不大，问题主要出在干部罢免方面，群众无权罢免干部，所以干部对群众肆无忌惮。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又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而目前干部任免制度只能反映出共产党领导的一面，而不能反映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一面，干部任免与国体政体完全不相适应。应该在干部任免问题上把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结合起来，由党组织任命干部，由人民群众罢免干部，真正体现出共产党领导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这种直免式民主比西方国家的直选式民主要更加先进，既能够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力，又能保证整个社会的统一领导，避免把民主变成乱哄哄的形式闹剧，使人民群众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主人翁。　　5，问：一直以来党与军队的关系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您预计这一届的三中全会，会不会对此进行讨论?您认为现在党和军队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您持怎样的态度? 　　答：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要么是完全不了解中国，要么是被极右势力完全给忽悠了。中国历届党代会历届领导人从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丝毫动摇，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三中全会又怎么可能讨论这个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军队，自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保持军队的人民子弟兵性质，成为人民军队。　　所谓军队国家化，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无耻。道理很简单，国家是什么?国家本身就是包括军队在内的统治集团的工具，说军队国家化如同说车轮汽车化一样荒谬绝伦。西方所谓军队国家化其实是资本集团管理国家和军队的一种形式，功能是对内镇压人民反抗和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军队国家化与军队皇家化的本质完全相同，区别只是服务于不同的统治集团，都是镇压老百姓的工具。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确实如同军歌所唱的那样，“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历史上除了农民起义之外，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军队才第一次具有了人民子弟兵的性质，历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与国家军队相对立的人民军队。当然，如何长期保持军队的人民子弟兵性质，仍然属于一种历史探索。　　6，问：党一直很重视宣传工作，您认为这一届的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对媒体宣传的管理力度是会增强还是放松?为什么? 　　答：三中全会后对媒体宣传的管理力度肯定会增强，其实现在这种力度已经开始增强，只要不出现什么意外，三中全会后会继续保持这个势头。结合目前中国极端混乱、极端放纵、极端自虐并且充斥颠覆性言论的媒体领域来说，加强管理力度是一种好现象。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当今中国媒体特别是互联网领域的卖国主义言论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英国媒体绝不可能污言秽语地妖魔化英国女王，日本媒体也不可能无所不用其极地辱骂日本天皇，可是在当今中国，媒体可以用尽各种极端恶毒下流语言辱骂开国领袖毛泽东。　　特别是在网络微博上，爱国主义简直变成了弥天大罪，任何爱国言论都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谩骂，声讨“爱国贼”的口号响彻云霄。这种现象出现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相信都会遭到法办，然而在当今中国却成为舆论主流，除了几个爱国网民在自发反抗之外，无论网络管理部门还是各大门户网站，全都听之任之、纵容鼓励。整个网络完全掀起了卖国主义大竞赛，谁把毛泽东、共产党和中华民族骂得狗血喷头，谁就会成为各大门户网站和各大媒体推崇的明星。最终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汉奸文化。汉奸言论成为包括党政机关在内的社会各界大肆追捧的最时髦文化，几个著名文化汉奸成为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大学科研部门的抢手货，甚至一个专门发表颠覆性言论的美国人都变成了中国网络“皇帝”，自称天天都在“享受皇帝批奏折的感觉”。这种极端卖国主义舆论状况，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绝对不可能容许的。　　这就是近几个月来中国对意识形态宣传领域进行整顿的背景。最近中国高层意识形态亮剑是正确的、必须的，只是意识形态亮剑必须是思想之剑，而不能仅仅是权力之剑，要用先进的政治文明和思想文化来取代历史虚无主义、政治宪政主义和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而不能仅仅动用专政手段简单禁言了事。　　7，问：您认为现在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是怎样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这种关系会不会有变化?如果有，可能会朝那个方向发展? 　　答：中国共产党与8个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关系，全国政协就是这种多党合作的政治平台。中国共产党与8个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是在民族危亡的长期斗争中历史形成的，经过了几个历史时期的考验，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只是共产党在变化，民主党派同样在变化。历史上的民主党派经过血与火的斗争筛选，基本成员不仅是各界精英，也是爱国精英，特别是在捍卫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方面，傲视西方、独立担当，一腔热血、赤胆忠心，的确是多党合作的顶梁柱。但是今天民主党派大多已失去了政治担当和民族自信，脱离了他们原有的群体基础，只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存在和发展，不可能与共产党之间发生任何政治变化。　　8，问：您怎么看党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在民族问题上，目前有哪些难题迫切需要解决?对于西藏和新疆问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一届的三中全会是否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 　　答：当今中国所谓民族问题完全是国内外极右势力人为制造的问题。中国既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又是一个统一的大民族国家，这是中国与其他多民族国家的根本不同。其他多民族国家的各个民族彼此是分离的，所以存在民族矛盾;而中国多民族已经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根本不存在什么民族问题。西藏和新疆就是典型，把毛主席称为红太阳的是西藏人民，至今家里挂毛主席像的是西藏人民，“翻身农奴把歌唱”的西藏人民完全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新疆更是如此，当初骑着毛驴上北京给毛主席送哈密瓜的库尔班大叔，是新疆家喻户晓的敬重人物，根本不可能有脱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要求。所以，毛泽东时代根本就没有藏独、疆独这类概念，甚至在毛泽东时代之前，也没有什么藏独、疆独一说。　　所谓藏独、疆独完全是近30多年才出现的问题，完全是人为制造的矛盾，是有人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欺压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人民，特别是把被打倒的农奴主、贵族头人、地主恶霸重新扶持起来的历史复辟造成的。只要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所谓藏独、疆独问题立刻就会烟消云散。至于西藏、新疆的所谓贫困落后问题更是容易解决，这些地区的丰富资源远远超过中东地区的单一资源，贫困落后完全是市场经济的资本掠夺性造成的，少数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误把资本集团的掠夺看作是东部地区的掠夺，资本集团豢养的文化精英又故意向这方面误导，从而蒙蔽了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极少数人。被蒙蔽的这极少数人经过教育完全可以争取过来，所以要切忌对这部分被蒙蔽的人采取敌视态度，更不要把他们划为恐怖主义。　　在此顺便指出，所谓恐怖主义，完全是西方国家为了镇压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反抗而发明的一种杀人借口。过去他们把落后国家的人民称为“野蛮人”而心安理得地大肆屠戮，现在则把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称为“恐怖分子”同样心安理得地进行杀害。所谓反恐实际上就是反对穷人，就是随意杀害穷人的借口。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绝不能接受和追随西方帝国主义的血腥价值观，引进所谓恐怖主义的口号。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说得透彻“反恐就是反共”，美国就是打着反恐旗号，完成了对中国的军事包围。现在日本几乎所有文艺影视作品，都把中国抗日游击队称为恐怖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要跟在美国后面反恐，完全是挥刀自宫。　　9，问：您认为现在党政机关在党务财政管理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党费和财政的关系会如何发展?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来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答：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着对共产党的否定和责难。有时候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立场更加明确。我们不能用西方国家的政党模式来衡量中国。中国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共产党制订的，中国的官员既是党的干部又是国家干部，中国各级政府的政治领导者和经济领导者完全融为一体，共产党的全部活动就是管理和发展国家，国家不过是共产党率领人民实现发展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存在所谓党费和财政费用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询问三中全会是否会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是一个十分巧妙的政治陷阱，因为这个问题无论怎么回答，都会产生提问者希望看到的那种负面效果。　　其实当今中国的问题不是党费和财政费用的关系问题，而是党员和官员的关系问题，目前的党官一体化状态，会使党与群众走向对立，解决的方法应该是改革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式，由党官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转变，这是共产党保持自身性质的唯一正确道路。　　10，问：您认为在党的三代权力核心共存交替时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为这样的现状以及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案? 　　答：这个问题很是荒唐，如果说中国三代领导人全都健在，就是三代权力核心共存交替，那么请问，目前美国是几代权力核心共存交替?是八代还是十代?美国参众两院是否会为这样的现状及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案?估计你向任何一个美国人询问这个问题，结果肯定是要么对方疯掉，要么对方会认为你已经疯掉。　　11，问：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种信仰的共产主义面临的形势比较严峻，这样的国际形势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就此进行探讨? 　　答：这个问题应该做一个小小的修正，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和社会形态，目前确实遭受到重大挫折，但是作为一种信仰，共产主义面临的形式并不严峻。共产主义在社会历史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并不相同，目前共产主义的具体形式就是“大众民主，共同富裕”，政治上要求大众民主，经济上要求共同富裕。由此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在世界各地不断兴起，欧洲的反资本主义大***、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美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东北非对新自由主义两极分化改革的大规模街头革命，以及英国人民对推行新自由主义哥哥的撒切尔夫人死亡的街头庆贺等等，都是世界人民对大众民主和共同富裕的强烈追求。　　如果说20世纪是社会主义兴起和遭受到重大挫折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社会主义全面复兴的世纪。因为社会主义体现了天道正义，体现了最根本的人权追求，体现了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和崇高的精神归宿。所以，目前严峻的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用来管理人类社会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以及把人的幸福牢牢锁定在感官享受上的动物化，正在把人类社会带向死路，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意识到这是一条死路。　　其实，目前人们眼里所看到的共产主义的失败，并非是共产主义本身，而是官僚社会主义的失败。官僚社会主义是人类探索社会主义走过的一段弯路，这段弯路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是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共产主义作为改变人类根本命运的伟大社会变革运动，走一小段弯路，遭受一两个挫折，完全是正常的。人类在探索中选择了官僚社会主义，发现错误后又扔掉了官僚社会主义，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大进步。　　中国共产党也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不承认社会主义失败，而只是改变了形式，并以远远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感到自豪，提出了三个自信。所以，三中全会不仅不会对社会主义低头反思，反而肯定会更加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即使按照西方国家的衡量标准，中国共产党也有这个自信的资本。　　12，问：您认为现在党对港澳台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尤其是面对台湾的民主体制和文化反攻，中国共产党会如何应对?有哪些难题迫切需要解决?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 　　答：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台湾的文化反攻?台湾还有文化反攻?感觉是外星人的天外奇谈!实在想不出台湾有什么文化可以反攻大陆。至于什么民主体制，更是资本集团操纵的木偶闹剧。昨天和一个艺术家吃饭，他正在筹备纪念毛泽东120周年艺术展。我问他什么时候开始把目光转向毛泽东的，他说就是3年前去台湾转了一圈之后改变了对西方民主体制的看法。台湾社会整天乱哄哄的，各路政客鼓噪民众满足私欲，民生问题没人管，基础设施落后，道路陈旧……回来后便陷入反思，抛弃自由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　　这个例子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带有普遍性，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从西化恶果的种种痛苦中，亲身体会到了资本统治的罪恶之处。所以，2011年有人要效法中东北非，在中国大陆发动“鲜花革命”，折腾3个月无一人参加，老百姓甚至连观望都懒得观望，结果“鲜花革命”变成了“无人革命”。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已经看清了资本统治的罪恶。　　还有，把港澳台放在一起是不对的。准确地说，应该是港台问题，而不是港澳台问题。澳门和香港完全不同，澳门是一个爱国主义基地，香港是一个卖国主义基地。港台问题的内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大陆民众羡慕港台，确实存在一个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的问题。而现在矛盾完全变了，大陆民众不仅不再羡慕港台，而且对中央政府牺牲大陆人民利益无偿地援助港台、投入巨资维护港台的高工资高消费的政策，越来越不满意。可以说，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变成了港台那种所谓民主体制，政客肯定会终止这种无偿援助，港台特别是香港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倒退几个台阶。　　13，问：这一届三中全会，会不会讨论党政机构臃肿的问题?有无可能提出解决方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当今中国机构臃肿、奢华浪费堪称世界第一，经济增长的相当大部分都被官僚机构极其附属机构给挥霍掉了。这就是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而老百姓却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的根本原因。中国党政机构臃肿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顽疾，期间经历过几次精简，不仅没有任何作用，反倒是精简一次膨胀一次。原因有很多，根本原因就在于党政机关拥有不参加改革的特权。中国所有改革对象都是老百姓，党政机关干部从来没有成为改革对象，自始自终置身于改革之外。住房、医疗、养老等所有改革无不如此。最终，变成了置身改革之外的人在研究如何深化对老百姓的改革。这也是中国老百姓越来越惧怕改革、一听到改革就心惊胆颤的原因。正是因为党政机关干部能够置身改革之外的巨大特权和安全保障，驱使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拼命往党政机关里面挤，最终造成了党政机关越来越庞大臃肿，经费吃掉了经济增长的相当大部分，造成百姓越来越不堪重负。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让党政机关干部与老百姓一起参加改革，一起成为改革者或被改革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党政机关干部改革老百姓，问题立刻就会得到解决。只是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党政机关干部的利益，依靠党政机关自身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这绝不是一次两次中央全会能够解决的问题。　　14，问：您认为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讨论中国社会中收入分配不均以及贫富差距较大的问题?可能会推出那些举措?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当今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已达到极端，正在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贫富两极分化就一直是社会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英国大革命是如此，法国大革命是如此，俄国大革命同样如此。当今中国贫富两极分化不仅表现为世界基尼系数最高，更为重要的是财富分配不公，这是比财富分配不均更加可怕的矛盾。　　中国富豪不是长期经营的结果，而是对现有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结果，也就是说，是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直接抢劫的结果。九十年代企业产权改革就是如此，把数千万工人赶出工厂大门，名曰下岗，然后宣布实行管理层收购，数百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极少数官员和富豪的私人财产。随后一系列改革都是通过对现有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变成了亿万富豪孵化器，每一次改革都创造一批新的富豪。开发商制度改革，银行股份制改革，股权分置改革……等等所有这些改革，都把原本属于全民所有或者老百姓的财富，变成了私人财富，谁敢反对就对谁实行专政。　　所以，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与世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对社会的冲击更加强烈，引起的民怨民愤也更加巨大，这是当今中国社会难以稳定，维稳成为头等大事的根本原因。维稳本来应该是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是国家暂时的特殊状态，可是在当今中国却变成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常态，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敏感程度，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绝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18大后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今后改革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实行共同富裕，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公平，应该成为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　　15，问：您认为现在中国的土地制度的未来会怎样?党中央对于土地政策危机有否深刻察觉?有可能提出解决办法吗? 　　答：中国城镇化大幕刚刚启动，城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土地制度问题。目前中国土地制度是城镇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此前中国财政一大来源，就是出卖城镇国有土地，大约三分之一的占财政收入来自于卖地。现在城镇土地卖得差不多了，加之2.6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又涌入城市，既买不起房子又远离土地，于是农村土地怎么办就成了问题。　　虽然各种改革方案多得令人眼花缭乱，说得更是天花乱坠，但是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是习近平主席武汉讲话所坚持的原则，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土地流转;二是在各种漂亮包装下恢复以往历史上私人占有的地主制度，如同城市迎来了世界各国的大资本家一样，农村也迎来世界各国的大地主。如果选择后一条路，中国必然会遭受前所未有的历史劫难。　　道理很简单，土地私有制将使2.6亿农民工一方面被高房价挡在城市之外，另一方面又因失去土地而不能返回农村，成为走投无路的绝望流民。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都是流民走投无路的结果，与其说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流民起义。这才是当今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真正的危险。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开发商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废除开发商制度，把房价降下来，让2.6亿民工有房子住;同时坚持农村的集体化合作化道路，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唯一通路。　　16，问：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就中国财税问题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财税问题上，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解决的难度在哪里? 　　答：目前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是集中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关系上，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所谓突破，仍然不过是从原来中央与地方只是单纯划分财权转移到同时划分事权上来，其实当今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劫富济贫”和“劫官济民”。一方面，在财税收入方面，加大富人税负，减少老百姓税负，改变目前这种富人不纳税或极少纳税，穷人和一般老百姓成为纳税主体的不合理不公平现象;另一方面，在财政支出方面，应该大幅压缩党政机关自身支出，扩大公共支出;适度压缩投资支出，扩大民生支出。　　要做到以上两个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财税的公共监督制度，由人民大众直接监督财税收支，财政部是人民的大管家，应该把收支账本向人民公开，接受人民大众的随时检查和质询。　　17，问：您对中国目前的户籍制度怎么看，它是否迫切需要改革?这个改革是否应由党代会发动?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来讨论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将会往哪个方向改? 　　答：中国户籍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制度基础，是人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保障，在资源和财富的公平配置方面发挥了巨大积极作用，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让一部分地区和部门先发展起来(绝对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阶梯式递进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制度路径。　　然而，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户籍制度原有功能被严重扭曲，变成了妨碍自由竞争的一大制度障碍，现有户籍制度就肯定要改革甚至会废除。但这并非是说户籍制度本身有问题，而是它与弱肉强食的市场竞争法则不相适应。户籍制度是保护穷人的制度，是保护羊的制度，明显违背了狼与羊之间的公平竞争，不符合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废除户籍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不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长期鼓吹改革户籍制度的人，几乎百分之百也是要求改革中国基本制度的人。由此可见，改革户籍制度符合的是强者的利益，是狼的利益。只要是市场经济，就只能废除现有户籍制度，但是这不能说户籍制度本身是错误的，如同当了小姐就必须放弃妇道，遵守谁掏钱就和谁上床的公平原则，但是绝不能由此说妇道本身是错误一样。　　由于户籍制度还具有方便社会管理的功能，三中全会肯定不会改革掉现有户籍制度。　　18，问：您怎么看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垄断的问题，这能否解决中国在国家经济上的垄断?要改变这个状况应该从何下手?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 　　答：这个问题和前面有几个问题一样，完全是预设立场和答案的伪问题。垄断只可能存在某个或某几个企业的垄断，而不可能存在所谓国有企业的垄断，国有企业有成千上万家，只有这成千上万家国有企业串通起来，才能称其为垄断。这是垄断最基本的概念。如果说中国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比重大一些，就是国有企业的垄断，那么，美欧等西方国家私人企业的比重比较大，是不是就是私人企业的垄断? 　　况且，垄断是指资本巨头联合起来操纵价格，通过掠夺消费者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所以全世界反垄断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而当今中国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人们离开保护消费者利益来反垄断，其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什么反垄断，而是要为瓜分国有资产制造借口，是国内买办资本、国际垄断资本联合起来宰杀国有企业的借口。　　其实，当今中国国有企业不仅不存在掠夺消费者的所谓垄断，相反对于保障民生起着巨大作用。相反，那些国有企业已经退出的完全被外资控制的领域，才是名副其实的垄断，并且还不是一般性垄断，而是罕见暴利的极端垄断。化妆品市场就是最好的说明。在消灭了国有企业、外资完全控制市场以后，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掠夺开始了，以往几分钱一盒的蛤蜊油，换个包装起个洋名再写上几个英文字母，就变成了成千上万一盒的天价化妆品。中国妇女只能是欲哭无泪。类似行业还有许多，大家注意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凡是没有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特别是外资品牌占据优势的所谓充分竞争的行业，无一不是价格火箭般上涨并且永无休止的行业。　　虽然现在有关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舆论呼吁响彻云霄，特别是为未来中国改革设计路线图的佐利克报告，更是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作为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但是，指望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案，则是基本不可能的。因为18大政治报告关于国有企业未来发展(甚至连国有企业“改革”这两个字都没有提)的基本政策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继续做大做强，而不是私有化为国内老板所有和国外老板所有。除非是风云突变，18大报告作废，否则，绝不可能出台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　　2013-10-22;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68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胡耀邦辞职始末: 热度 3 稻草 2013-7-23 17:55; 胡耀邦辞职始末　　作者：赵紫阳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闹起了学潮。上海闹得很大，不仅上街游行，而且冲击了市政府。这件事震动了邓小平。他于 12月30日召集耀邦、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和我到他家里，就学潮问题讲了一篇话。他说，这次学潮不是偶然的，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的结果。他点了方励之、王若望的名，并且责问耀邦，他早就说过要开除王若望的党籍，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对处理学潮他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专政的手段，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当然使用时要慎重。他这篇讲话实际上把学潮的责任，完全归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来两人对自由化问题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绪的一次爆发。　　邓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当时就印发到一定的范围，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邓家里开会，我大约10点钟到达，那时陈云、万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经到了。等到齐后，邓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这封信是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大意是说，几年来主持工作不够谨慎，办了许多糊涂事，内事外事都有。主要讲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无力，旗帜不鲜明，所以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做了一些坏家伙的保护伞。鉴于错误严重，请求让他下来，清理思想，向党作出交待。　　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以后，邓就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会上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　　邓接着说，耀邦下来以后，十三大以前，由我、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这四个人主持常委工作。我当时建议应该有胡启立，因为胡启立当时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是他管的，邓也同意了。这就是后来由我作组长的五人小组，一直到十三大以前，代替常委主持日常工作。邓还提出对耀邦可作软处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国内外的震动。他还说由中顾委出面，以召开生活会议的形式，对耀邦进行批评、帮助。然后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不以全会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辞职。我当时觉得，不召开全会，并不是担心通得过通不过，而是为了尽量减少震动，是从软处理考虑的。当然这样做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但他的用意是要既解决问题又不引起大的震动。邓谈了以后，其他人没有发表不同意见。　　陈云在这个会上说话较多，比较活跃。他在这次会上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看来陈云是很注意这些事的，注意组织原则、组织手续的。他大概怕人家说政治局会议就能接受总书记辞职会引起国内外议论，所以特别宣布，这样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邓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不在乎这样的事。当然，后来对耀邦这样的处理，特别是顾委会生活会对耀邦的批评，在国内外引起一些议论，认为对耀邦的处理是不正常的，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撤换领导人。所以后来对我的问题上也算是接受了这个教训。我前面已说过，王任重向我传达时说，鉴于上次处理耀邦问题外面有些议论，这一次要准备好文件，先开政治局会议，再开全会解决我的问题。　　当时李先念外出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会后邓要杨尚昆立即去上海，告知这件事，并征求他的意见。杨尚昆把会议情况告诉李先念以后，李当然完全同意，求之不得。并对杨说，我早就认为这个人不行。还用了一个很挖苦的话来形容胡，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说胡这个人就是巧嘴利牙，点子不少。李还说，不久以前耀邦来上海，那时他已经在上海了，想看看耀邦，竟遭拒绝，架子竟然如此之大，发泄了一通。至于对我代理总书记问题，他表示同意。但要杨尚昆回来告诉我，说“紫阳这个人学外国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下去不行，要告诉他。” 　　1987年1月7日，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和我开了第一次五人小组会议，研究生活会议如何开。当时商定的意见是会议气氛还是尽可能和缓一些。当时彭真、薄一波一些老人对批胡在干部问题上的小圈子——即所谓“团派”问题——很有兴趣，提出要在会上批评胡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不好，后果会很严重，会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划线。我提出这个意见后，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团派”，不提干部圈子问题。　　在生活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耀邦家里。告诉他生活会准备怎样开，还告诉他在邓家里开会的情况，还继续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在谈话时我也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我说，几年来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几次打招呼，你为什么不重视，是不是有意和邓保持距离?他说，他没有这个想法。我还说，你的辞职公开以后，可能会有人打着拥戴你的旗号闹事(因为我当时确实估计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个招呼，以便有所准备)。他说，他会坚决站在党一边。后来这些话我在生活会上发言时讲了。　　生活会于1月10日以中顾委名义召开，由薄一波主持。连续开了六个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到会的有中顾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人大党员副委员长、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各大部门的首长和党中央各部的部长。邓小平、陈云没有到会，李先念在上海。邓力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胡耀邦不听邓小平招呼，长期放任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他的发言，都按党的历来惯例，从不同方面对胡作了批评。王鹤寿在会上讲，他到耀邦家里去看胡，胡情绪非常激动，说有些老人要整他，还讲了其他一些气话。原本打算把会开得缓和一些，王鹤寿这一讲，会议一度气氛有些紧张。后来和王鹤寿打了招呼，这类事不要再讲了，他发言时幸好有些老人不在场。　　这次会上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里的发言。耀邦和余秋里那几年关系很亲密，筹备十二大的时候，胡耀邦要余秋里做人事安排的负责人。当时我在国务院那边，没有过问这些事，不知为什么要余秋里来负责十二大人事安排，总之说明他信任余秋里。那几年耀邦不仅和余秋里一同视察边防，视察部队(因为余那时在部队工作，任总政主任);还同余秋里一道视察工厂、油田。有一个时期，在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经常请余秋里就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并且常常加以肯定。这可能因为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张，往往得不到大家赞同，而余秋里比较赞成他的意见，所以他是不是让余秋里发言，然后借肯定余秋里的意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或得到通过?总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但在这次生活会上，余秋里却作了一个极其尖锐的批评责问耀邦的发言。他收集了那个时期耀邦在不同场合有关十三大邓及其他老人们退留的问题的讲话和答记者提问，然后当面责问耀邦：你动机何在?为什么这样说?所以余秋里这个人平时貌似耿直，在关键时刻　　反戈一击，保护自己，也是他面目的一次暴露。当时他可能觉得，因为他俩关系密切，邓已决定和耀邦分手，把耀邦搞下来，他和耀邦关系这么密切，经常一唱一和，担心会因此搞到自己头上，所以想借此机会表白自己。　　这次生活会最后，耀邦作了一个检查发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讲到最后情绪非常激动，声泪俱下，以上就是生活会议的情况。　　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辞职，并推选我代理总书记。我虽然那几年在不少场合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在中央领导人当中，60—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人，只有胡耀邦做总书记最合适。但在1月4日在邓家里召开会议时，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我对批准耀邦辞职没有异议，对由我代理总书记我也只是说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希望尽快找到合适的人接替，没有坚拒。所以如此，一是要耀邦下来这是1986年夏季邓和一些老人已内定的事，虽然我没有参与这件事，但我已听说了，而且邓已和耀邦谈过了，耀邦也表示同意，虽然胡不知道把他拿下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总之，胡已定了要下来，不过现在是提前了几个月罢了。二是，12月30日邓对学潮讲的那一番话以后，耀邦实际上已无法继续主持工作了。前面我说过，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已很困难，许多老人不买他的帐，他很多建议都得不到支持。特别是邓讲这次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的结果，这几年我要你开除谁谁的党籍为什么不办等等。这次讲话又印发到一定范围，耀邦已很难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辞职。再一点就是，耀邦的问题，胡启立实际上也受到牵连，让他参加代行常委工作的五人小组，实际上也就使胡启立解脱了，保护起来了。这已经很不错了，要启立接耀邦是不可能的事。再说当时一下子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便于也不应该拒绝接受代理。　　在一些人中有一种传言，说我在胡辞职前，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告了耀邦，说了耀邦的坏话，甚至说我要求邓小平来解决耀邦的问题。这是完全没有的事。我在1984年曾就如何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党中央，特别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给邓小平写过一　　封信，也抄送陈云，这完全不涉及耀邦的问题。信的内容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参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倡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年5月26日访欧前夕　　要说向中央、向邓小平写过有关中央领导问题的信的话，就是这么一封，再没有别的信了。我就陈俊生的建议写了这封信，是因为当时我感到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那几年，中央领导在对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进行反思时，常常谈到要从根本上防止这种悲剧重演，必须解决党的领导制度问题，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个人专断。但十二大以后，由于整个国内形势比较好，越来越好，逐渐地谈这样的问题比较少了，淡薄了。但实际上尽管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尽管我们的经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尽管当时中央内部的民主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好转，但作为一种领导制度，全会也好，政治局也好，常委也好，作为领导制度来说，并没有解决，差不多还是原来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还有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趁现在形势比较好的时候解决，即使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现问题，也难以保证以后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问题。所以我这封信是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来写的，不是针对哪个领导来讲的;完全不是感觉到当时中央领导制度已经出现了什么严重问题。没有，当时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现在好不等于将来就好，因为制度没有解决。所以，完全不是针对现在领导班子有什么问题，更不是对耀邦或哪一个领导人。既不是认为耀邦有了什么问题而提出解决领导制度的问题。也不是由于耀邦比较开明，就没有必要来健全和改进中央领导制度问题。耀邦这个人比较随和，比较开明，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对人比较宽厚，不喜欢整人，可以争论，甚至可以吵架。我过去也多次讲过这样的话。但并不因为他比较开明，就不考虑中央领导制度的问题。因为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老人走了他能搞多久，也很难说。将来新的领导人怎么样也不知道。总之，不是靠人而是靠制度。我在生活会上讲过这些话，毛主席有晚年问题，斯大林有晚年问题，像他们这样英明的领袖人物尚且如此。所以不能靠人，而是靠制度;只有把制度搞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写这封信，中心意思就是要把中央领导制度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我也只是提出这个问题，究竟这个领导制度怎么搞，我也没有具体设想，这需要很好地探索、研究，然后提出具体方案。所以，外面的传言，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　　我也想过，为什么没有的事而外面有传言?可能因为在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我在发言中批评耀邦不遵守集体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时候，说过在1984年给小平写过一封信，要把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但是没有讲信的内容是什么。在发言中我讲了要靠制度，不要靠人，人是会变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即使像斯大林、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都发生了问题。可能是这样，我说过给小平写过信，但没有说信的内容是什么，而发言中在批评耀邦时又讲到遵守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可能就把我在生活会上批评耀邦时说的一些话，猜测成我写那封信的内容了，大概就这样传开了。　　还有一种传言，这个传言的范围没有前面那种那么大，我也是很晚才听到的。耀邦在十三大以前不断讲到老人退不退的问题，于是有一种传言说，有一次邓小平当着耀邦和我的面说，十三大自己要退，耀邦就说举双手赞成。而我说你不能退，无论如何不能退。这件事就更加使邓感到胡这个人不好。这是完全没有的事。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过程。在耀邦下台以前，也就是说，在具体负责人事安排的七人小组开始议论老人退不退、谁退谁不退、怎么退以前——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前——邓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或在我和耀邦二人面前讲过他退与不退的问题。　　我第一次听说邓表示要退出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员会主任，是在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告诉我邓和他谈话的内容。邓小平向他说，十三大邓不再进常委和当顾委会主任，由胡来接任。总书记找一个更年轻的人来担任。这是耀邦告诉我的。所以就不存在邓向我们两个人征求意见，胡举双手赞成，我表示挽留的问题。　　我确实挽留过邓，不赞成他退出常委，那是1987年的事，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后的事，那时我已代理总书记了。因为邓还要管事，与其在常委外面管，不如在常委里面管，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件事了。　　耀邦访问欧洲期间，在答记者时多次讲到邓退不退的问题。他讲这些话是不是刺激了邓小平，引起小平的猜疑，这我不敢讲。我当时也有些感觉，觉得因为他的身份，有些事应该回避，何必对这个问题议论太多呢?他应该慎重些才好。他的这些话即使邓有些不高兴，那也不是主要的，影响不大。对他们两个关系影响大的，还是前面讲到的两件事：一是反自由化，一是陆铿的谈话。　　这里顺便再讲一件事。1983年3、4月份，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对耀邦的一次批评引起的一点风波。虽然这件事和耀邦1987年辞职没有关系，时间隔得很久了。但社会上也有很多传说，甚至说这件事和我有点关系。　　那次政治局常委会，主要是向常委作一次经济工作的汇报。其目的是邓小平那一段觉得这两年年年指标订得比较低，结果超额完成很多，他认为这样不好。但是我和计委的同志觉得指标高了没有好处，还是留有余地好，所以汇报一下把道理讲清楚。那次是由姚依林和宋平代表计委汇报的，汇报以后我讲了一些话，除了同意他们的意见外，主要讲了这几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减少很多，这些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因为带有还账的性质。但长此下去不行，中央财政过不去。　　我讲完还没有来得及讨论，陈云突然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讲稿，针对耀邦那一时期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提出了十条或者七条批评意见，话讲得很尖锐。比如，耀邦讲财政部说年年有赤字是吓唬人的。陈云讲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对耀邦讲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搞了大企业;对中、小企业注意不够的话，也提出了批评，总之有七八条意见。因为耀邦事先毫无精神准备，所以陈云这一番话讲下来，他一句也没有辩驳。只是说他有许多错误，要好好考虑。看来陈云是长时期对耀邦在经济工作的讲话不满意，憋了一肚子气，大概是一吐为快吧。小平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批评耀邦;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而且思想上毫无准备，所以我看他当时的表情不太高兴。他只说这些问题以后再说吧，今天主要是听汇报。这样，这个问题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其他人因陈云同志一讲也不好发表意见。但在这个时候，胡乔木站起来说了几句话，他说陈云同志所批评的耀邦讲的那些话，在各地流传很广，对经济工作有很大的干扰，建议召开一次省、市书记会议，　　来打个招呼。当时，小平同志只是说，那好，你们再商量一下吧。　　过了一两天，胡启立忽然跑到我家里，告诉我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邓力群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把常委会上陈云批评耀邦的那篇讲话在新华社的一个全国性会议上传达了。胡启立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我也觉得不好，这会引起全国思想混乱。这事耀邦不好讲话，于是我就出面干预，给邓力群打了电话，批评他这样做不对，并要新华社把邓力群的讲话收回，不得向外扩散、传达。后来我去了天津。从天津回来后，耀邦到我家里来，说小平同志考虑后说，那个会议不开了。我估计小平认为如果开会一传达，那影响就大了，所以决定不开了。　　同时，耀邦还说，现在外面有些传说，说中央要出事了。我当时觉得耀邦是不是太紧张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听外面那些话。据我的看法，陈云同志主要是对你几年讲话憋了一肚子气，趁此机会发泄一下，讲完也就完了。另外，你不要有别的想法，现在我们是在一条船上，要同舟共济。我不相信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有什么野心(我当时这样看)。我说他们是文人嘛。至于陈云更不会有什么野心。我们现在要同舟共济，不要有别的想法。耀邦同意我的讲话。不久我见到胡启立，他告诉我，耀邦那天同我谈话后非常高兴，说紫阳那个话讲得好，现在我们就是要同舟共济。这件事情况就是这样。当时社会上可能传开了，说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批评了耀邦。其实没有，就是陈云讲了篇话，因为涉及耀邦，大家都不好发言。本来，我同耀邦在经济工作上有不同看法，对耀邦到处乱说话也有意见，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在这样的场合讲不合适，所以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邓小平找我和姚依林谈话。邓说，原来就耀邦问题要开个会，后来他考虑影响太大就不开了。还说耀邦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但还是要扶持。我当即就表示，我完全同意，我说我多次说过，中央领导人中60—70岁这个年龄杠杠中，只有耀邦没有别人。小平接着批评了姚依林，因为在这之前，姚依林和宋平曾给常委和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说耀邦到处乱讲话，同十二大精神不符，使计委工作很难办。邓小平对姚依林说，你这封信有情绪。姚依林当场就承认错误说，是，我是有情绪。; 3151 次阅读|3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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