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湾全球网 › 标签 › 有限公司

标签: 有限公司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分享国有企业瘦身健体被马云打脸！: 稻草 2017-6-3 18:06; 马云现在是做成了一个阿里帝国，包括个人电商，企业电商，O2O,B2B,B2C，新媒体，金融业，保险业，物流业，学校，新能源，人工智能，风投业等等，有的人开玩笑说，马云只差建军队了。可是，中国政府有一个很牛B的观点是国有企业只能做一件事，美其名曰：“瘦身健体”。照这种观点，马云是一个不务正义的极端分子了。王健林也是影业，地产业，零售业，金融业；刘永好也是农业，银行业；史玉柱也是游戏业，保健业，银行业，这些人都是不务正业了。企业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不能说国企就只能做一件事了，也就是说，做一件或者二件事，这完全是企业发展的需要，能够多业并举成立集团公司的为什么硬要企业只做单一有限公司呢？没有道理啊！你看中信和华润就多业啊，人家一直做得不错啊。华为只做路由了吗？公共通讯和个人通讯它都做尽了，这倒是让人注意到华为确实是垄断经营了，国内只有一个中兴与其竞争。对于这种政府的奇葩观点，有网友戏称为：“只许私企放火，不许公企点灯”。;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71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巡视组进驻期间国企领导班子通宵麻将: 稻草 2017-3-15 10:58; 中新网昆明3月14日电（缪超）云南省纪委14日发布通报，通报8起2014年以来巡视发现问题。其中包括，在巡视组进驻期间，西南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名班子成员和2名中层干部通宵打麻将赌博，被党纪处分和撤职处理。　　此次通报，涉及云南省农垦总局、云南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西南林业大学、西南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农科院、保山学院、昭通学院8家单位。　　通报称，上述8家单位，存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落实、管党治党不力、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典型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巡视组进驻西南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期间，该公司3名班子成员和2名中层干部通宵打麻将赌博。相关涉赌人员已被党纪处分和撤职处理。　　此外，云南省农垦总局原党委书记马吉林因涉嫌严重违纪已被立案审查；云南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周少方因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被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建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被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完）;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77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中国生态城市建设房产消费升级方案之一：城市森林花园（多图） ...: 稻草 2017-2-28 11:01; 2016年6月6日，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与天九城市森林花园建筑科技成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京隆重举行，双方将携手共同致力于天九城市森林花园在全球的研发推广。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上百家媒体齐聚清华大学建筑设计中心楼，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卫发布会现场，天九城市森林花园建筑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繁涛具体介绍了天九城市森林花园三大特色。第一大特色:告别鸟笼式建筑，把森林花园别墅建到60层天九城市森林花园彻底打破了人与自然的隔绝，使得家家户户都能拥有一个两层楼层高、外挑六米、面积可达室内建筑面积70%的空中私家森林花园。居民可以在花园中种树、种花、遛狗、养鸟，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彻底告别鸟笼式居住时代。该模式通过别具匠心的设计，使得上下左右的住户，都无法看到对方花园中的生活状况，彻底解决了现有低层别墅无法避免的安全性和私密性不佳的问题。每家每户都可在喧嚣的都市中拥有一片绿色的私密空间，享受世外桃源桃园般的生活。该模式可把森林别墅建到60层高，让人们就算躺在浴缸里，也能闻到大自然的芳香。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旅游分院常务副院长汪震铭第二大特色:别墅的品质，公寓的造价，人人住得起这种创新的建筑设计，不增加楼房主体建造成本，每套房仅增加几万元的花园建造成本，即可建成与别墅一样的高品质住宅。居民仅以公寓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位于市中心，且比别墅更加安全、私密的高层森林别墅。不仅如此，该模式还适合酒店、办公楼等其他各类建筑。这无疑是人类建筑史上一次历史性的革命，就如同砖瓦房替代茅草房一样，未来，天九城市森林花园必将全面替代传统的鸟笼式住宅，开启高层森林别墅新时代。天九幸福控股集团CEO吕贵第三大特色:节约土地，绿色环保，百益无害该模式通过巧妙的错层设计，使得建筑的外墙空间得到充分利用，一亩占地即可带来十亩森林，大大改善了城市的生态环境，并节约了稀缺的土地资源，。该建筑模式，外墙90%的面积被绿色植物包围，远观一个楼群如同一片森林，是城市的空中森林和天然氧吧。在国家大力打造生态城市，发展绿色建筑的今天，这样的建筑无疑为都市人提供了最佳的居住方案。天九城市森林花园建筑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繁涛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旅游分院常务副院长汪震铭表示，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之所以与天九城市森林花园达成合作，最主要的原因是看重了该建筑的创新性、自主性、革命性。此次签约完成后，双方将合作组建清华城市森林花园全球研发推广中心，就本建筑模式的研发、设计、推广以及标准制定、政策申报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共同致力于本项目在全球的研发推广。签约仪式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卫表示，天九城市森林花园不仅将改变人们的居住现状，更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在寸土寸金的都市，垂直绿化、立体绿化是目前最受追捧的热门课题，而天九城市森林花园却用最小的面积，最低的成本，带来了最大的绿化面积，对于城市改善环境，减少热岛效应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答记者问天九幸福控股集团CEO吕贵强调，天九城市森林花园的推出，它将让城市居民告别鸟笼式居住时代，开启森林花园新生活。它将是我们中国人对人类居住的一大历史性贡献，该项目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各地企业家的热烈追捧，启动不足3月，已经有64个城市的企业成为了天九城市森林花园的独家合作伙伴。此次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与天九城市森林花园的携手，宣告该建筑模式进一步得到了业内顶级机构的认可与支持，相信不久的将来，“天九城市森林花园”必将掀起席卷全球的绿色风暴，而且，这次风暴将长盛不衰，直到将地球上所有的城市都变成绿色的森林花园，让所有城市居民都过上世外桃源般的美好生活！据悉，天九城市森林花园由天九幸福控股集团与新疆天地集团共同投资，在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以及配合研发下，才得以完成这一创新性的建筑模式设计，目前该建筑模式已在国内外申请了80多项知识产权保护。;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06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江苏“小岗村”成为扶贫对象并且又破产倒闭: 稻草 2016-7-12 17:25; 　　江苏省泗洪县上塘镇在全国最早开展农村土地大包干的探索，因此被称作“大包干的发源地”。该镇由于地处泗洪县西南岗的岗丘地带，地贫水荒、干旱少雨，一直是江苏省最为贫穷的地区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最短板。　　为了扶持该地域发展，增加当地村民收入，在江苏原省委书记罗志军的牵头和支持下，在上塘镇垫湖村和马巷村建了数个工业扶贫厂房。其中马巷村扶贫厂房建成后，在泗洪县总工会的帮扶下，从浙江嵊州招来一位生产箱包的商人马茂华，成立泗洪县天马箱包有限公司。但是，由于厂房的政府补助金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政府包租规定也没有执行，省财政奖补款也迟迟未到位，导致垫资建设该工业扶贫厂房的刘李、吴凯等人债台高筑，浙商马茂华也资金链断裂，该箱包厂在运营不到两年后关门倒闭。　　去年7月份，马茂华在运走最后一批货物后跑路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数次深入该地探查走访，试图了解和剖析该扶贫厂房倒闭的背后故事及经验教训。　　省委书记蹲点农家，牵头建扶贫厂房　　泗洪县上塘镇所在的西南岗地区是江苏省贫困人口最集中、贫困面最广、脱贫难度最大的地区。历年来，为了上塘镇乃至西南岗地区的脱贫致富，中央及省市县各级领导费尽心思、倾注心血，采取各种手段全力推动该地区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　　这也是江苏原省委书记罗志军最为牵挂和关心的地方，截至今年6月份，在他卸任前，他先后9次来到西南岗地区，亲自指导该地区的扶贫工作，并到上塘镇垫湖村定点驻村进行“三解三促”调研，住农户家、吃农家饭，与农民一起劳动，促膝谈心，帮助当地农民查找脱贫致富的路子。他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补齐西南岗这块最短的“短板”。　　一位当地村民说，2011年4月，罗志军书记到上塘镇垫湖村和马巷村考察后，当着江苏省市县三级领导的面，决定把马巷村居民集中区的东侧一地块和垫湖村东北角地块用来建设工业扶贫厂房。刘李告诉记者，他当时也在现场，正是有这么多领导支持，他才决定投资建设扶贫厂房。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为了长远地脱贫致富，罗志军提出在当地建设工业扶贫厂房，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加收入，建厂房的土地由当地免费提供，厂房建成后还有政策补助资金，招来项目投产并验收合格后，省财政还会下拨脱贫奖补资金。　　当时的新闻报道称，罗志军强调，老百姓对发展工业的愿望迫切，村里建了工厂，群众就能在家门口就业，既有稳定的收入，又能照顾到家庭。 1 周茂服指着家中墙上与时任省委书记罗志军的合影。中国经济周刊图　　泗洪县上塘镇垫湖村的村民周茂服是一位生猪经纪人。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2012年4月6日，罗志军又一次来到他们村里进行“三解三促”调研时，在他家里整整住了5天。罗志军非常关心村民的生活及收入情况，他利用白天和晚上先后走访了30多户村民，看望了村里的老党员、老村干部和困难群众，还到田里跟村民一起劳动，探讨增加收入之道，直接听取农户对党委与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政策补助款迟迟拿不到，扶贫厂房验收造假　　马巷村工业扶贫厂房决定开建后，当地人马豹联合刘李、吴凯等三人一起中标了该厂房的建造工程。2011年11月28日，以马豹为代表与泗洪县上塘镇政府签订了一份名为《标准化厂房建设合同书》。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该份合同书上看到，该厂房的建设地点为“马巷新建居民点东侧”，占地约27亩，工期为180天，到2012年5月28日前完工，遇阴雨等天气可以顺延。　　该合同规定，马豹投资建设该厂房，上塘镇政府为马豹办理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所有权归马豹所有，镇政府免收土地出让金，但办理两证费用需要马豹支付，“两证”在厂房完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办理。　　该合同还规定，马豹所新建的两层标准化厂房，上塘镇政府按100元/平方米给予补助，该补助以分期借款的方式先行支付，借款标准为一层完工时借总额的40%，竣工时再借30%，投产达效时借余下的30%。　　作为该厂房合伙人之一的吴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该厂房共建有5500平方米，按合同约定可以获得政府补助金55万余元，但是，上塘镇政府并没有按上述合同约定履行，一直迟迟未予支付该工程的补助资金，这使得他们建完第一栋厂房，第二栋厂房投入16万元铺设好地基后，由于缺少资金，一直停滞到2013年3月，后来该地块被镇政府在没有任何说法的情况下转给其他人使用，该地基被掩埋浪费。　　为了建造该“扶贫厂房”，吴凯、刘李和马豹各自投入75万、75万和150万。据刘李和吴凯介绍，这些资金中，除了少部分是自有资金外，大部分是向亲戚朋友所借的高利贷，资金使用成本极高。由于镇政府迟迟不予拨付补助资金，他们的高利贷越滚越多，借款人刘李、马豹和吴凯的父母多次被放款人起诉到法院，并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吴凯、刘李在多次向上塘镇政府讨要补助金无果的情况下，开始四处投诉。去年4至5月份，记者也曾赴当地调查了解实情，并将相关情况反映给时任泗洪县委书记徐德。徐德了解情况后，要求上塘镇抓紧支付该款项。两个月后，上塘镇政府找到吴凯，支付了他4万元的厂房补助金，并称余下的50万元补助金再等一等。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上塘镇政府所印发的另一份名为《关于推进标准化厂房建设的实施意见》文件中看到，对于新建的两层标准化厂房，除了按照最高100元/平方米给予补助外，政府还负责包租，如果建标准化厂房没有项目的，第一年政府按每年60元/平方米付租金，在厂房竣工后一次性付清第一年租金。　　吴凯说，他们建造的厂房在5500平方米左右，按照上面的镇政府文件规定，第一年就可以拿到政府补助租金33万余元，再加上建造厂房的政府补助金55万余元，一共为88万余元。当初之所以承建这个扶贫厂房，就是因为土地不要钱，建厂房还有政府补助金，所以才介入其中，只要这些钱能够按规定及时发放到他们手里，就可以还掉一部分高利贷，这样一来，他们的资金压力就会小很多，至少不会被起诉到法院去。 1 　　曾经生产天马箱包的马巷村扶贫厂房外景（上）。2015 年7 月29 日，马茂华欲运走最后一集装箱货物，被刘李和吴凯堵在厂区大门（下），索要购买厂房款。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到，该马巷村扶贫厂房项目投产后，还需要通过上级政府部门的观摩和验收，只有验收通过后，该项目才能列为当地政府的招商引资和扶贫厂房建设的绩效考核成绩。一位当地村民告诉记者，马巷村的天马箱包厂投产后，用工比较少，高峰期仅有三四十人做工，离上级政府的验收规定差距比较大，为了顺利通过验收，镇村干部还到周边村里花钱雇了几十个村民来充数，每人发了30元，此事也得到了一位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证实。　　政府招商引来“老赖”，资金链断裂后“跑路” 　　2012年6月份，马巷村工业扶贫厂房建好后，招商未能成功，一直闲置到2014年初。泗洪县总工会是厂房项目的招商引资帮办单位，其副主席邵军为项目帮办的主要负责人。　　2014年2月28日，该扶贫厂房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从浙江嵊州招来一位生产箱包的客商马茂华，他与马豹、刘李和上塘镇政府三方一起签订了一份《工业项目投资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马茂华出资360万元购买马巷村扶贫厂房，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少于5000万元，用来生产和销售箱包及服饰等产品，项目投产后，年应税销售额不少于2000万元。　　该合同还约定，签订合同3日内，马茂华向马豹和刘李支付10万元作为定金，马豹和刘李在两个月内为马茂华办理好土地证、房产证及营业执照等证件，办证费用由马茂华承担。上塘镇政府要帮助马茂华协调办理贷款，贷款到位后，马茂华一次性向马豹和刘李支付购房款150万元，剩余厂房购置款在2014年年底付清。　　吴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合同签订后，马茂华违约，在两个月之后才支付5万元定金，此后再也未付一分钱。其投资规模也未达到合同规定，90%以上的合同条款马茂华均未执行。但是，在县总工会和镇政府的帮助下，两个月后，马巷村扶贫厂房的房产证办理到了马茂华父亲马永根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泗洪天马箱包有限公司名下。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看到了该厂房的房产证复印件。对于合同履行情况，《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多次拨打马茂华电话求证，但均未拨通。　　记者又就此采访了当时负责该项目的上塘镇人大主席吴楠，他说，当初招引马茂华来马巷村扶贫厂房投资箱包项目，他是反对的。房产证办理到马永根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泗洪天马箱包有限公司名下，这是厂房所有权人马豹的意思，他多次找到镇政府，要求尽快给马茂华办理该厂房的房产证等手续。《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多次拨打马豹手机求证，均被他挂断，记者多方找到本人后，他也拒绝接受采访。 1 倒闭的厂房二层存有缝纫设备。中国经济周刊图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到，马茂华投产的箱包项目通过上级政府验收后，开始正常生产，但此后，遭遇到了资金紧张等一系列困难，他开始在当地寻求以厂房作抵押、从银行贷款来解决生产过程中的资金链难题。记者在2014年9月上塘镇政府的一份请示报告上也看到，该镇政府也帮工厂缓解资金难题，称马茂华所投产的泗洪天马箱包有限公司订单增多，资金紧张，需要贷款300万元，为此向县政府打报告，请求提供帮助，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事宜。　　吴凯说，在泗洪县总工会副主席邵军的协助下，泗洪县盛达咨询担保有限公司为马茂华的贷款提供了担保，以马巷村扶贫厂房为抵押，从泗洪县农商银行成功贷出100万元，记者从贷款行也了解到此事属实。　　记者从公开资料查询获悉，泗洪县宏源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泗洪县盛达咨询担保有限公司99.83%的股份，而泗洪县宏源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泗洪县政府100%持有的国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最高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了解到，马茂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赖”，他在该系统上共有7笔遭到法院强制执行的欠款未还，合计240多万元。　　天马箱包厂的多位老员工说，马茂华多次拖欠他们工资，拿到100万贷款后，也没有发放员工工资，只勉强支撑了几个月，又缺少资金，实在支撑不住，他便于2015年7月29日晚，拉了最后一集装箱货物后跑路。当晚该车货物被吴凯和刘李等人截获，要求付清购房款再拉走，但是当晚接近10点，泗洪县总工会副主席邵军赶到该厂，找到刘李和吴凯，为马茂华说情，在他的担保下，该车货物才得以放走。　　吴凯说，马茂华这次走后，从此杳无音讯，手机打不通，人也找不到，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他的100万元银行贷款本息均未归还，后由担保公司代为偿还，马巷村扶贫厂房的房产证也被担保公司扣留。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西门走进泗洪天马箱包有限公司，发现厂房大门上贴着法院的封条，院内杂草丛生、遍地垃圾；厂房的一二层尘土堆积、蛛网密布、一片狼藉，仅存少部分的布匹原料和缝纫设备摆在那里。　　记者看到，正对着西大门的厂房底部，镶嵌着一块黑底金字的标识牌，上面写着，“上塘镇2014年度省脱贫奔小康财政奖补资金项目”。项目名称：购买标准化厂房项目；项目地点：上塘镇马巷村魏井集中居住区；项目金额：项目总投资270万元，其中省级财政奖补资金270万元；项目内容：购买标准化厂房4500平方米，每平方米600元；落款：上塘镇人民政府；日期：2014年11月8日。　　一位当地干部说，这270万元应该作为财政奖补资金拨给马茂华的箱包厂使用的，因为他购买了扶贫厂房并运营了一个不错的工业项目，也带动了当地就业，要是这笔钱给他使用，他的资金链也不会断裂。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上塘镇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那里听到，这270万元属于扶贫资金，已经拨给上塘镇政府了，要是马茂华敢动用，又跑路的话，走遍全国也要通缉他。　　马巷村扶贫厂房引进天马箱包厂又倒闭了，面对该现实，谁该负起责任？　　上塘镇人大主席吴楠说，镇政府尽了最大努力维护各方利益，既没有违约，也没有暗箱操作，更没有任何责任。 0 扶贫厂房的卷帘门上被贴了法院封条。中国经济周刊图　　泗洪县总工会副主席邵军说，他们工会作为帮办单位，该帮的也帮了，该协调的也协调了。他们尽心尽力，厂子倒闭了，人跑路了，跟工会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责任。　　在《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债台高筑的刘李和吴凯等人每天反复拨打着马茂华的手机，但每次传来一声响亮的提示音后，再也没有任何声音。而放款给他们的借贷者也都每天在不停地拨打着他们的电话，并上门堵截，法院的一封封传票不停地邮寄来。吴凯和刘李总是烦躁而无奈地质问：以前没建扶贫厂房时，日子平实而安静，建完扶贫厂房后，竟然天天活在追债与躲债的焦灼中，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700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看看数据吧，为什么振兴国有企业刻不容缓？: 稻草 2016-5-5 21:16; 据2014年12月16日发布的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2013 年末，全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共有 820.8 万个。其中，内资企业占97.5％，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1.2％，外商投资企业占1.3％。在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总数的1.4％，集体企业占 1.6％，私营企业占68.3％；其余的是具有混合经济性质的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等。这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企业，本可根据公有资本控股还是私有资本控股，划分它们的所有制基本性质，但是在公布的数据中没有做划分。即使如此，也仍可从上述企业个数的占比中看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数量明显地低于私营企业。从全国企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占比的角度看，据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的我国第二、第三产业的企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的所有制结构数据，公有制企业的实收资本（包括在股份制企业中的国有、集体资本）到2008年末已下降到50%以下。而从企业从业人员占比的角度看，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2013年末全国第二、第三产业的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共有九个行业的有关数据，其中私有制企业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在各行业占总人数的比重都明显超过了50％，并在人数最多的工业行业达64.4％；而公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却普遍很低，其中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除在“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占比达到27.5%之外，在其余公布数据的八个行业，只有两个行业分别占9.1%和9.2%，一个行业占6.3%，五个行业占比仅在4.7%和3.1%之间；在九个行业中，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的占比只在3.4%和0.19%之间，股份合作企业的从业人员占比在1%和0.16%之间。在这些行业中，即使把统计规定的公、私企业之外的“ 股份制企业、其他企业”，都算作公有制企业，公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仍然明显低于私有制企业。这九个行业从业人员人数占工商经济领域从业人员的91.5% ，因而从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可以代表整个第二、第三产业。不言而喻，国有企业的有关数量占比低到如此程度，显然已跌破了我国宪法关于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底线。（作者：南京财经大学教授何干强）;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860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找死的节奏：公有企业私有化继续高歌猛进: 稻草 2016-4-8 19:00; 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四川省沱牌舍得营业总收入约为11.56亿元，和2014年14.45亿元相比，下滑近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仅为674万元，相较于2014年1339万元，跌幅接近50%。　　4月1日，射洪县政府公布了“关于沱牌舍得集团职工安置有关情况的通报”，其中提到改制情况，经过战略重组。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的房地产私人企业）以每股净资产价格23.51元的价格，共计38.22亿元的价格拍下沱牌舍得集团38.78%股权，成为沱牌舍得的控股股东。　　在如此巨大的转变之下，沱牌舍得集团的原国企职工也将转变为私企员工。职工奋起反抗，惨遭特警镇压。一线城市的房地产私人企业开始大规模吞噬公有企业了。;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645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甘肃天水国企遭贱卖，职工示威抗议国资流失: 稻草 2014-3-20 11:48; 　　3月17日，甘肃省天水市政府，庆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百工人示威，抗议公司领导贱卖工厂，致使工人利益受损，遭特警镇压。庆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原军工第860厂），是七十年代中国定点研制生产微波测试仪器、波导元件、微波器件、通信器件的专业生产企业。　　璐璐子i 　　庆华厂原电子工业部国营庆华仪器860厂，职工2700人，评估资产5000万，建厂花费一亿二百万，厂领导安永明、赵秦生、孙克祥与政府领导勾结，500万卖上海商，现上海商再次转卖，要拆厂房、工会、幼儿园，这是厂职工及退休人员在天水市政府维权。;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83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转贴----- 举报崔永元公益基金涉嫌违法违规: 热度 2 中西部人 2014-3-10 09:34; 举报崔永元公益基金涉嫌违法违规北京市民政局、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社会监督委员会：　　2007年9月，崔永元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崔永元公益基金”，并将基金的长期目标定为“乡村教师培训”和“口述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收集保护”。北京清澈泉传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指定并授权的崔永元公益基金公益项目执行机构。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存在如下违法违规的嫌疑。　　（一）未接受年度检查、不履行信息公布义务　　崔永元公益基金有五年时间未做审计，即有五年时间没有依法做年度检查。在2013年3月才首次对自基金成立以来至2012年年底的财务收支情况做了审计，审计结果为累计接受捐赠收入2780万元，累计支出2032万元。　　崔永元公益基金的两个项目，“口述历史”至今未在其网站或其他媒体公布过收入和支出明细；“乡村教师培训”总共办了九期，迄今只公布了北京第五期（2011年度）和北京第六期（2012年度）的项目报告、财务报告，账目分别为27 万元、33万元。也就是说，截至2012年年底的支出，有1972万元支出至今未公布明细，占总支出的97%。违反下述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二十二条受赠人应当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五条基金会依照章程从事公益活动，应当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第三十八条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在通过登记管理机关的年度检查后，将年度工作报告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接受社会公众的查询、监督。第四十二条基金会、基金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构或者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可以撤销登记：(五)未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接受年度检查，或者年度检查不合格的；(六)不履行信息公布义务或者公布虚假信息的。　　民政部《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第三条信息公布义务人公布的信息资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信息公布义务人应当保证捐赠人和社会公众能够快捷、方便地查阅或者复制公布的信息资料。　　民政部《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基金会通过募捐以及为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接受的公益捐赠，应当在取得捐赠收入后定期在本组织网站和其他媒体上公布详细的收入和支出明细，包括：捐赠收入、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款物、与所开展的公益项目相关的各项直接运行费用等，在捐赠收入中列支了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的，还应当公布列支的情况。项目运行周期大于3个月的，每3个月公示1次；所有项目应当在项目结束后进行全面公示。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信息披露制度》第四条中国红基会对所披露的信息实行分类管理，按照信息披露的内容分为以下十类：组织基本信息、内部管理制度、工作动态信息、募捐活动信息、接受捐赠信息、捐赠款物使用信息、财务信息、公益项目与专项基金信息、年度工作报告、重大事件专项信息。第七条一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有权要求中国红基会披露信息。中国红基会应申请人的要求，一般应在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披露相关信息。　　（二）崔永元公益基金审计结果与其公布的财务报告不符　　根据2013年3月对崔永元公益基金审计报告，2007年至2012年累计接受捐赠收入27804565.68元，其中捐赠资金27804565.68元，捐赠物资0.00元。但在其 “乡村教师培训”北京第五期（2011年度）和北京第六期（2012年度）的项目报告中，均列入了许多捐赠物资，例如2012年的报告列了140套床上用品捐赠，计价13万元，并注明这次培训没有用上，原封保存供以后使用。这些物资捐赠为何在审计报告上未能体现？　　（三）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超范围滥用社会救助资金资助“口述历史”项目　　红十字基金会2011年报显示，曾经大额拨付572万元到北京清澈泉传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用于“口述历史”项目。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2009年5月26日公布的“崔永元公益基金捐赠光荣榜”，最大的一笔捐赠来自天水市红十字会，高达4382000元。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章程》第七条规定的救助、资助范围包括：（一）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开展红十字人道主义救助活动，促进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二）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进行救助；（三）协助政府改善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关注和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四）协助政府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资助和支持教育事业；（五）扶危济困，敬老助残，资助和支持老年福利事业；　　“口述历史”不属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章程》规定的救助、资助范围，并非人道、慈善工作，属于超范围滥用社会救助资金。　　（四）崔永元公益基金的执行机构为营利机构　　北京清澈泉传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指定并授权的崔永元公益基金公益项目执行机构。红十字基金会2011年报显示，曾经大额拨付572万元到北京清澈泉传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用于“口述历史”项目。　　崔永元公益基金的网站声称北京清澈泉传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非营利或盈利不分配的NGO组织”，但根据北京工商企业登记，北京清澈泉传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由郭晓明一人出资100万元成立，经营范围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承办展览展示；影视策划；会议服务；图文设计、制作；企业形象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是一家自然人独资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并非NGO组织，不属于民政部规定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崔永元公益基金公布了虚假信息。　　郭晓明原是京华时报记者，现在是崔永元拍摄团队负责人。除了北京清澈泉传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崔永元公益基金还有三家关联企业，包括北京清澈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清澈泉广告有限公司、北京清澈泉历史博物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都是崔永元基金的孙庆石，崔永元的哥哥崔永星是前面两家的监事。　　崔永元公益基金的项目由北京清澈泉传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其中“口述历史”有营利的嫌疑。《我的抗战》、《我的抗战2》影像资料来源为“口述历史”项目。《我的抗战》导演曾海若在接受新浪传媒采访中透露：“我们目前有专门的发行公司负责发行，联系各地方台给我们时段，也有广告公司在运作相关的广告事宜，也就是说，各个部门都有专门的机构各自在运营，我们也是希望将纪录片推向市场化，特别是将这种主旋律题材的纪录片推向市场化的道路。” （http://news.sina.com.cn/m/news/roll/2010-09-13/172721093610.shtml ）《我的抗战》，号称耗资1.3亿元，电视台开价每集1500元，崔永元认为是“贱卖”（http://www.zibosky.com/wj/2583681.shtml ）。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崔永元基金会资助了商业公司以营利为目的开展的活动，违反了下述法规。　　民政部《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基金会选定公益项目执行方、受益人，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与项目有关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基金会不得资助以营利为目的开展的活动。　　（五）崔永元基金会公布的接受捐赠信息自相矛盾　　根据第五期（2011年）“乡村教师培训”工作报告（p.26），在开班仪式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宣布向崔永元公益基金捐赠100万元用于“乡村教师培训”。但是查崔永元公益基金公布的捐赠明细，只有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在2011年10月 27日捐款420元（http://www.xiaocui.org/plus/list.php?tid=13 ）。　　（六）崔永元基金会公布的支出不合常理　　“乡村教师培训”2012年报告的费用支出中，列着长沙到北京机票费每人 1210元（共110人），这是全价机票钱（另外还有燃油费100元，机场建设费50 元）。“乡村教师培训”2011年的报告未列机票单价费用，只列了返程机票总费用109900元，但有一项“返程机票退票手续费（全价960元*5%*6人）”，可知其中94人（去掉退票的6人）回哈尔滨买的是北京-哈尔滨全价票（每人960元）。从总额推断，剩下的10人回长沙，和2012年一样也是买的全价票（每人1210元）。众所周知，在国内买机票通常都能打折，上百人的团体价折扣更低，除非是春运期间，或除非急用，很少有人会去买全价票。为什么崔永元基金会的报告列的是全价机票？两种可能：一、的确买了全价票。这完全没有必要，乃是浪费捐款。二、按常规买了折扣票，但是以全价票虚报。　　综上所述，崔永元基金会未根据法律要求接受年度检查，不履行信息公布义务，并公布虚假信息，应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给予警告、责令停止活动或撤销登记的处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应终止并追回对“口述历史” 项目的资助。应责令崔永元公益基金及其关联公司公开财务明细。应重新对崔永元公益基金进行审计。应查清崔永元公益基金的关联公司、相关人员是否从该基金不正当获利，如果存在不正当获利，应追缴非法所得，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举报人：方是民（方舟子） 2014.3.5.; 7007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中国两家通讯公司的股权结构: 稻草 2014-2-19 09:22; 中兴通信公司股权结构中兴通讯的控股股东是中兴新设备通讯有限公司(下称中兴新)，中兴新是由西安微电子、航天广宇、中兴维先通三方股东合资组建，其分别持有中兴新34%、17%和49%的股权，中兴维先通是为一家民营公司，持有人是侯为贵等38名自然人，也包括众多中兴通讯高管。这也意味着中兴通讯的实际控制人是侯为贵以及中兴通讯管理层而非国资。华为公司股权结构华为最新公布的2009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首次公布了员工持股情况。截至2009年底，在华为全球9.5万员工中，有61457名员工持有公司股份，占员工总数的65%，持有股份总数达98.58%，公司创始人、总裁任正非只持1.42％。这是华为创业22年历史上首次公开公司的股权结构。;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410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从“老中医”起家的百亿商帮: 热度 1 稻草 2013-12-11 09:23; 　　中国之大，处处是“帮派”，除了庙堂之上的第一大派，商场江湖也“帮派”林立，古代，有晋商、徽商、盐帮等等商帮，现在也一样。“沙县小吃”大多是福建沙县人做的，做大饮料生意的也大抵是浙江人，而电视上天天卖的广告“治疗不育不孕，到XX医院”里的XX医院以及街头小巷“祖传X病，专治老中医”的“老中医”，其实也是一大商帮，并且，可能是中国最赚钱的商帮。　　那就是在中国医疗、整形行业闷声发大财的“莆田帮”，有媒体报道称，这个商帮的资产高达百亿乃至千亿。　　甚至连房地产大腕都对他们赞誉有加。在北京一个高端的企业领袖年会上，万通控股主席冯仑语出惊人，他说，“在福建莆田一个村的小伙子，16岁出来在电线杆上贴性病广告，现在带出8000人，在全国开出8000家民营医院”。此人名叫翁国亮，如今是万好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　　对此，翁国亮显得也有点尴尬，他说，这是80年代的事了。　　因为现在翁国亮早就“高端大气”了。他1964年出生莆田荔城区黄石镇清中村，经过多年奋斗，如今他旗下有惠好医药200个连锁店和华夏医疗集团，华夏医疗集团有限公司（08143.HK）为香港上市投资控股集团公司，公司在内地独资和参股经营多家二级医院。公司市值401.亿港元。此外，他还做起了房地产生意，在他老家莆田搞了好几个项目，其中“大宋•莆阳城”的建设计划自启动伊始就在业界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其宣称的200亿元的大手笔投资额背后，是万通集团与万好集团联合操盘。　　所以，在论坛上，冯仑这么介绍翁国亮就不足为奇了。　　1996年就“移居”香港的翁国亮，自诩不是“莆田帮”，但他的生意主要还是在内地，做的也是医疗行业。翁国亮2005年收购了香港泓迪有限公司（华夏医疗的前身），然后通过借壳上市的办法把国内的一系列医院装进这家上市公司，2006年7月12日，泓迪正式更名为华夏医疗，并把原来泓迪的环保业务剥离掉，转入医院管理业务。2007年3月，华夏医疗收购重庆市爱德华医院55％的股份；2007年6月，进行全球路演，与多家国际资本进行接触；2007年8月，收购浙江嘉兴曙光医院…… 　　而这些医院的主打项目还是男科、妇科、美容科。　　不行医的医疗大亨们　　其实，翁国亮并不是“莆田帮”里最有钱有实力的。在网传的2012年莆田财富榜中，同样是做医疗的，林志忠、林志程家族、陈建煌、詹国团等等都比他有钱。但现在翁国亮做起了房地产，搞不好“弯道超车”也不一定。　　我们从几个数字可以管中窥豹。据莆田的《湄洲日报》报道，莆田东庄镇有2.1万外出人口，在全国100多个大中城市从事医疗行业，经营医院200多家。据估算，全国现有上规模的民营医院约80%为东庄人所有，固定资产300多亿元，行业年创利润13亿元。整个莆田目前有超过十万名的医疗从业人员在全国开办近万家民营医院，每年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疗耗材的消费量超过300个亿，全国80%的民营医院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疗耗材采购业务由莆田人负责。　　“莆田帮”的医疗产业有：中国博爱企业集团、坤如玛丽医院集团、广东三奇医疗集团、中屿、中骏、上海华衡投资、民众等多家医疗投资企业、重庆华美整形医院、上海远大心胸医院、广州利德医院、南昌博爱医院、长沙康复医院、南京曙光医院、杭州博爱医院、宁波同和医院、贵阳长江医院等等，遍布全国各地。一言蔽之，在中国，只要是男科、妇科、生殖、整形等专科医院，没有不是“莆田帮”控制的。　　难道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祖传医术？　　当然不是，事实上，他们对医术也没什么兴趣，他们只是在做生意。如果把时光往回拨转到20多年前甚至30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他们基本上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那时候，莆田自古地少人多，迫使多数莆田人背井离乡移民外地，弃田另谋他业，养成了闯荡天下的习俗和形成丰厚的经商文化，其中不少人干的是“江湖郎中”的买卖。　　这些“游医”在改革开放后，发现了一个商机。　　男女之事　　那就是男科、妇科、整形科。　　2005年的某天，在上海整形美容界享有盛名的林子豪教授跟当时全国最著名的整形美容医院“北京八大处整形医院”的院长戚可名说，今天晚上请你们到北京饭店吃饭。是时，戚可名还兼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在中国整形美容界地位很高，就问：吃什么饭？谁请？林子豪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当晚，戚可名和八大处整形医院的一些教授一起参加宴请。刚一落座，进来一个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的年轻小伙子，有人介绍说：这是重庆华美整形医院的院长。当时戚可名也没觉得怎样。林子豪私底下对戚可名说：你别瞧不起人家，八大处整形医院500张床位，400~500个工作人员，还有（培养的）硕士、博士生100多人，收入才8000多万元，重庆华美整形医院100个工作人员，不到200张床位，每年收入一个多亿。　　而这个老板就是福建莆田人。　　现如今，中国的整形医疗是个大买卖，在这个行业“每卖出1万元的东西，毛利有9000元”。　　但在一开始，“莆田帮”做的并不是整形医疗生意。因为“当时整形美容都不被人看好，技术不成熟，风险大，纠纷多”，再加上当时人们连“衣服都不会穿，胸比较大的女孩还要‘驼背’，哪里敢去做整形美容” ？市场容量有限，因此莆田系的老板都对整形美容不感兴趣，反而在其他诸如男科、女科医院上发力。　　那时候，公立医院的男科、妇科都是边缘科室，没什么收入，医生也积极性不高。莆田老板们就亲自上门，找院长“公关”承包科室。公立医院在计划经济里生活久了，觉得这些科室是“鸡肋”，有人来接盘巴不得呢。　　于是，莆田帮们就用各种方式承包下了这些科室。　　然后铺天盖地的小广告出现了，先从“祖传X病，专治老中医”起，然后是在各个电视台上砸钱，一时间“治疗不育不孕，到北京XX医院”，“X波罗男子医院”、“北京XX女子医院”等等广告在全国各地打响，众多患者络绎不绝前往“治疗”，效果怎么样，不得而知，但莆田老板们赚得了第一桶金。　　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韩剧的影响，整形美容技术也在进步，2007年整形美容行业开始爆发的感觉。2009年全国整形美容市场规模是200万人次，并且保持了100%的增速，规模已达到了几百亿元，并且还在高速增长。　　而这个行业的暴利有多大呢？据《创业家》杂志报道：杨旭有一个朋友在一家整形美容医院工作，一次，该朋友偷偷地指着一种打一针要6000元的功能针对他说：“你猜这一针的成本是多少？1.5元！” 　　不看疗效，看广告　　2008年，从男科、妇科、生殖科赚了大钱的莆田系老板逐渐进入整形美容行业。而他们一上来就是大手笔——广告、明星，一掷千金。2010年1月16日北京某整形美容医院开业，“请香港明星刘嘉玲来站了20分钟给了200万元，其他到场明星收入也都很丰厚”。而该整形医院的幕后老板正是五洲女子医院的老板黄德锋——身价10亿元的福建莆田老板。　　其他莆田老板也都是大手笔，“在安徽开了一家整形美容医院，广告投放的起点就是3000万元。在广东，每年电视广告2000多万元，报纸广告700万~800万元，网络广告200万~300万元。” 　　在电视台、报纸的医疗广告被严厉整顿后，莆田老板们逐渐加大在互联网广告的投放，特别是在各大网站、搜索引擎的投入。翁国亮自己就透露，每年莆田人在百度上做的医疗广告有几十个亿人民币。翁国亮的理解是，百度老总很给面子。　　这就是被不少网民诟病的“医疗广告”。因为360的周鸿祎用于指责百度李彦宏但也十分想染指的广告市场。　　在广告的“狂轰乱炸”下，莆田帮们一年能收入千万甚至数亿。据说春节期间这些医院老板就开着名车回来，而春节一过就又飞回自己的医院，留下五六层的别墅冷冷清清。　　一切才刚刚开始　　莆田帮从承包边缘科室起家，将这些科室发展成医院，做大产业后，也在极力“洗白”。　　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医疗体制的僵化，才创造了这个市场。莆田帮发现了这个市场。　　据莆田帮一个林老板说：“我在福州的医院，收费还不到公立医院的一半。在我们医院生孩子，正常情况下，1500元就够了，在公立医院要三四千。做阑尾切除术，价格也差不多是这样。你可以去比较一下，民营医院的服务态度怎样，公立医院的服务态度又是如何？” 　　中国公立医院制度僵化、服务态度差，各种事故乃至杀医事件频频发生，这个行业迟早要发生深刻的变化。一边是莆田帮拥有多年运作医院的经验，一边是医疗市场迅速扩大，公立医院无力满足，对此，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引入社会资本，着力扩大供给、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消费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求，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或许，莆田帮更大的财富机会即将来临。到时候，他们或许做的就不仅仅是男科、妇科、生殖、整形，而是更为广阔的市场，也会将让他们被主流商业圈子所接纳。　　这不，翁国亮就与中国前首富刘永好、冯仑以及十几家具有实力的专业民营医疗企业联合发起了中国医健联盟，刘永好、冯仑、翁国亮将分别担任中国医健联盟名誉主席、主席及执行主席。;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19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李嘉诚旗下工地欠薪六百万工人到长实总部游行: 稻草 2013-11-19 20:23;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昨日，由长实、南丰及港铁合作的将军澳日出康城三期工地爆发罢工潮，工人抗议外判商拖欠2个多月薪金，涉及金额逾千万元(港元，下同)。二位代表称因生意亏损无力支付全额资金，而大判商则表示愿意代二判支付三分之一薪金，但工人要求大判商支付全额薪金而拒绝接受支票，谈判未有进展，工会决定继续罢工，更不排除将行动升级。双方将于今天早上再次开会研究。　　对于罢工潮，发展商之一长实发言人昨回应表示，有关事件由二判商淮辉工程有限公司与承建商亮雅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的纠纷，与长实无关，长实已敦促亮雅跟进事件。　　南丰发展董事总经理蔡宏兴指出，此项目由长实负责管理，作为发展商的南丰及长实已支付足够薪酬给大判商，据他所知，大判商已按工会要求工资标准付给工人，但不知工人是否接纳条款。他表示，作为发展商，可做的都已做了。　　昨天早上7点多，约100名工人再度返回工地抗议，劳工处、西贡区议员方国珊及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联侨等到场斡旋，劳资双方开会后，仅大判商愿意按合约发放200万元欠薪，余下二判商的400万元口头协议则拒绝支付，二判声称无法筹足款项会申请破产，工人向劳工处申请建立破欠基金。　　其间七名工人情绪激动，一度攀上附近一幢四米高建筑物的屋顶拉横额，高呼“有汗出无粮出”，同时数名工人闯入工地附近大厦的十楼棚架挂横额。警方及消防员一度戒备。下午1点左右，屋顶上一名工人不适，要消防员协助返回地面，治疗后拒绝送院。　　工人之后游行到长江中心，向长江代表递交请愿信，要求发展商包括港铁、南丰及长实提供协助，长实就发表声明，指事件是二判商与承建商之间的纠纷，与集团无关，已敦促承建商跟进事件。　　协助工人斡旋的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联侨表示，建造业欠薪事件不断发生，会令年轻人不愿意投身建造业，他要求政府尽快推出相关法例，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凤凰财经注：　　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长实)为长江集团的旗舰。长江集团是一家建基香港的跨国企业，集团在香港的成员包括三家同为恒生指数成份股的上市公司：长实、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及电能实业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记电讯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和记港陆有限公司及TOM集团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长江集团旗下在香港上市之公司的总市值为八千七百五十亿港元。长江集团的业务遍及全球五十二个国家，雇员人数约二十七万名。;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38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中国的衣服为什么洗不干净？: 8288 2013-11-3 16:07; 【作者按：本文想要强调的是，不要盲目迷信国家制定的行业标准，管理部门、企业、媒体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梳理一下，以适应这个新的时代。】深圳姑娘张子婷曾经在德国生活了9年，4年前因为工作关系回到北京定居。爱干净的她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衣服总也洗不干净，和在德国时的情况相比差距非常明显。“我感觉问题就出在国产洗衣粉上，质量比德国的差多了。”张子婷对本刊记者说，“德国不但有专门针对白色和彩色衣服的洗衣粉，还有专门用来除去酒渍、咖啡渍和血渍的洗衣粉，甚至还有在不同水质下使用的洗衣粉，种类特别多。国内洗衣粉好像特别喜欢添加消毒水，除此之外其他功能很少，即使有的话效果也明显比不上德国的洗衣粉，肉眼就能看出差别。” 当然，张子婷的看法纯属个人感觉，并不足信。那么，中国洗衣粉的质量到底如何？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是否真有那么大差距？只有科学试验才能告诉我们答案。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主管的《日用化学品科学》杂志今年8月份刊登了一篇论文，证实了张子婷的看法。这篇论文是由诺维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Novozymes）的工程师王燕飞和徐清合作撰写的，题目叫作《利用全规模洗涤方法对比评价几种国内外洗涤剂的去污性能》。文章比较了23种产自美国、欧洲、拉美地区和中国的洗衣粉和洗衣液（以下统称“洗涤剂”）在实际生活中的洗涤效果，发现在相同洗涤温度和洗涤剂浓度等条件下，来自欧美地区的洗涤剂显示出了比国内同类样品更为优异的洗涤性能。文章作者使用白度仪测量洗涤干燥后的污布在460nm波长光线下的反射值，以此来衡量洗涤剂的去污效力。结果发现，欧美洗涤剂样品在去污力上比国产样品高75～125个反射值单位，这是一个肉眼可以分辨的显著差异。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同时比较了国产洗衣粉和洗衣液在同等情况下的去污效果，发现除了一种洗衣液之外，其余7种国产洗衣液的去污力都要比洗衣粉低，双方差距同样非常明显。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因为国家标准定得太低了？天津工业园内的某品牌洗衣液生产线国家标准的变迁是什么决定了洗涤剂的去污力呢？答案是表面活性剂的数量和性质。表面活性剂是洗涤剂中最主要的成分，这是一种既含有亲水基又含有亲油基的分子，脏衣服上不溶于水的污渍与表面活性剂的亲油基相结合，然后在亲水基的帮助下溶解到水里，最终被冲进下水道，衣服就洗干净了。通常情况下，表面活性剂含量越高，洗涤效果就越好，于是早期的行业标准都是根据表面活性剂的含量来制定的。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用15作为标准，即表面活性剂的含量不得低于15%。这是一个简单易测的化学指标，达标与否一清二楚，很难造假，非常适合作为行业标准来使用。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联想到牛奶的检测标准。牛奶合不合格与蛋白质含量直接相关，而测量蛋白质含量用的是氮原子，于是一些造假者使用含氮的三聚氰胺充数，导致了一场食品安全危机。表面活性剂不存在造假问题，类似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有些表面活性剂会污染环境，这就需要国家出面进行监管。 “衣用洗涤剂目前主要有两个产品标准，即洗衣粉国家标准GB/T13171-2009和洗衣液行业标准QB/T1224-2012。”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张华涛对本刊记者说，“这两个标准既界定了产品质量，也兼顾了环保，比如规定不得采用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或者四聚丙烯烷基苯磺酸盐等对环境有影响的原料，并规定所用原料必须符合《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GB/T26396）的规定。” 那么，有了这两个标准，把产品质量和环境影响都管住了，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呢？答案不是这样简单，因为洗涤剂的质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仅用一个标准来衡量远远不够。 “表面活性剂是一类化学物质的总称，一共有几千种之多，它们的去污力都不一样，对于不同的污垢也有不同的洗涤效果。”上海和黄白猫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张蕾对本刊记者说，“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企业认为，如果只用表面活性剂浓度指标来管理的话，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产品质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反而会把企业管死了，阻碍了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诺维信就是其中之一。这家总部设在丹麦的跨国公司生产多种洗涤剂专用的酶制剂，通过酶解污渍的方法减少表面活性剂的使用量。该公司政府事务和公共关系总监何育萍告诉本刊记者，绝大部分表面活性剂都是从石油产品中提炼出来的，不但消耗了宝贵的化石能源，而且对环境也不太友好。何育萍为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中国市场上一款比较畅销的洗衣粉每洗一次衣服大约需要使用68克，其中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含量为12克，添加了该公司生产的复合酶制剂后，表面活性剂使用量减少到了9克，洗涤效果不降反升。中国每年的洗涤剂消耗量约为300万吨，如果全都改用这项技术，关键稀释体积（CDV，水毒性测定指标）将减少12%，亦即减少了2×1012次方立方米，相当于保护了676个鄱阳湖免受污染。如果再使用浓缩产品，将带来两倍的效果。即使我们不考虑环保问题，仅从洗涤效果衡量，表面活性剂含量也不是唯一有用的指标。“洗涤剂里面除了有表面活性剂之外，还要添加多种功能助剂，提高对特殊污渍的洗涤能力以及改善对衣物的护理能力。”张蕾对本刊记者解释说，“比如使织物保持柔顺、不易掉色、不易串色，以及提高衣物的易去污性等等。但是加入功能助剂往往会提高成本，如果国家标准中只有表面活性剂含量这一项指标，功能助剂加得越多往往就越不好卖，这就降低了企业推动技术革新的热情。” 这个道理很简单，管理部门也不傻，于是在含量指标之外又加上了一个性能指标。顾名思义，性能指标测的是洗涤剂的实际去污效果，除了和表面活性剂含量有关外，同时也能体现其他功能助剂对去污效果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性能指标显然要比含量指标更能准确地反映出洗涤剂的真实去污力，也更能促进厂家提高技术水平，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但是，性能指标说起来简单，实行起来却很困难，原因就在于测试过程较难标准化，测试结果波动比较大，而且性能指标也不可能涵盖生活中的所有污垢，被测污垢对象对产品好坏评判影响很大。一名消费者在北京某超市内选购洗衣粉（摄于2007年）据张蕾回忆，国家有关部门曾经使用多年的性能检测方法非常简单，只用一块标准污布作为样品，与待测的洗涤剂一起放入一种专门的去污机中进行漂洗，然后和标准洗涤剂做对比。标准洗涤剂含有15%的表面活性剂，是业内公认的底线，如果一款洗涤剂的去污效果等于或者好于标准洗涤剂，就被认为是合格产品，反之就是不合格的。问题在于，这块污布过去一直是手工染制的，均匀度无法保证，检测结果的重复性很差，同一批产品有时能过有时又不能过，企业怨声载道。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早期的那一块污布上涂的是炭黑，用来模拟日常灰尘，但实际生活中的污渍显然不止灰尘这一种，还有领口袖口的油渍和各种食物残渣造成的蛋白污渍。于是2004年国家有关部门又出台了新政策，增加了皮脂污布和蛋白质污布，把性能检测的污布数量从1块增加到了3块。此后又对污布的制作工艺做了改进，用机器染布取代了手工染布，增加了稳定性。为了与新的性能指标相配套，新法规同时对浓度指标进行了修改，把表面活性剂浓度的最低标准从15%降到了13%，给企业进行技术革新留下了空间。“曾经有人认为，洗涤剂的含量标准从15降到13，说明我们的国家标准降低了，导致国产洗涤剂质量下降，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曾经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工作的张蕾对本刊记者说，“因为在降低含量标准的同时性能测试从1块污布增加到了3块污布，标准应该说是提高了，所以我认为国家标准反而是比过去更严格了。” 可是，不少企业对这个新标准仍有意见。比如宝洁公司就曾在一次性能指标测试抽查中被查出去污力达不到国家标准，但宝洁认为，3块污布的测试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产品的真实质量，他们公司的产品对于实际生活中的污渍的去污效果是好的，消费者可以接受。 “发达国家的老百姓生活条件好了，衣服没过去那么脏了，所以一些外资企业认为，洗涤剂的去污力不必像过去那么高，应该在其他一些性能上做文章。”张蕾对本刊记者解释说，“他们一直在抱怨中国目前的3块污布测试方法太过理想化，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应该增加污布的种类，尽量和日常生活接轨。” 前文提到的那篇发表在《日用化学品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所用的污布种类就非常多，除了标准的3块污布外，还使用了包括茶、血、咖啡、红酒、墨水、口红、橙汁、酱油和火锅底料等32种污布，涵盖了实际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污渍。另外，试验所用的洗衣机也不是重复性较高的工业用“立式去污机”，而是从商场里买来的普通民用洗衣机。那么，用这个方法来做性能检测，是不是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这个方法只适合在同批次试验中做相对比较，如果更换了试验人员和实验室，其结果则不具备重现性，很难作为标准检测方法。而且，选用什么污布也因人群和生活习惯而异，很难标准化。国家标准采用3块标准污布和立式洗衣机来做性能测试，其目的就是要减少试验的不确定性，尽量做到准确公正。如果增加污布种类，试验的可重复性一定会降低，生产厂家就更吃不消了。于是，不少企业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学习西方国家的做法，修改现行的国家标准，只管环保就行了，产品质量不再设限，依靠企业自律和市场机制来管理。这个提议遭到了张华涛的反对：“现行标准是对产品的一个基本的理化和性能的要求，企业按照符合或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来生产，就能够保证产品质量，满足消费者的使用和安全性需求。如果连现行标准都达不到，产品质量和安全性就无从保证了。” 另外，还有一些企业提出，为了鼓励创新，应该取消表面活性剂含量标准，只采用性能指标。针对这个提议，张华涛也表达了不同意见。“表面活性剂是洗涤剂产品的基本成分，如果连这个指标都达不到，那不管是去污力，还是其他产品性能都无从保证。”张华涛对本刊记者说，“创新当然要鼓励，但也是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才称得上是创新。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小企业就连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都达不到，还谈何创新？即使要创新，也应该是百变不离其宗，目前全世界表面活性剂有4000多种，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更加高效的表面活性剂进行复配等方法，来达到创新。因此国家标准并没有限制创新。” 相比之下，张蕾的态度较为温和。“如果从促进行业长远发展的角度看，我认为应该以性能指标为主，鼓励洗涤剂成分的多元化，比如用复合酶来代替一部分表面活性剂。”她对本刊记者解释说，“但无论怎样，中国目前还没办法取消国家标准，因为国土面积太大，各地发展不均衡，不少地区的消费者没有那么强的辨别能力，仅依靠市场机制来监督是不够的。”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只有餐具洗涤剂的国家标准是强制性的，不达标不准上市。洗衣服用的洗涤剂和人体健康的关系不那么直接，国家没有强制标准，只有推荐标准，不达标的产品只会被公布出来而已，并不会被直接勒令下架。但是，如果一家企业被爆不达标，对于该企业产品的销量影响很大，任何一家正经企业都会竭力避免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个名单上，所以这个推荐标准实际上仍然具有非常强的约束力。换句话说，中国洗涤剂行业虽然设有国家标准，但实际上也是依靠市场的力量来监督执行的，与欧美国家没有太大差别。双方的差距并不在这里，而是存在于更深的层面。从底线原则到顶线原则 “中国的国家标准相当于为产品设定一个底线，不达标不准入市，但底线之上就不管了，全凭企业自觉。”张蕾对本刊记者说，“我刚加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大家水平参差不齐，远高于底线的产品还是有很多的，但是现在洗涤剂行业竞争激烈，大家都在打价格战，降低成本的压力越来越大，导致市面上的洗涤剂产品越来越集中到这条底线附近，大家质量都差不多，最后只能去拼广告，或者看谁给的折扣多。” 张蕾是1986年入行的，那时中国刚刚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阶段。如今市场经济的格局已经成型，对利润的追逐成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在一个健康的商品社会，产品质量越高，价钱卖得就越贵，钱也应该赚得越多才对。但是对于像洗涤剂这样的产品，使用者对质量的好坏感觉不明显，问题就来了。 “业内人士都知道多加点助剂洗涤效果就会更好，但是这样做需要增加成本，国内消费者贪便宜，一听说涨价就不买了。慢慢地企业也学聪明了，在包装上吹得天花乱坠，反正消费者一时半会也感觉不出来。”张蕾对本刊记者说，“事实上中国很多商品都有类似情况，其结果就是同质化现象相当严重。” “中国和欧美国家都有一根尺子，但是我们的尺子是横着放的，尺子上面合格下面不合格，于是大家都集中到尺子上面一点点，只要合格了能卖了就行。”诺维信工程师刘洋对本刊记者解释道，“欧美国家的那根尺子是竖着放的，越往上质量越好，消费者根据某件产品在这根尺子上的位置，以及相应的价格来决定是否购买，这就给生产厂家发出了正确的信号，引导他们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生产出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如果把横放的标尺称为底线原则，那么竖放的标尺可以称之为顶线原则，两者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管理思路。前者把生产厂家当作潜在的敌人，千方百计严防死守，消费者则被看成是一群毫无自卫能力的绵羊，任人宰割。后者则把企业和消费者都看作同一条因果链上的一环，双方关系不是相互欺骗，而是互利互惠，相互促进。顶线原则听上去更加完美，但只有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里才能实现。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一群聪明的消费者，通过自己的理性选择给商家发出正确的引导信号。其次要有一个公正的质量评价体系，帮助消费者做出合理选择。否则，一群贪小便宜的消费者遇到一群唯利是图的商家，最后吃亏的往往是消费者。洗衣液的热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所有洗涤剂中洗衣粉属于相对成熟的产品，各种助剂种类齐全，价格低廉，添加起来也很容易，而洗衣液的相关技术尚未成熟，所以基本上以表面活性剂为主，助剂加得少，同等条件下的洗涤效果往往不如洗衣粉。但是因为洗衣液包装做得很漂亮，有一种高科技的时髦感觉，再加上厂家为了促销洗衣液拼命打广告，在商场里大搞优惠促销，结果老百姓都以为洗衣液比洗衣粉效果好，销量直线上升。 “洗衣液也不是什么方面都差，双方各有千秋。”张蕾对本刊记者说，“洗衣液易溶解，残留少，在柔顺性和护理性等方面要比洗衣粉好。城里人衣服洗得越来越勤，对洗涤剂去污力的要求没过去那么高了，所以洗衣液也是有市场的。但是消费者应该清楚两种产品各自的优缺点，只有这样才能买到符合自己需求的产品，否则肯定吃亏。” 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多数情况下，因为双方信息不对等，消费者肯定是弱势一方，需要有人站出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关键问题在于，到底应该由谁出面来做这件事呢？中国刚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出来，思维方式往往还停留在那个阶段，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政府才是最靠得住的。但是，无数事实证明，政府受自身的角色定位所限，最擅长做的就是根据底线原则来制定行业标准，很难期望政府会把那根尺子竖起来。行业协会也有其局限性。顾名思义，行业协会是行业内部人士的联合会，肯定会优先考虑自身利益。比如中国洗涤剂行业协会是由各家企业的管理人员组成的，指望他们推广顶线原则也是不现实的。媒体怎么样呢？很多消费者把维护自身权益的期望寄托在媒体身上。但是，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媒体本身也是商业机构，于是我们最常看到的情况是，媒体要么和商家合作，充当软广告的发布者，要么走民粹路线，成为一个打假者。归根结底，消费者需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或者组织，完全站在消费者自身的立场上，以维护消费者利益为终极目的。换句话说，消费者需要成立自己的协会。这件事貌似很难做到，但其实在国外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我在德国的时候挑选洗涤剂产品很简单，只要去查一下‘商品测试基金会’的报告就行了。”张子婷对本刊记者说，“这家机构会给市面上几乎所有的商品打分，我只要根据这个榜单，选择一件最适合自己需求和购买力的产品就行了。比如我个人很看重环保，就会挑选在这方面成绩最优秀的品牌。” 这个“商品测试基金会”的德文全称是StiftungWarentest，简称STIWA。这是在德国政府推动下，于1962年成立的一家消费者保护组织。该组织自1966年起定期出版一本名为《测试》（Test）的杂志，为消费者提供来自第三方的商品检测结果和相关信息。如今STIWA已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消费者保护的代名词，2000年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96%的德国人知道STIWA这个名字，其中约有30%的采访对象将该机构的检测结果作为购物时的重要参考依据。就拿洗涤剂来说，本刊记者拿到了一份最新出版的德国洗涤剂调查报告，发现测试内容非常多，不但有普通洗涤效果、冷水条件下的洗涤效果、衣物柔顺度和色彩保持能力等常见指标，还包括血污渍去污效果和草污渍去污效果等德国消费者比较关心的特殊项目。榜单后面还附上了每次洗涤的价格，方便消费者根据自身财力状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STIWA不是个案。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欧美国家，以及日本和我国香港地区都有类似的消费者保护组织，所有这些组织公认的鼻祖就是成立于1936年的美国消费者联盟（Consumers Union）。这家组织对美国市场上出售的几乎所有商品都定期测试，并将测试结果刊登在《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月刊上。为了保证测试结果的公正性，该组织严守中立原则，所有测试商品均由该组织成员匿名购买，测试过程也均由该组织独立完成。他们不接受任何厂家的捐赠，也不允许任何厂家引用该组织的测试报告来为自己的品牌打广告，他们甚至不和各个行业协会及相关政府机构的专家们接触，以免受到影响。做这种商品性能测试是要花钱的，美国消费者联盟平均每年花在测试上的经费高达2100万美元，这笔钱几乎全部来自《消费者报告》的销售收入。目前该杂志的订户总数高达730万，他们的网站也要付费才能阅读，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即由消费者自己花钱购买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为自己服务，消费者联盟从消费者那里收取一点点费用，然后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形成这样一个良性循环需要花很长时间，美国消费者联盟花了几十年才终于取得了今天的成绩，这显然要归功于美国健全的法律法规，以及众多的人口。德国人口总数少，STIWA每年的订户总数只有46万左右，无法和美国比，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政府每年会拿出一部分钱来资助STIWA的原因，而且STIWA的广告政策也比《美国消费者报告》要宽松一些，比如允许厂家拿STIWA报告去打广告，甚至把STIWA的测试结果直接印在商品外包装上。但是无论怎样，这些消费者保护组织的独立性都保持得很好，因为这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根基，一旦消费者怀疑测试报告的公正性，这些组织便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了。中国人口众多，完全有条件模仿美国模式。但是中国毕竟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走出来，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要想达到欧美国家的水平恐怕还要等上很多年。值得欣慰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飞速发展，消费者保护自身利益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从而催生出了好几家模仿国外相关机构的国产消费者保护组织。本刊记者采访了其中两家，发现它们都尚处于摸索阶段，并且都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一些相应的改变。一家是由广东时代传媒集团和消费者报道杂志社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消费者报道》，这本杂志于今年4月出版了创刊号，目前已经出到了第5期，每期64页，零售价15元。杂志内没有任何广告，内容以揭露性报道为主，产品性能测试并不多，总体感觉更像是一本报道消费领域热点事件的新闻类杂志。另一家是今年初刚创刊的《鉴客》。这是由“夸克侠科技公司”负责出版的线上杂志，专门负责刊登独立的第三方评测结果，并以某种指标和权重对商品进行排名和推荐。 “我们团队中的很多人都在海外生活过，知道美国的《消费者报告》，澳大利亚和香港的《选择》（Choice），以及英国的《谁家》（Which）等消费者杂志，对这个行业十分了解。”该品牌联合创始人苑大为对本刊记者介绍说，“每年‘3·15’晚会曝光的种种损害消费者的案例，以及去年的那个‘8点20准时发’的乌龙事件让我们义愤填膺，大家都对中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感到非常不满，所以一致决定要做一个中国版的《消费者报告》，只是因为版权的原因改名为《鉴客》。” 该公司的很多技术骨干来自清华大学，有浓厚的技术背景，所以他们提供的基本上就是一份产品性能评测排名表，不涉及打假或新闻报道。换句话说，《鉴客》完全摒弃了底线原则，直接采用顶线原则，与欧美国家全面接轨。但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这家公司在创业初期很难完全达到国外水平。比如，他们做的第一份评测报告是关于空气净化器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购买机器，甚至没有做评测，只是根据各家公司提供的性能数据，为消费者做了一个解读，最后的结果更像是一篇深度科普文章，虽然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也是十分有用的信息。 “我们假定厂家在技术参数上是不会造假的，这属于国家质监部门要管的事情。”苑大为对本刊记者解释说，“但是这些参数可以有多种解读，厂家往往会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解读，从而夸大产品的性能。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帮助消费者正确解读这些参数，从而选出最适合他们的产品。” 和《消费者报道》一样，《鉴客》目前还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实验室，只能委托第三方来做检测。因为没有实体杂志，只有线上内容，而且目前全部免费，所以该公司的盈利模式比较模糊。苑大为告诉本刊记者，他们目前依靠独立投资人注入的资金在维持，未来可能通过为电子商城提供导购服务获得佣金提成，以及出售数据库和在线报告来获得收入。 “我们也想像美国那样依靠消费者订阅杂志来赚钱，但中国的国情还不允许。”苑大为对本刊记者说，“也许我们可以借鉴刚刚在互联网上流行起来的‘众筹模式’，即由我们发起一个项目，比如空气净化器评测，然后向有此需要的网民筹资。” 虽然这个方法听起来似乎还很遥远，但苑大为相信中国的市场会借鉴欧美国家的一些优秀经验，同时保留自己的某些特色。“美国的《消费者报告》刚开始办的时候也很艰难，直到50年代至60年代才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这是和当时美国消费者维权运动的兴起是分不开的。”苑大为说，“我们根据一些国外专家的研究结果判断，中国的消费者维权运动很可能会来得更早一些，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打好基础，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和商机。”; 个人分类: 网络文摘|364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VANO 2013-8-19 23:04; 　新华网北京8月19日电 (记者邹伟、史竞男)公安部19日晚通报，在中国驻斐济使馆的大力支持下，中国警方与斐济执法部门通力合作，日前在斐济成功抓获涉嫌经济犯罪的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怡，并于8月19日晚将陈押解回国。珍珠湾全球网：疑携5亿潜逃公司女高管在斐济被抓获(图)-珍珠湾全球网-cat - http://www.zhenzhubay.com/blog-76-17583.html#.UhIzu5IvmsA#ixzz2cQZhO48a; 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陕西国企被实名举报骗取国有资产: 稻草 2013-7-18 09:03; 　刚刚进入世界500强的延长石油，在一场股权重组“拉锯战”中被举报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本报记者独家获悉，民企法定代表人赵发琦已向陕西纪委实名举报延长石油与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公司”)、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有限公司(“能源公司”)合谋骗取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举报信发出后，本报记者进一步获悉，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对此进行了专门批示，陕西省纪委、陕西国资委介入调查。　　陕西省国资委5月份出具的调查报告认为，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合谋骗取国有资产等问题。但在国资委等部门的调查中发现，延长石油与陕西益业公司资产评估报告存在作假、将未取得使用证和采矿证的土地和矿权作价等问题。　　实名举报与官方回应说法差别很大　　赵发琦所属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的探矿权合同纠纷自2005年起至今仍未结案。但涉案波罗煤田仍被配置给陕西益业公司，延长石油并有意合作开发。在股权转让加速推进之时，赵发琦跳出来实名举报。　　举报信称：延长石油集团和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投资公司在陕西榆横煤化学工业区一期在建项目中以虚假在建工程作价评估套取国有资产；延长石油和陕西中化益业能源公司共同委托陕西正德信资产评估公司以非法开采的波罗煤矿作价评估，涉嫌合谋骗取国有资产。　　赵发琦认为，该在建工程总价值不值10万。陕西延长石油明知在建工程实际价值的情况下，仍按照评估结果与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投资公司进行合作并签署股权转让合同。陕西延长石油出资1.3亿元购买其51%的股权，致使上亿国有资产落入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人之手。　　此外，举报信称价值百亿的波罗井田探矿权却只被评了约1.4亿元人民币，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目前尚不清楚赵发琦的举报动机。　　陕西省政府文件显示，赵发琦实名举报后，陕西省纪委向陕西省委、省政府请示，责成陕西国资委对举报问题进行核查认定。该请示得到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的支持。　　按陕西省纪委要求，陕西国资委主要负责调查，结果在今年5月3日作出。据本报了解，陕西省国资委《关于赵发琦实名举报延长石油集团有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报告》认为，尚未发现双方合作及项目本身存在不合法、不合规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因国资委尚未核准双方合作资产评估备案，延长石油集团没有完成对该公司51%股权的收购，在延长石油集团收购中化益业公司股权项目中，尚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关于延长石油集团垫付合作项目7962万元资金的性质，陕西省国资委认为目前只是企业之间合作过程中债权债务关系；同时，尚未发现合谋骗取国有资产的问题，尚未发现违法违纪或应追究责任等问题。　　国资委文件披露：资产评估报告作假　　但问题亦存在。本报记者掌握的文件显示，2010年6月，陕西国资委先后否决延长石油股权收购方案和资产评估报告。但在2011年4月1日，合作申请得到国资委批准，但合作资产评估并未完成。　　陕西省国资委文件显示，2010年6月延长石油向陕西国资委申请对收购资产评估报告备案。国资委审核发现，评估报告存在虚假、违规等问题，并对两份评估报告不予备案。　　陕西省国资委产权管理处2013年3月7日出具一份《关于延长集团拟收购中化投资和中化能源有限公司51%股权资产评估报告备案审核情况的说明》，介绍备案审核全过程。　　2010年7月21日陕西省国资委审核意见载明：未见国资委对延长集团此次收购股权经济行为的备案或核准文件；延长集团未按照国务院国资委12号令、《陕西省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办理机构委托手续，组织评估项目的实施，而将被委托方委托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报发改委备案。　　审核意见同时枚举，2009年初，延长集团在收购重庆硕润石化有限公司所持重庆东银壳牌石化有限公司46%股权时，曾提出用对方推荐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　　同时，评估机构陕西正德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不具有探矿权和土地使用权的评估资质；资产评估师非土地估价师及矿业权评估师，不能对土地及矿权进行评估。　　评估报告涉及的土地及矿权没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和采矿权证书；委托方虽为陕西延长集团和投资公司、能源公司，但陕西延长集团并未盖章；投资公司、能源公司并未在评估报告书中对所提供的资产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作出承诺。　　陕西国资委与评估机构西正德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沟通获知，评估报告并非其出具，报告及其中的印章等属伪造，并向国资委出具书面证明；延长集团称，资产评估报告为中化益业直接提供，并非评估机构直接提供。　　陕西省国资委认为，延长集团在初审时对报告中存在的明显问题没有警觉，险些酿成数亿元资金(拟收购价款24990万元)的安全隐患。此外，延长集团在项目未审批、评估报告未备案的情况下即在董事会决议中明确了收购股权的价款，决策不慎重、不严肃。　　今年3月，陕西省国资委纪委《关于延长石油与中化益业项目合作过程的调查报告》再次指出，延长石油在2010年6月报送的资产评估报告存在严重问题。“经陕西正德信资产评估公司出具证明，两份评估报告及其中的印章等属于中化益业伪造。”; 2311 次阅读|0 个评论

更多...

Archiver|手机版|珍珠湾全球网

GMT+8, 2024-5-30 06:15 , Processed in 0.104345 second(s), 20 queries , Apc On.

回顶部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用户注册

zhenzhubay.com

标签: 有限公司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