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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要成为全国人民参政议政的场所
稻草
2017-1-23 12:11
全国政协不能只是统一战线的职能,这已经过时了,它应该创新发展,成为一个全国人民参政、议政和收集民情民意的场所。相对而言,全国人大主要解决权力来源的问题和制度建设的问题,而不是议政。 中国权力的运行如何?随着中国国家监督委员会的成立已经有了监督体制与机制,那么中国的权力运行中表现如何?老百姓有什么建议?有什么意见?如何让党和政府知道呢?政协就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体制机制了。 全国政协应该作出全面创新,其创新点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一是政协委员要有全国各阶层的代表性,要广泛,人数要多一些,不能只搞一些精英,这是十分错误的。 二是政协委员的职能是收集民情民意,为人民反馈权力执行过程中的好的与坏的,让党和政府知道,推动国家的建设与发展。 三是要充分利用信息文明成果,促进网上民情民意的收集、反馈工作,同时建设一个“诤言网”,专门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交建议意见的。 四是建立民意反馈网,这是一个内部局域网,只有相关领导和部门可以查阅、浏览,不连结互联网,内容由全国政协建设,用大数据智能化方式处理,主要编辑全国各地老百姓对国家政策建议意见等。 戴玉强 - 北京颂歌.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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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参观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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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红场
2016-8-17 22:54
2016 年 8 月 12 日 ,应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邀请,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一行赴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参观。 李大使表示,中共 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 一次在境外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共六大会址是中俄友好合作的重要见证之一,修复六大会址得到两国元首高度重视,刘延东副总理和戈洛杰茨副总理于今年 7 月为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揭幕。感谢俄共对六大会址修复工作的积极支持,以及为推动中俄关系向前发展所作的不懈努力,相信通过回顾党史, 两党 将进一步加深了解,密切合作,增进 友谊。 久加诺夫表示,中共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初级阶段,为解决国内复杂问题在苏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以及中国革命和建设创造了条件。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速度无人匹敌,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我们两党在历史上曾并肩作战,兄弟般的友谊历久弥坚。当前,中俄两国关系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各领域合作成果斐然。俄共愿与中共继续保持密切交往,切实推动包括人文、旅游在内的全方位合作,不断深化两党、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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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刘案了解美国法官违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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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枪枪
2016-4-11 13:41
杨刘案让我们了解了一些美国法律,同时也让我们了解了一些美国法官的相关规则。这段时间有空看了下相关资料,发现挺好玩的。 联邦法官是终身的。只有经过国会审判定罪才能被解除职务。前几年有个联邦终身法官(Samuel Kent)被判刑33个月,但他就是不辞职,在监狱里照拿联邦法官的薪水。后来在各种压力下他不得不提出辞职,但辞职书写成一年后才生效。国会议员们大怒,威胁要启动国会的审判程序,这法官这才辞职。 加州的县法官不同,是经过选举的。所以,任期同时到期的法官可能互相是竞争对手。加州司法纪委与联邦法院的纪律机构不同,联邦全都是法官兼任纪检委。根据加州宪法,加州司法纪律委员会主要有非法官人士组成。目前加州司法纪律委员会有11名成员,参见 http://cjp.ca.gov/Commission_Members.htm 。两名县法官,一名上诉法院法官,这三人是加州最高法院任命。两名律师,由州长任命。其余6人都是非律,州长、参议院、众议院各任命两名。所以,非律是司法纪委的主要构成。其职权相当大,包括进行调查取证,开除法官等等。法官在纪检委面前不得撒谎,否则后果严重。 故事一:一个律师递交了一个文件中指责另一法官不公(Cory Woodward )、还提到这个法官的家庭。另一法官(Judge John L. Fielder)把这个律师叫去,说在文件中提到那个法官的家庭不好,说如果别人这么公开说你的家庭,你怎么想。这个律师听了之后,就把这段提到WOODWARD家庭的话去掉了。纪律调查中,Fielder说他并没有让律师去掉。纪律委员会认为,Fielder把律师叫去提出这个顾虑本身就违反了三个条款。处罚:公开警告处分。 故事二:有个法官被诉讼人提出要他退出审理,按规矩他应该把退出的决定交给另外的法官处理,但这个法官却进行了一次听证来裁断要他退出是否有依据。这就违规了。处罚:公开警告处分。 故事三:一个法官被要求退出审理之后,把案件私自转给了另一名法官,而不是交给首席法官重新分配。处罚:私下警告。 故事四:一个被告自己承认酒后驾驶,法官却主动把案子撤了。处罚:私下警告。 故事五:一个交通罚单案中,一个法官(Judge Heene)不让被开罚单的被告质问警察。 故事六:Judge Hyde 被开除。在处理一件离婚案时,该法官在法庭过道里与女方交谈,然后帮她去书记员那递交文件等。 故事七:法官Fletcher对被告不耐烦,律师提到法官可以退出,法官发火说:“I’m getting sick and tired of you … threatening me with .” 故事八:有个法官的邻居是没有亲人80多岁的老太太妇,法官发现她相当有钱后,设计想继承她的财产。处分:开除。 故事九:一女法官报名去参加法律学习班,其实是全家一起去玩,每天只听20分钟,然后就玩去了,回来却要报销旅馆费用。纪律委员会传了其丈夫讯问。 故事十:一联邦法官对一诉讼人偏见。这位诉讼人偶然得知这位法官在离婚,于是调出其离婚案卷,发现其妻说法官在办公室有不轨行为,于是当即向纪律委员会举报。 http://www.courts.ca.gov/opinions/nonpub/B261984.PDF 这个案例中,法官说是判决不利不能成为理由,上诉法院说,这个法官不能自己说了算 制约法官的条款还真的挺多的,法官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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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教师加盟员工革命(多照片)
稻草
2015-11-18 21:19
教职员工从长堤市市中心行至校务委员会。(美国《侨报》/李帜一 摄) 其中一个标语牌上写:“5%才是公平的”。(美国《侨报》/李帜一 摄) 教师、农民、公务员也是员工,近日 美国加州华裔教师参与游行 要求涨工资(图) 中新网11月18日电 据美国《侨报》报道,美国加州教师协会(California Faculty Association)于当地时间17日上午,在长堤市市中心举行“Fight for Five”(争取5%)涨工资游行,队伍里也出现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华裔教师的身影。 张老师在加州州立大学圣伯纳迪诺分校担任教师已经20年,他在17日的游行队伍和人流一起从市中心行至长堤分校校务委员会。张老师说,学校从2006年开始就没有涨工资,到现在已经8年时间。 “现在老师们的工作量比以前多了很多,原来一个班只有20到30名学生,现在有的班里有100个学生。”张老师说,“此外,每年都有通货膨胀,这样算的话,工资等于一直在下降。” 据悉,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每个校区每3年选出代表和总校进行谈判、签合约。在几年前,州立大学教师曾有一次涨工资的机会,校方本同意连涨3年,但由于经济不好,涨工资的事儿就不了了之,原工资一直持续至今。 本次总校代表提出涨薪2%,对此加州教师协会2.5万名教职成员非常不满。张老师说:“光算通过膨胀就应该涨3%,他们才涨2%,我们协会经过计算最后决定要求调涨5%。” 在游行现场的宣传标语上写着:5%是笑脸,2%是哭脸。据悉,本次教师游行也得到了学生们的大力支持,很多没有课程安排的老师都赶来助阵。 加州教师协会与加州州立大学校方的谈判,从今年5月开始并持续至今,在17日的游行之后分别在11月23日和12月7日有两次列举事实听证会。若事实听证会上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将会有第三方进入协调,若第三方仍不能够协调成功,教师协会将进行接下来的罢工。 据了解,游行现场中的华裔教师数量并不多,但是很多华裔教师都非常关注谈判进展,并在10月份的罢工协议中投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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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武斗谁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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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5-9-28 19:35
横扫一切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联动”幕后的秘密 作者:沉默的麻雀 提起“文革”,一些人总是把武斗、打砸抢和残害老干部联系到一起。那么,“文革”中这些现象是谁发起的?并迅速传遍全国。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央是怎样制止的?却鲜为人知。 我们先从一份誓言看起: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看看,够革命吧,够红色吧!他们是文革中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到过天安门,参加过破四旧,进行过大串联,至于抄家打人更是家常便饭。他们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私设监狱,严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已的同学老师,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其实大多出自于他们的疯狂,他们的正式名称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讲到这里,相信不少人开始认为他们是文革的宠儿,是文革的依靠对象,甚至以为文革自始至终始终是他们在主导。错!他们非但不是什么宠儿,更不是什么依靠对象,他们是一股反文革的力量,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清除的对象。 一、都是"对联"惹的祸 “拿起纸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扫黑帮”,文革初期,许多高干子弟连谁是黑帮都搞不清楚就起来瞎折腾,就如同今天很多年青人连什么是“牛棚”(牛棚就是农民的住房)都搞不明白就妄加评论文革一样。但时间会告诉人们一切。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我敢说,自中国有对联史以来,没有任何一幅对联的影响力能与此联相比。他不但将当时的社会搞得血雨腥风,甚至穿越历史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也许还会穿越时空影响未来。对于喜欢民主的朋友们来说,什么时候能把这幅对联的影响彻底消除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到来。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对联一出现,就像滚烫的油锅里撒进了冷水,当即炸开了锅,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站位对它发表不同解读看法。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围绕对联展开了。 1966年8月1日,创作对联的北航附属中学学生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于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血统论”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凡是对联出现过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 但即使这样,学生们的热情丝毫不减,青春的燥动与传统封建理念的浸润促使着他们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8月6日,受对联影响的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了社会。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对联:从因果关系来看,对联虽是对子女高低贵贱出身的比较,但突出彰显的是英雄子女。在当时,谁自诩为英雄?自然是共和国的功臣,昔日的老革命,今日的当权派。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这些人的子女,眼看着世袭罔替的殊荣脱手而去,又不甘心像工农兵子弟一样做个普通红卫兵,于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们替他们境遇悲惨的老爹老妈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声音:共和国应对功臣们封妻荫子! 这声音如此强大,以至于社会上引起普遍共鸣,从中央到地方,从孩子到大人,牛棚里的和牛棚外的,拿枪的、拿刀的、拿笔的、拿暗器的无不跃跃欲试,都想从这幅对联中争取到自已的未来。普通学生们管这幅对联叫“鬼见愁”,确实是鬼见愁,因为对方的辩论根本不是严肃认真的讨论问题,只是要你表明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对反对者的处理也很简单,一个字——打! 当年黄炎培曾在延安对毛主席谈过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他说:“大凡一党一国乃至一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意思是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会儿的事,问主席中共如何能逃出这个周期律。毛主席当年说:“我们找到办法了,就是让群众监督政府。” 建国后,主席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践当年的诺言,无论是“三反五反”还是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主席一直在努力,直到最后找到文革这种模式。姑且不论文革的成败,仅这种不懈的探索精神就足以让毛泽东光照千秋!他老人家始终在为中国人民探索奋斗,不像现在有些人,除了乐于探索女人的周期外,再也拿不出半点有价值的东西。 三、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 由于文革的即定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鬼见愁”对联宣扬的血统论无疑是干扰了这一目标的继续执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陈伯达讲话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从而引起更大躁乱。他们还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清华、北大等校立即响应,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自来红,黑五类自来黑,但请注意,两者也并不是绝对对立,以后我们会提到。 陈伯达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请出两尊更大的神。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如下对联: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 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 儿子造反为江山 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四、八旗子弟很疯狂 温和的劝导压制不住极端的热情,经过天桥剧场大辩论后,对联思想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很多红卫兵组织甚至将对联思想做为一种指导思想。在这种大背景下,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蔚然成风,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特征,更是一种能彰显红色贵族高贵血统的标志。 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们穿着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一时间,竟成为青年们竟相模仿的偶像。 可红色贵族并不好当,他们选择成员的唯一标准就是“纯”。什么意思?当时中国行政级别共有24级,父母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统统不要。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显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来红”。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他们组织内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职大小来安排职务,他们成了一群名符其实的“八旗子弟”。如此森严的等级不仅把大批工农子弟排除在外,甚至连一般基层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 一方面是高不可攀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是社会青年的盲目崇拜,再加上青年人特有的冲动与幼稚,于是悲剧发生了:一个14岁小女孩要求参加红卫兵,结果红五类们不要她,理由是以她的出身必定“革命不够坚决。”小女孩听后一言不发,抄起刀走进关押老师的“牛棚”,连续数刀将老师捅死,然后趾高气扬地对红五类们说:“我革命怎么不坚决?现在该让我参加红卫兵了吧!” 我觉得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牛棚”以正视听。文革时所谓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单位里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仓库,一个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因为在陈伯达主笔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将走资派称为“牛鬼蛇神”,所以群众将关押走资派的地方称为“牛棚”,它实际上是群众专政的产物。被关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据所犯错误大小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 交待完问题,有的几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来交待问题,就像上班一样。一般不许搞打骂,还有必要的生活费。周恩来总理更是在文革后期一再警告各单位严禁搞逼供信,同时允许被专政者有上诉控告权利。但文革初期持血统论的八旗子弟们可不管这套,他们自认为天生就是专政者,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自娘胎里带出来的,老爹被整又将他们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烧起来。于是,我们看到6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复活: 他们将几间教室打通,将抓来的俘虏关进去,用活人来练习摔跤、格斗、擒拿、拳击等,美其名曰集训。这就是他们私设的监狱。再看看他们的公堂:像县太爷一样高高坐在老师的讲台上,将昔日的同学老师挨个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脸、开水洗澡、上吊练习……手段之残忍直追日本的731部队,真是骇人听闻。 五、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 小时候看过一部香港古装戏,是描述清军攻克扬州的。当大批清军蜂拥着攻入城门时,旁边一个孩子忽然提出一个令人捧腹不已的问题:“他们(守城者)为什么不在城门口架几挺机关枪?” 有些人,总以为自已比前人聪明,好像只要通过时空隧道把他们送入古代他们就一定能功成名就一样。对于三十年前的文革,他们也是带着这种有色眼镜看的。一提起佩戴毛主席像章,他们就同愚昧、无知、高压、个人崇拜联系起来。仿佛毛泽东是个封建暴君,“毛主席万岁”等同于“皇帝万岁”一样。其实,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崇拜者还是被崇拜者,双方都清醒得很,谁的头脑都没有发昏。 早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就对林彪的过分吹捧不满,多次提出批评意见。但林彪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非但没有住手,反倒把个人崇拜这股风越刮越猛。对于人们普遍佩戴主席像章问题,毛主席不止一次提出这是“讨嫌”的,甚至对于后期铝制像章过多的现象发出“还我飞机”的呼吁。他的头脑哪里有一点发热迹象! 对于佩戴像章的人,他们的头脑更没发热,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不仅仅是一种饰物,更是表明信仰的标志,佩戴像章就拥有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所以,佩戴像章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权利。这才是当时主席像风行天下,人们都趋之若鹜的真正原因。 红五类们对佩戴毛主席像章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既然能够最先在第一时间从老爹老妈及掌握大权的叔叔阿姨那里获得大批像章,自然也就有了特殊的“资源。”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用这种资源去行贿。别以这是危言耸听,真有人凭借这些东西疏通各处关节,甚至混入党内。他们还高喊着“自来红万岁”的口号,大肆剥夺对立面的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 这在当时,是一种严厉的打击和折磨,比杀了对方还难受。普通红卫兵多次被剥夺后,我们看到了今天常提起来的笑话:他们将毛主席像别在胸口的肉上,称之为“一针(真)见血”。有的还哽咽着说:“毛主席,这下他们再不会抢走你了。” 这个笑话让我怎么也笑不起来。 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出身“黑五类”的学生明明被骂为“混蛋、狗崽子”却并没有失去而是想方设法获得像章的佩戴权。即使被红五类们刚刚暴打后,他们仍然腆着脸去和人家套近乎。仗着心狠手辣,在讨得红五类的欢心后,他们都夹在红卫兵中间作为专政非红五类出身的人的打手。当年,北京第二医学院曾有人贴出过一张题为《飞出一只白乌鸦》的大字报,对这类不伦不类的红卫兵进行了绝妙的讽刺。 六、出了个领军人物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把自已打扮成马克思义者来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恩格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举国一片”万岁”声,右派先生们绝望了,他们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这又高估毛泽东的能力了,他的敌人依然存在,只不过戴着红帽子罢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做为马列主义新阶段的毛泽东思想在也未能摆脱这一历史宿命。这不,一个自称“只承认毛泽东思想”的人出现了。 天桥剧场的一场大辩论,带来了“血统论”在社会上的大传播,引起一个小人物的强烈共鸣。相似的出身,共同的遭遇,无论是出于封妻荫子的潜意识,还是即将由红变黑的残酷现实,他和同类们都不得不拼死一博。请记住这个名字,当时全国有很多人被他的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成他的名字,以至于开放改革后他不得不改头换面,用另一个名字驰骋政坛。他就是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 1966年8月12日,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大字报一贴出,如同今天网上突然出现一个酷贴,立即有人响应。当日,北京各高校纷纷出现了只字不差的大字报,传播的速度是相当地快,新一轮大辩论又开始了。是日,仅到北京大学观看大字报的人就达17.9万人。当然他们也借了一股东风,那就是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在把红卫兵运动推向全国的同时,对联的思潮也迅速泛滥起来。 中央文革感觉到势头不对,他们组织力量到各高校张贴《江青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希望把势头压下去。但刚刚在破四旧中取得辉煌战果的红五类们此时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大字报事件,并引致了校园内宣传“血统论”的又一次高潮。8月20日,能言善辩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口若悬河,一气呵成了闻名全国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大力宣扬“血统论”的同时,尖锐指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情。” 谭力夫的讲话一出笼,不但很快风靡北京,同时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这并不庄严的宣告,这并不雄伟的声音,通过各种现代化工具,一样传遍白山黑水,黄河长江。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好得很,应大力宣扬。个别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以新华书店等主渠道迅速发行到机关工厂学校村庄。有些单位还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但他们对同时期下发的、中央一再要求严格执行的“十六条”却丝毫不感兴趣。 他们大力推广谭力夫讲话的直接效果是:谭力夫在群众中获得巨大声望,仅在福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5人更名为“力夫”。这还不算,在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先后刮起了一股“报出身”风。比方说加入红卫兵组织要先报出身,你要上公共汽车,售票员就会让你报一下出身:红五类,您上座;黑五类,站着,有座也不许坐。 在特定的瞬间,历史往往是由小人物创造的。如同今天有人将讲《论语》的于丹视为“文化奶妈”一样,当时的走资派也是将谭力夫视为救世主的。他们渴望“血统论”救他们一命,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帮他一把,他们明白:帮这个小人物也就是帮自已。 七、元帅的愤怒 一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一位共和国元帅家中。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末尾,盖有一枚大红的红卫兵接待站公章。 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 被讹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的确是他的宝贝儿子,当时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学生。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头烂额的元帅此时根本想像不到他家老三在社会上有多大能量。 为了显示红色贵族的与众不同,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笔者很想把这些组织的创始人一一列出,可惜惭愧得很,费了很大劲只能找到西纠的一些材料,除了那个陈晓鲁外,还有个孔丹,原国务院外事办主任。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他的成立和活动,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的支持,就连周恩来都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许明指导他们的活动。“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布了13道通令,内容庞杂,涉及中央党政机关、革命干部、国家机密、首都秩序、以至对资产阶级政策和外宾接待政策等许多方面,但核心只有一条-----保护老爹。 8月27日,“西纠”发出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八、揭发的真相 回首文革,我们会发现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说儿女揭发父母,这一奇怪现象常被改革者用来论证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在这方面,他们似乎很同意孔夫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笔者最近听到一个当年在批斗会上主动揭发母亲的人坦露心声:“那都是我妈让我干的,我们是黑五类,不这样能把自已洗干净吗?讲几句话,我参军、找工作、以至将来提干就不会受影响了。” 原来是苦肉计!这怎么会是文革对人性的扭曲,翻开史书看看,类似的办法数不胜数。这不但不是反封建的文革对人性的扭曲,恰恰相反,是它的敌人----封建主义遗毒在作怪。 那个全国最大走资派对这一手玩的更是得心应手。在工作组受到主席的批评后,原来强烈支持工作组的女儿不但迅速改变立场,还有声有色地揭发起老爹来(见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第八期,1967年1月7日《刘涛写给刘少奇的大字报》),大义灭亲的立场得到大多数人的欣赏,她不但未受到清算,反倒成了学生领袖,组织起一伙人来反攻倒算。 1966年8月24日,就是西纠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刘涛(刘少奇女)、贺鹏飞(贺龙子)同清华附中一些人制订行动计划,赶制了西纠专用符号,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军企图武装占领清华园。真不愧是将门虎子,他们的行动还是像模像样的:先在清华附中操场集结队伍,贺鹏飞作战前动员,指责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 同时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下午4:00,这两位当然的领袖带领12校联军冲进清华园,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谍,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不但撕去揭批刘、邓、薄等的人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进行秋后算帐。最后,他们捣毁了以批判刘邓为已任的“第一红岩”战斗组的家,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葳。 据悉,刘涛事后向王任重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王任重表示:“'八.二四’没什么问题。” 九、令人费解的死因 老舍之死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应该先把直接责任人揪出来示众,然后深挖幕后黑手,甭管涉及到什么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批判的批判,总要给死者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样做很难吗?----毛泽东不在了,可当时老舍挨打的见证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开放了、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了;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再也不用怕什么皮带铁拳了。这种时候,正是为死者申冤的最佳时机,怎么知情人都缄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么人呢? “老舍(一八九九年至一九六六年)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这是达成共识的老舍简历,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红苗正,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走资派沾不上什么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清朝的几个有作为皇帝,对清朝的历史贡献给予肯定。这在当时相当于一次政治摘帽。 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人们对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败透顶、丧权辱国,这使得相当多的满族人抬不起头来,他们不敢承认自已是满族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认是满族人的,但有了这次谈话后,他不但勇敢承认,还根据自已的生活经历创造了《正红旗下》这部优秀作品。能够得到领袖的如此垂青,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口含天宪的人物,一般人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呢?令人费解! 老舍是个文人不假,可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绝不在郭沫若之下,怎么老郭没事他却一命呜呼呢?令人费解! 在老舍出事前的1966年8月23日,他“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 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发言,如果仅凭这点点回忆就认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干的,那就太小儿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时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这水平,那他早就甭混了。现在有些死因揭密总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动机何在?令人费解! 在特殊时期,有些人对死人总比对活人的兴趣大,因为一个死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排除法窥视一点真相。可以断言,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当时刘、邓都没正式倒台呢,光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娄子。除了这股势力外,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 据批斗老舍的主力军------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否则刘涛、贺鹏飞也不可能短时间组织起12校联军。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看,手段与西纠极像。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个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 十、“红八月”大事记 流水帐: 1、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指责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随后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 当晚,“鬼见愁”对联贴到北京各大高校.(反毛反文革)。 2、8月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部分中央领导做检讨; 同时,对联在北京引发大辩论,陈伯达改联灭火。 3、8月3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分组讨论“十六条”,部分中央领导到北京建工学院做学生工作。 4、8月4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检讨,毛泽东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江青反对成立“贫协”。 5、8月5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责“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6、8月6日,天桥剧场辩论,江青、康生劝止不住持“血统论”的学生;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央,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 7、8月8日,新华社播发“十六条”; 血统论在社会上大传播,高校陆续成立学生组织。 8、8月9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贺鹏飞、刘涛等人成立清华大学“八九派”串连会,只批“黑帮”,不批工作组。(反毛反文革)。 9、8月12日,刘少奇职务不再被提起,叶群组织人员整理刘少奇材料; 社会上,谭力夫主张将“血统论”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引发更大辩论。(反毛反文革) 10、8月18日,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 王震等老干部遭受批判,社会上打砸抢日渐增多("西纠"有意制造混乱,破坏文革)。 11、8月19日,新华社播发18日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的排名顺序,引起震动。 红卫兵开始大规模抄家,殴打“有问题”的人员("西纠"有意制造混乱,破坏文革)。 12、8月20日,谭力夫发表演讲,认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同时北京30万红卫兵上街破四旧毁文物古迹("西纠"有意制造混乱,破坏文革)。 13、8月23日,红卫兵运动进入狂热化程度,达到最高潮。 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14、8月24日,“西、东、海纠”成立,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15、8月28日,中央正组织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16、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林彪提出“四个伟大”。 分析:中央存在两种声音,社会上存在两股势力.毛泽东凭借高超的政治才干把中央的反对派压了下去,但社会上的反抗势力却日趋壮大起来。 十一、探讨文革的派性问题 一问起文革中派别,有些人总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造反派、保皇派”。每次听到这样的回答,心里总会生出一种疑问:他们当初真这么叫吗?要知道,自称“造反派”倒也罢了,因为毕竟有“造反有理”的理论支撑,可“保皇”一词明明是带有贬义的,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也不例外,这代表的是封建、落后,谁会用这样的词来标榜自已呢? 还有一些人一提起这两派就联想到红卫兵,联想到造反派的破四旧、毁文物、批斗老干部,可就是不肯想一想保皇派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当时是怎样保皇的? 事实上,造反派和保皇派绝不是红卫兵的专有名词,这两顶帽子自始至终出现在文革史上,开始是学生们戴,后来是普通干部群众戴。他们的正式名称是:一派自称革命造反派,另一派自称革命促进派。保皇派在名称问题上有点像金庸小说中的明教,一听有人管他们叫魔教就抄家伙动手,因为对当时争斗的双方来说,“保皇”是一个污辱性的称谓。 之所以会出现保皇派,是因为文革前的官员们大多贪欲还不太重,老百姓出于传统的惯性,还对他们保持着相当的尊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口号,实际上当时真正支持的并不多,因为中国人除非被逼得走投无路,一般不愿意造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这即是残酷的现实,更是中国人处世哲学的写照。这是个勤劳善良的民族,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国歌中的这一句,其实写出了国民的阿Q精神,难道不应对其发出含泪的鞭笞吗?从这个意义上讲,“造反有理”不但是在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更是埋下了一粒民主的种子。 文革初起,大批造反组织应运而生,其实这些毫无政治经验的年轻娃娃哪斗得过那些久经战阵的老油条。他们一方面丢下手头工作,指责红卫兵们破坏生产,即“用生产压革命、狂刮经济主义妖风”,另一方面他们也组织自已的红卫兵,即“拉一派打一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对立的双方都戴红卫兵标志,都自称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比较典型的是江苏的红卫兵,他们被老百姓戏称为“好派”和“屁派”,原因是在造省委的反时,一派表态说:“好得很!”,另一派说:“好个屁!” 保皇派由于有官方背景,自然势力大些。文革从开始到结束,很多省份其实一直是保皇派在把持,只有上海是造反派完全夺取了政权。 十四、秘密成立“联动” 据小说家言,清朝乾隆皇帝继位之初,有几个王室成员不服气,想把他搞下台或者架空,于是他们精心谋划了一场政变:先联络一些平日合得来的宗室子弟,凭着这些人天大的“面子”先向兵部借兵器,然后占领大内,继而控制京城九门,最后掌控全国…… 每当我读到这里,总禁不住哑然失笑:这些只会提笼架鸟的公子哥搞这杀头的玩意也这么浪漫!不过话说回来了,在现实生活中,有面子确实很重要。比方说让我花钱联系个小剧场搞个演出什么的或许能搞定,可要搞到中南海政治局礼堂简值是天方夜谭,非得有天大“面子”不可。 1966年10月1日,手眼通天的老红卫兵们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动”组织,这个组织当时并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它戴的是一顶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实际上是以“东、西、海纠”为核心,联合北京各高校干部子弟组织的一个联合体,其核心任务是“保爹”,路线是中央和各省市干部子弟大联合。有了谭力夫讲话的理论支持,有了各级干部挨整挨批斗的政治需求,还真别说,几个毛娃娃过家家似的组织居然在全国有了大批支持者。 需要澄清的是,“联动”成员实际上是以中学生为主,如谭力夫等大学生在里面更多地是起到理论指导作用。不过,青春期燥动的少年更可怕,我们叙述过的北京六中就是一例。青春期萌动是生理现象,但让青春萌动到犯罪状态却是社会现象。是什么社会现象造成的呢?相信不少人想脱口而出是文革,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文革只是提供了一个社会机会,也并不是所有处于青春期的人在文革中都疯狂,真相被掩盖在迷雾中。在弄清真相前,先讲一个小故事: 出生于70年代的人不知是否还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一篇题为《秘密学习》的文章,讲的是几个小学生在日伪不断扫荡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的事,敌人来了将课本埋起来,敌人走后在露天教室里坚持上课。这是一个真实的学校,当时叫“荣臻小学”,原本是收留战争中烈士子弟的,后来进城后改为“八一学校”,六十年代,这里成了一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 各级干部对自已孩子的爱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惜血本对这里进行投入:统一的校服,漂亮的教学楼,校园内到处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的确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可教育方针却只限于教学生们温文尔雅,追求名利。(投入就是盖校舍,这路子好像有点熟)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个小学生在描述未来理想时写到:“职务:坦克兵元帅,工资:每月700(当时超高)”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长大后的八旗子弟们就是怀着这样的理念冲向社会的,当他们优越感忽然被剥夺后,犯罪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养不教,父之过;徒不严,师之惰。”连私熟先生们都懂的道理却有人装做不懂。 十五、逮捕谭力夫 “联动”成立后,更加疯狂地抄家打人制造混乱,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本来抄家这一行径是有严格组织程序的,一般说只抄书籍日记等文字性东西,而且还要打借条。这是基于“四清”运动中从地主家抄出“子孙万代要报仇”等反动诗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检查措施。后来检查扩展到“四旧”等生活实物,抄家者也还算守规矩,文革结束后有人从堆积如山的仓库中拣出自家物品就是实例。 可这些好的做法到了“联动”这里就统统废除了,他们不但把抄家当成赤裸裸的抢劫,还中饱私囊,尽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东西。他们在向“黑五类”们勒索钱财的同时,发现这些人家里有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书籍,不由分说拿了回去,可他们当时没有时间看----都忙着夺权呢! “联动”的异常活动引起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此时文革已全面展开的,运动的重点也已明确,几个小屁孩“保爹”的举动自然难逃他们法眼。擒贼先擒王,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到血统论骁将谭力夫身上。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 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犹如三记重拳,一次比一次狠,红五类们顶不住了。 1966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到谭力夫家,中央文革的关锋、戚本禹约他中南海谈一谈。谭力夫又惊又喜: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了。他要在中央领导面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系统阐述血统论的正确性。可当他那滔滔不绝的辩解没进行几分钟,戚本禹就厉声喝问他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有无瓜葛,关锋则在一旁敲边鼓,不断地追问他们家同林枫、李雪峰的关系。自已的老爹干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能同这些人无关吗! 谭力夫终于明白,对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事隔不久,谭力夫被逮捕投入监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想以此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借以除掉政治对手。可谭力夫毕竟不是普通人,他在狱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的企图,学着革命先辈的样,咬紧牙关硬是一句不话,非常投入地表演了一翻。为了证明“血统论”的正确,他还在狱中写下了一首《铁窗歌》:“铁窗孤影对,深夜寒风吹。生当共产党,死作革命鬼。纵死亦含笑,问心无大愧。敬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诗有好坏之分,写诗人的境遇却各不相同。“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让作者“咔嚓”一声人头落地,可这首歌不像歌诗不像诗的东西却为作者日后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 十八、灭顶之灾 在文革期间,各级党政组织包括军警等暴力专政机构,对红卫兵都是相当地忌惮。这当然同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绝不仅是以新代旧那么简单。要知道,几千年来,国家暴力机构同民众的关系一直是尖锐对立的,它几乎就是群众头顶的一层天。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改天换地的大事,这层天当然也在改革的范畴内,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毛泽东改革的办法就是把对立关系倒过来,暴力机构的活动要始终置于群众的监督下,为此他不惜让“群众运动具在天然合理性”的思潮泛滥。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误,但毛泽东相信群众会在运动中“自已解放自已,自已教育自已。”比较起历史上暴力机构对民众的压迫来,他们在群众运动中所受的委屈其实算不了什么,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老猫怕鼠”现象,其实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大民主。 不过,对“联动”这样的组织来说,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可没他们的份。“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 12月26日,就是“联动”开大会的当天,两名“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时被老对头“北航红旗”的人逮个正着,他们不但不认错,还动手打人。可这时“联动”成员都在开会呢,寡不敌众下,被扭送公安部,这就是“联动”一冲公安部所要解救的“落难兄弟”。当晚,他们不但打伤了公安部的工作人员,连一位赶来调解的副部长都挨了打。无奈,公安部只好把闹得最凶的几个人抓起来,但学习过几段语录后立即就放了。可这几个人出来后却反咬一口,大骂公安部乱抓人---- 一冲。 12月28日到29日,“联动”调来几百名暴徒,强占公安部接待室,不断殴打工作人员,并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权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将两名“落难兄弟”抢走,而且将三名公安人员绑到礼堂围攻谩骂,直到周围有群众赶来声援才撤退--- 二冲; 12月31日到1月1日,调集百人再次冲击公安部,打伤二人----- 三冲; 1967年1月6日到7日,纠集100人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入,撒传单、贴标语,砸烂礼堂,闹腾饿了,就跑进公安部食堂,将那里的四五十斤粉肠和熟猪肉一扫而光,还恬不知耻地到处宣扬“公安部的猪肉真他妈好吃!”。但公安部此次将他们的暴行广播了出去,大批群众前来声援,“联动”一看形势不好,夺路而逃---四冲; 一天以后,他们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一路高呼“打倒'红三司’!”“打倒江青!”再冲公安部,用装上铁钉的“二踢脚”攻击负责守卫的解放军,造成多人受伤----五冲; 1967年1月11日,“联动”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由于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群众达十万之众,他们没有冲成,只好气势汹汹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权力下放的“最后通牒”,并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打倒谢富治!”,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别人倒也罢了,周恩来可是一直在护着他们,只不过不满意他们胡乱打人杀人最近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而已。“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联动”越疯狂也就越接近死亡。 “六冲公安部”非但没有改变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反倒火上浇油,惹恼了文革中一位重量级人物-----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并由起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同时,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负责人打电话:“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连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铰杀令一下,“联动”的未日也就到了。 先是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同“联动”划清界线,从内部瓦解“联动”组织。接着,由公安局的人领队,“红三司”的人动手,几万人在全市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大围剿。在中学里,新的平民红卫兵组织不断涌现,对他们发动了“中心开花”式的进攻;在大学里,“联动”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社会上,浪迹街头的“联动”小流氓更是无处藏身。 一天之内,“联动”各个据点纷纷被摧毁,大部分头头被抓。“联动”心里这个憋屈呀!想当年在大兴县灭“四类分子”时是警察给他们带队,怎么一转眼全变过来了!他们想骂、想打、想闹,可人家“红三司”跟他们耍的根本就不是一路拳,三四个对一个,像拎小鸡仔一样抓过来丢进囚车。此时他们倒真有几分“十二月党人”的血性:在冰凉的囚车里,稀稀落落地响起了《国际歌》声。 十九、将军们“绑子上殿” 当大多数监牢里的“联动”还在做“十二月党人”的美梦时,他们并不知道,此时在他们曾经的老巢里正在举行着揭发他们罪行的展览。展览地点虽各不相同,但主题却是一样的,都把“联动”罪行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在一起,主题是“让我们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 之所以这样联系,是因为从种种揭发材料来看,这些人之所以在文革初期带头造反,同他们老爹的特殊身份是分不开的,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依靠近水楼台的优势,较早摸清了中央高层的意图,于是这些毫无造反动机的人率先造起反来,他们是希望尽早获得“左派”头衔,以便从中渔利。他们成功了。 他们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几乎是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前后脚成立的,巨大的历史惯性迅速把他们推向风口浪尖,着实风光了一把,但渣滓终究是渣滓,还不到一年,一个个就原形毕露了。 北京六中森严恐怖的“劳教所”; 惨无人道的各种法西斯刑法; 杀人灭迹,血债累累的暴行; 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的流氓行径; 一桩桩一件件,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黑暗的旧社会。人们很难理解,怎么解放翻身这么多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还会出现这种罪恶。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变了,按说该太平了吧,可怎么一转眼旧中国的东西又回潮了?看来他们的生命力还很顽强,顽强到超乎我们的想象。 展览获得空前的成功,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参观,这中间包括共和国的一些开国功臣们。当他们看到自已家宝贝在外面干的这些事后,从心底生出阵阵凉气:这不就是国民党吗!这不就是法西斯吗!自已把脑袋别在裤脚带上干了大半辈子革命,不就是为了推翻这些吗?怎么这些东西又从自已儿子身上出现了?大半辈子的辛苦,无数战友流血牺牲换来的红色江山,难道要由这群小兔崽子来执掌? 过去是国民党祸害老百姓,难道以后要换成他们来祸害?那自已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并不是每个功臣都没有觉悟,更不是谁都护犊子。“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可要懂得教育他们,那就是国家大事了。”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在陈士榘将军的带动下,一些将军们纷纷带着自已孩子去自首。 毛主席听说这件事后,当即下令:把被抓的“联动”全放了。 二十、政治上彻底清醒了 1967年4月22日,关押“联动“的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未卜的前程。“不会拉出去枪毙吧?”“不会,最多是开批判会!”他们这样互相打着气。 没想到汽车却直开人民大会堂,在东大厅的会议室里,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鱼贯走出。“联动”们一下子愣住了,悔恨、愤怒、恐慌、内疚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曾经天天盼望同中央首长见面,可万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形下,更没想到一下子见这么多。“你们受委屈了”,江青一语出口,下面立起波澜。先是小声抽泣,接着是放声大哭,会场乱做一团。接下来的谈话就不那么顺利了。只要江青一开口,他们就齐声高诵“我失骄杨君失柳……” 五十年代,毛主席前妻杨开慧闺中密友李淑一来信索取主席年青时赠送杨开慧的一首词,毛主席说当年那首写得不好,提笔挥就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宵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服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里的“骄杨”指杨开慧,“柳”指李淑一爱人柳直荀,革命烈士。在这首词里,毛主席对前妻的怀念是无疑的,可并没有对江青否定的内容。有些人总拿这个说事,用意纯在诗词之外,否则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编排贺子珍呢?还不是因为当时贺子珍健在,有些谎话容易被戳穿。 事实上,毛主席也给江青写过一道: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题为“为李进同志题庐山仙人洞”,“李进”是江青曾用名,“李”指江青原名李云鹤,“进”是进步的意思,加起来表示“李云鹤进步了”) “联动”们人小鬼大,当众这么做无疑是在指着江青鼻子骂:“你是小老婆!”这简直就是面对面的人身攻击。 当中央文革其他人讲话时,他们就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毛泽东干吗?直到此时,他们每个人还在做着这样的政治梦:自已遭受的种种“迫害”都是中央文革背着毛主席干的,毛主席早晚有一天会翻然醒悟,将他们和他们老爹的罪行一起赦免…… 被放出来的“联动”非但没有丝毫悔改,反倒变本加厉起来。此时他们在政治上彻底清醒了。他们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在天an门狂奔,并高呼“油煎江青!”“刘少奇万岁!”“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后再见!”鉴于没有枪杆就没有一切的教训,他们不但四处搜罗枪枝弹药,还利用大串联时在全国各地撒下的“火种”号召成立“铁血队”“红旗队”“红旗军”等武装力量做他们的保皇派。他们尚未被打倒的叔叔阿姨们更是别有用心地提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口号。 可历史规律决定了,这一切不过是螳臂当车。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他们残存的力量也被消灭殚尽,“联动”做为一个组织正式灭亡了。 二十一、照片的秘密 这是网上流行的一幅控诉文革血泪的照片,它给我们的直观印象是什么?愚昧、狂热、武斗?可是又有谁真正看懂了它。 请大家注意看墙上的标语:“欢呼毛主席关于派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号召!”“‘红旗’《铁血队》死保‘联动’反动透顶!” “联动”做为一个组织已经被消灭了,但他的指导思想还在,在党内、军内仍有大批支持者。在“二月逆流”时就有某位党内大佬叫嚣:“‘联动’怎么会是反动组织,十五、六的孩子,能惹什么事!”与此相呼应,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各式各样的保皇组织,名称五花八门,以“铁血队”“红旗军”等最为著名,这当然不是完全响应“联动”的号召,更多的是受冲击的各级党政负责人组织的宪兵队。 于是,1967年成为文革史上最为混乱的一年,全国武斗成风。我们今天见到的“红卫兵公墓群”大半形成于那个时期。然而当我细细考证这些公墓群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当年的保皇派。怀着对党的忠诚,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他们心目中的“党代表”。可这些人有朝一日翻过身后,却异口同声地指责起两派的无知与狂热,躺在冰凉墓穴中的逝者哟,倘使有来生,你们还是否愿意为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 一颗嫩芽破土而出,只有雄才大略的人才能及早分清它是鲜花还是毒草,大多数人还只是盲从。毛泽东——文革——动乱,用武断的木桩将似是而非的逻辑串联在一起,把毛泽东敌人的罪恶硬安在他头上,多年来,中国人民就这样被诱骗着一步步走上资本主义这条贼船。 后记 进入1968年以后,文革越来越是大人们的事了,“联动”的老红卫兵们一下子由“革命小将”又变成了半大孩子。这时期他们自称“顽主”,意思是顽劣之主,我们后来熟悉的那句“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死法院”就是从这时开始流行。其实让我看,他们更像“玩儿主”,玩乐之主。 首先是他们学会了“玩情调”。政治上的受压,使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过起了“逍遥派”“颓废派”的生活。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并且学写新旧体诗,这就成了文艺沙龙的雏形。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他们钱从哪来?实事求是地讲,还真不都是非法所得。当时国家有一项救济制度,什么意思?简单说,当时小青年刚上班一般是从18元工资拿起,以后逐步提高。假如有一老工人月工资40元,这在当时算相当高了。 可他家里养六口人,一平均,他又成了困难户。这时他就可以享受国家的救济:从他年龄最大的子女中选一人,根据具体情况不同从15、16、17三个工资档中选一,当子女成年参加工作后再按24级工资制走。“联动”老红卫兵的父母此时大部分被打倒,家里是指望不上了,但国家对他们也按救济制度走。每月15元的工资吃饭倒没问题,可这些少爷们没事爱去趟“老莫”(莫斯科餐厅),这区区救济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不过好在有以前抄家的存货,倒也勉强过日子。他们当年抄家还抄来了不少“资产阶级腐朽的、没落的精神垃圾”,此时倒成了他们宝贵的精神食粮。看黄书、听黄色歌曲成了他们的主要娱乐活动,80年代开放初期国内就黄书泛滥,那主要不是外来的精神污染,更多的是老红卫兵手里“存货”的传播。 其次他们学会了“玩浪漫”。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后有美丽娇妻陪着,这让中国的“十二月党人”心里多少有些酸楚的感觉,尽管他们的“流放”环境比对方不知强多少倍。没人跟,自已主动出击总成了吧!于是北京城大街小巷总能见到不三不四的人围着年轻姑娘们转,警察问就说学雷锋做好事,送姑娘回家。可人家雷锋同志是帮助老大娘,可他们却只爱帮助大姑娘。不过那时年轻姑娘们的防御手段要比现在强,逼急了骂一句“臭流氓”对方一般会落荒而逃,否则就会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接受警察叔叔的问话。 但他们最主要的社会活动是打群架。“联动”的组织机构没了,但老红卫兵们的架子可没放下。此时他们的扮相更进一步,和“红八月”时大不相同:一身将校呢军装,脚蹬将官靴,头戴呢子军帽,只是臂上没有了“联动”的红袖章。(参见《血色浪漫》钟跃民的扮相)这些都是老爹当年的军礼服,穿在身上仍能显示血统的高贵。可他们这身绿军装再也镇唬不住“黑五类”的狗崽子们了。 最让他们郁闷的是,连一直贴在身边的“白乌鸦”们也造反,纷纷飞回自已的阵营中去了。他们想不明白:想当年“红八月”时,自已一顿大嘴巴抽过去,对方连眼都不敢瞪,怎么现如今就敢菜刀、板砖地跟自已干!挨了几顿暴打后,他们终于明白:当年自已之所以能横扫街头,完全是狐假虎威!离开毛主席,自已连同自已老爹妈一块算上,在老百姓眼里连条宠物狗都算不上。 “上山下乡”运动开展以后,他们被历史的洪流挟裹着,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令人奇怪的是,这些自诩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大多数并没有接老爹的班走从政之路。 80年代,当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完文革的“血腥”与“罪恶”后,这些当年打、砸、抢的闯将几乎清一色地投身商海。从此,“官倒”成为中国政治辞海里特有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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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宣誓制度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稻草
2015-7-2 08:58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韩晓武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宪法宣誓制度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之所以确定半年以后才开始施行,主要是考虑给各地区、各部门组织宪法宣誓活动做准备工作,特别是给负有组织宣誓职能的机关制定具体组织办法留出时间。 韩晓武说,决定规定,宣誓的具体组织办法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和负责组织宣誓的机关来制定。誓词作了比较大的修改,一开始是65个字,现在是70个字,增加了5个字;内容上也作了很大修改。韩晓武介绍,草案提交给常委会委员审议以后,在审议过程中委员们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其中很多是对誓词进行修改的意见和建议。法律委员会按照法律程序,在研究委员们审议意见的时候,就对宣誓的誓词进行了现在的修改。 草案的65字誓词:“我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宪法职责,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自觉接受监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努力奋斗! ” 修改后的70字誓词:“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 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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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是素质教育的核心部件 上
MingHao
2015-5-8 04:53
互联网让我们迅速获取信息包括图像影视。。。这真的是万事大吉了吗?不,这 更要求读者拥有良好分析判断力! 批判性思维,这个新概念在国内开始流传,在大学里知识分子里。。。 这是当下中国首先要大力普及的。比如看到微信群里经常有人转发那些明显愚昧无知的文 。我来转贴一些批判性思维的文吧 批判性思维是创造的基础 批判性思维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的“助产术”——一种以诘问式对话为主要形式的探究性质疑。现代的批判性思维在继承苏格拉底“助产术”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批判性思维作为一门课程首先在北美兴起,随之在许多国家的大学广为开设,并延伸到中小学。从1991年开始,美国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重要目标,做到“从娃娃抓起”。 而 在中国,批判性思维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多年来一直被忽视。缺乏批判性思维,不会提问题,正是中国学生最大的问题。 有鉴于此,7月22 -23日,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与北京大学哲学系联合举行了第四届全国批判性思维教学研讨会,并在接下来的6天里举办了2014全国批判性思维教师培训班。 笔者全程参加了研讨会和培训班,收获颇多。尽管对批判性思维早有听闻,但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了解和学习还是第一次。 很多人将批判性思维理解为“否定性的思维”或“没有情感的思维”,一些人甚至以为批判性思维就是文革式的扣帽子、打棍子式的大批判。这些都是对批判性思维的误解。“批判性思维,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定要否定什么,而是要‘查个究竟’,看看有没有道理。”与会的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董毓说。 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有很多种,目前被广为接受的一种是美国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开拓者罗伯特?恩尼斯(Robert H.Ennis)提出的:“批判性思维是合理的、反思性的思维,其 目的在于决定我们的信念和行动。” 批判性思维的主要方法包括:理解和分析问题,收集多方面的信息,辨别各种数据,评估现有系统的缺陷和局限,进行充实的推理,挖掘有问题的隐含假设,构造新的解释或替代方案,寻找最佳选择,作出全面和平衡的决策,等等。 批判性思维可以培养学生理性的怀疑和反思的态度,其核心精神是 求真、公正、开放、反思 。批判性思维的根本特征是“大胆质疑,谨慎断言”,和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相似之处。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建军把批判性思维态度概括为“合理怀疑、合理置信”。 批判性思维不是“盲目批判”,而是批判盲目;不是否定一切,而是合理判断;不是压倒对方,而是澄明自己。“批判性思维不是负面批判,也不是专门针对别人的。其实,批判性思维首先是针对我们自己的观念的反思,而且它的过程和目标都是找到更好的观念,做出合理的行动。”董毓说,“争论不是为了争个你输我赢,显得我比你聪明,而是为了完善我们的理性和思想。交锋不是为了打倒对方,而是为了追求真理,完善自己。” “批判性思维是个人自律的基础,善于批判性思维与反思是思想成熟的标志。”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徐瑾认为,批判性思维是建设性的。“批判性思维是通向美德与智慧的途径,最大的批判性思维是对人生的反思。” 美国教育部、美国教育协会等联合组建的“批判性思维共同体”网站上写道:“深入批判性思考的基础,对于过一种理性的有意义的人生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想找到问题的根本和理性的解决方法,那么批判性思维是极为关键的。毕竟,无论我们做什么,其质量都取决于我们思考的质量。” “批判性思维对于参与和保护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以及在职业、个人和公民生活中作出明智的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恩尼斯提出,批判性思维“是我们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目标”。“从整个人生的视角来看,批判性思维教学的价值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 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曾经指出:“批判思维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精神状态,是一种独立思考精神,它不迷信任何权威,只尊重真理和规律……批判思维是创造的基础,没有批判,不可能有创造。“ “批判性思维对人和社会的发展的意义,早已为世界公认。它是一个人的明辨能力的主干。我们说的独立思考、判断力、洞察力等,其实都来自或依靠批判性思维。一个人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明智的,不为世俗偏见、潮流和利益集团摆弄的人,成为在生活和职业中有判断力和发展能力的成功者,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强大的靠背。”董毓说,“要培养有自主研究和创新能力的领军人才,除了批判性思维教育,别的教育不能代替。批判性思维的作用,就是使具备它的人更能创造知识、解决问题、开拓事业、合理决策。它是素质教育的心脏部件,是实现中国复兴梦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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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数学大发展的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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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3-11-29 07:06
20世纪是数学大发展的一个世纪。数学的许多重大难题得到完满解决, 如费马大定理的证明,有限单群分类工作的完成等, 从而使数学的基本理论得到空前发展。 效法希尔伯特, 许多当代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在过去几年中整理和提出新的数学难题,希冀为新世纪数学的发展指明方向。 这些数学家知名度是高的, 但他们的这项行动并没有引起世界数学界的共同关注。 2000年初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的科学顾问委员会选定了七个“千年大奖问题”,克雷数学研究所的董事会决定建立七百万美元的大奖基金,每个“千年大奖问题”的解决都可获得百万美元的奖励。克雷数学研究所“千年大奖问题”的选定,其目的不是为了形成新世纪数学发展的新方向, 而是集中在对数学发展具有中心意义、数学家们梦寐以求而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 2000年5月24日,千年数学会议在著名的法兰西学院举行。会上,97年费尔兹奖获得者伽沃斯以“数学的重要性”为题作了演讲,其后,塔特和阿啼亚公布和介绍了这七个“千年大奖问题”。克雷数学研究所还邀请有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对每一个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详述。克雷数学研究所对“千年大奖问题”的解决与获奖作了严格规定。每一个“千年大奖问题”获得解决并不能立即得奖。任何解决答案必须在具有世界声誉的数学杂志上发表两年后且得到数学界的认可,才有可能由克雷数学研究所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审查决定是否值得获得百万美元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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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民主这个真正民主问题上妖魔化为“民粹”、“极左”、“文革余孽”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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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3-10-23 17:14
张宏良是左派中的清醒者,他回答英国 《华闻周刊》记者林卉卉的对话很有见地,大家看看。 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最近发起了“批评与自我评判”的运动,您认为这是不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要推进党内民主的讯号?为什么? 答:这个问题的预设前提,至少是给人的感觉,好像共产党一直没有党内民主。其实,共产党一直存在党内民主,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一大民主创新,正是凭借这种创新的民主制度,共产党才能迅速打败号称是英美民主体制而实则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府。 现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已经形成了集体领导的民主机制,从上届九常委到现在七常委,已不再是“皇帝领导”,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王爷执政”,是几大“王爷”共同执政,并且几大“王爷”都有约束,个人很难独断专行。比如,无论美国总统还是英国首相,都可以随便一句话,就能够更换部长和大臣,而中国总书记就做不到,要更换哪个部长,必须经过一系列组织程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党内民主约束。 其实,当今中国真正需要或者说更加需要的,不是党内民主,而是大众民主,是人民大众对各级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约束,是企业员工对老板的监督和约束。从“人人生而平等”这个最根本的人权原则来说,官员和老百姓是平等的,老板和员工同样是平等的,由老板决定员工的命运,和由官员决定百姓的命运,同样是不能允许的。必须赋予百姓监督和约束官员的权利,也必须赋予员工监督和约束老板的权力,官员和老板特别是老板的为所欲为,是当今中国一大政治灾难,只有大众民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恰恰在大众民主这个真正民主问题上,无论国内极右势力还是西方媒体,全都采取了回避态度,不仅回避甚至妖魔化大众民主,把人民大众直接表达政治诉求妖魔化为“民粹”、“极左”、“文革余孽”等等,同时把人民大众排除在外搞什么“党内民主”和“代议民主”的争论。其实这种争论完全是一个政治陷阱,只要跳进去,共产党和共和国就一定会成为历史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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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民主和共同富裕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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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3-10-23 17:01
宏良同志是一个左派中对毛泽东思想理解比较深的人,他的观点对左派走出一大二公的桎梏,左派走向中国未来的政治前台是非常有帮助的。下面是他的一篇采访文章,供大家参考。 张宏良:大众民主和共同富裕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 作者:张宏良 18大后习大大多次指出今后改革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实行共同富裕,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公平,应该成为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 大众民主和共同富裕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 ——答英国《华闻周刊》记者问 张宏良 (以下内容是英国《华闻周刊》记者林卉卉为该刊出版“三中全会与中国问题”专题而采访的18个问题, 这些问题一大特点就是预设立场和观点十分明显,反映出采访提纲拟定者受极右势力思想影响较大,对中国许多问题误解较深,希望大家在阅读时注意。) 1,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大大最近发起了“批评与自我评判”的运动,您认为这是不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要推进党内民主的讯号?为什么? 答:这个问题的预设前提,至少是给人的感觉,好像共产党一直没有党内民主。其实,共产党一直存在党内民主,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一大民主创新,正是凭借这种创新的民主制度,共产党才能迅速打败号称是英美民主体制而实则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府。 现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已经形成了集体领导的民主机制,从上届九常委到现在七常委,已不再是“皇帝领导”,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王爷执政”,是几大“王爷”共同执政,并且几大“王爷”都有约束,个人很难独断专行。比如,无论美国总统还是英国首相,都可以随便一句话,就能够更换部长和大臣,而中国总书记就做不到,要更换哪个部长,必须经过一系列组织程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党内民主约束。 其实,当今中国真正需要或者说更加需要的,不是党内民主,而是大众民主,是人民大众对各级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约束,是企业员工对老板的监督和约束。从“人人生而平等”这个最根本的人权原则来说,官员和老百姓是平等的,老板和员工同样是平等的,由老板决定员工的命运,和由官员决定百姓的命运,同样是不能允许的。必须赋予百姓监督和约束官员的权利,也必须赋予员工监督和约束老板的权力,官员和老板特别是老板的为所欲为,是当今中国一大政治灾难,只有大众民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恰恰在大众民主这个真正民主问题上,无论国内极右势力还是西方媒体,全都采取了回避态度,不仅回避甚至妖魔化大众民主,把人民大众直接表达政治诉求妖魔化为“民粹”、“极左”、“文革余孽”等等,同时把人民大众排除在外搞什么“党内民主”和“代议民主”的争论。其实这种争论完全是一个政治陷阱,只要跳进去,共产党和共和国就一定会成为历史被告。 2,问:民间舆论对于“党员干部财产公开”的呼声一直很高,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并未看到明显的进展。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又能否带来一些实质的改变? 答:党员干部财产公开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不过不应该只是党员干部财产公开,而应该是所有干部财产公开。民间从来没有只要求党员干部公开财产的呼声。你问十八届三中全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估计真正解决很难,道理很简单,目前官员比老百姓富得太多太多,一旦财产公开,很难有几个官员能够稳坐泰山。特别是这个问题不是官员个人因素造成的,而是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口号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且要求党员干部带头致富,整个社会又把金钱看作衡量成败的唯一“实事”,实现“效益最大化”成为社会的神圣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率先富起来的肯定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极少数官员,以及与官员有各种联系的所谓“能人”。 特别是中国先富起来的官员富豪,并非是向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家族那样,是长期经营的结果,而是通过改革对现有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结果,这种突然暴富很难经得起天理和法律的检验(尽管这种法律是自己制订的),一旦公开肯定会招来沸腾的民怨。但是这种暴富状况并非是个人因素决定的,而是改革开放的客观逻辑决定的,现在实行财产公开,完全由官员个人负责,在官员看来自然是很“不公平”、难以接受,整个官僚集团都这样想,干部财产公开制度就很难真正实行。 况且,既然官员富起来是改革开放内在逻辑决定的,如果否定了这些富起来的官员,实际上也就否定了改革开放的正义性、合法性。这也是中央政府十分棘手的困难。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官员富起来主要是权钱交换的结果。所以,对于当今中国来说,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资本来源公开制度。中国很大一部分富豪,并非是长期生产经营的结果,而是勾结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结果,是把国有和公有资产据为私有的结果,这是中国富豪与西方富豪的根本不同之处。所以,在中国不仅要对官员实行财产公开制度,也要对富豪实行资本来源公开制度,否则同样是对官员的“不公平”,也不符合天道正义,不符合民心民意。 3,问: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处理党内的腐败问题?如果触及,可能会到什么程度?您对党内的腐败问题有何看法? 答: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众目睽睽、千夫所指的普遍问题,当然会成为三中全会的议题。当今中国党内腐败主要是两种:政治上的用人腐败和贪污受贿的经济腐败。其中,两种腐败又密切相连,用人腐败造成经济腐败,经济腐败又助推用人腐败,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两种腐败都是从全盘否定文革和走上西化道路开始的。 中国二千多反腐败的制度探索特别是新中国数十年的民主探索,已经初步探索出遏制腐败的有效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探索的大众民主制度,诸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动群众监督官员,使官员无法贪腐、无处贪腐、无时贪腐。这是走出腐败周期律的根本道路。如果没有勇气没有能力发动群众,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就是对官员实行“政治株连”制度,如同企业对产品实行“三包”一样,官员对自己提拔的官员同样实行终身负责制,谁提拔的官员出了问题由谁负责,实行连坐。这样就会对用人腐败形成强大震慑作用。 目前中国腐败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群众监督作为“文革浩劫”彻底否定掉了,把“政治株连”的制度约束又作为封建传统给否定掉了,形成了无拘无束的权力约束真空,既没有现实约束又没要后顾之忧,使中国成为古今中外官员为所欲为的理想天堂。这种情况又如何能够不发生腐败? 4,问:您预计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就党内干部选拔的效率和渠道问题进行探讨?您认为现在党在选拔干部的效率和渠道上,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答:目前中国选拔干部不存在效率问题,只存在质量问题。也不存在选拔渠道问题。目前中国干部选拔方面问题不大,问题主要出在干部罢免方面,群众无权罢免干部,所以干部对群众肆无忌惮。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又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而目前干部任免制度只能反映出共产党领导的一面,而不能反映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一面,干部任免与国体政体完全不相适应。应该在干部任免问题上把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结合起来,由党组织任命干部,由人民群众罢免干部,真正体现出共产党领导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这种直免式民主比西方国家的直选式民主要更加先进,既能够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力,又能保证整个社会的统一领导,避免把民主变成乱哄哄的形式闹剧,使人民群众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主人翁。 5,问:一直以来党与军队的关系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您预计这一届的三中全会,会不会对此进行讨论?您认为现在党和军队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您持怎样的态度? 答: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要么是完全不了解中国,要么是被极右势力完全给忽悠了。中国历届党代会历届领导人从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丝毫动摇,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三中全会又怎么可能讨论这个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军队,自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保持军队的人民子弟兵性质,成为人民军队。 所谓军队国家化,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无耻。道理很简单,国家是什么?国家本身就是包括军队在内的统治集团的工具,说军队国家化如同说车轮汽车化一样荒谬绝伦。西方所谓军队国家化其实是资本集团管理国家和军队的一种形式,功能是对内镇压人民反抗和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军队国家化与军队皇家化的本质完全相同,区别只是服务于不同的统治集团,都是镇压老百姓的工具。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确实如同军歌所唱的那样,“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历史上除了农民起义之外,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军队才第一次具有了人民子弟兵的性质,历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与国家军队相对立的人民军队。当然,如何长期保持军队的人民子弟兵性质,仍然属于一种历史探索。 6,问:党一直很重视宣传工作,您认为这一届的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对媒体宣传的管理力度是会增强还是放松?为什么? 答:三中全会后对媒体宣传的管理力度肯定会增强,其实现在这种力度已经开始增强,只要不出现什么意外,三中全会后会继续保持这个势头。结合目前中国极端混乱、极端放纵、极端自虐并且充斥颠覆性言论的媒体领域来说,加强管理力度是一种好现象。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当今中国媒体特别是互联网领域的卖国主义言论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英国媒体绝不可能污言秽语地妖魔化英国女王,日本媒体也不可能无所不用其极地辱骂日本天皇,可是在当今中国,媒体可以用尽各种极端恶毒下流语言辱骂开国领袖毛泽东。 特别是在网络微博上,爱国主义简直变成了弥天大罪,任何爱国言论都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谩骂,声讨“爱国贼”的口号响彻云霄。这种现象出现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相信都会遭到法办,然而在当今中国却成为舆论主流,除了几个爱国网民在自发反抗之外,无论网络管理部门还是各大门户网站,全都听之任之、纵容鼓励。整个网络完全掀起了卖国主义大竞赛,谁把毛泽东、共产党和中华民族骂得狗血喷头,谁就会成为各大门户网站和各大媒体推崇的明星。最终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汉奸文化。汉奸言论成为包括党政机关在内的社会各界大肆追捧的最时髦文化,几个著名文化汉奸成为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大学科研部门的抢手货,甚至一个专门发表颠覆性言论的美国人都变成了中国网络“皇帝”,自称天天都在“享受皇帝批奏折的感觉”。这种极端卖国主义舆论状况,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绝对不可能容许的。 这就是近几个月来中国对意识形态宣传领域进行整顿的背景。最近中国高层意识形态亮剑是正确的、必须的,只是意识形态亮剑必须是思想之剑,而不能仅仅是权力之剑,要用先进的政治文明和思想文化来取代历史虚无主义、政治宪政主义和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而不能仅仅动用专政手段简单禁言了事。 7,问:您认为现在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是怎样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这种关系会不会有变化?如果有,可能会朝那个方向发展? 答:中国共产党与8个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关系,全国政协就是这种多党合作的政治平台。中国共产党与8个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是在民族危亡的长期斗争中历史形成的,经过了几个历史时期的考验,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只是共产党在变化,民主党派同样在变化。历史上的民主党派经过血与火的斗争筛选,基本成员不仅是各界精英,也是爱国精英,特别是在捍卫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方面,傲视西方、独立担当,一腔热血、赤胆忠心,的确是多党合作的顶梁柱。但是今天民主党派大多已失去了政治担当和民族自信,脱离了他们原有的群体基础,只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存在和发展,不可能与共产党之间发生任何政治变化。 8,问:您怎么看党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在民族问题上,目前有哪些难题迫切需要解决?对于西藏和新疆问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一届的三中全会是否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 答:当今中国所谓民族问题完全是国内外极右势力人为制造的问题。中国既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又是一个统一的大民族国家,这是中国与其他多民族国家的根本不同。其他多民族国家的各个民族彼此是分离的,所以存在民族矛盾;而中国多民族已经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根本不存在什么民族问题。西藏和新疆就是典型,把毛主席称为红太阳的是西藏人民,至今家里挂毛主席像的是西藏人民,“翻身农奴把歌唱”的西藏人民完全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新疆更是如此,当初骑着毛驴上北京给毛主席送哈密瓜的库尔班大叔,是新疆家喻户晓的敬重人物,根本不可能有脱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要求。所以,毛泽东时代根本就没有藏独、疆独这类概念,甚至在毛泽东时代之前,也没有什么藏独、疆独一说。 所谓藏独、疆独完全是近30多年才出现的问题,完全是人为制造的矛盾,是有人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欺压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人民,特别是把被打倒的农奴主、贵族头人、地主恶霸重新扶持起来的历史复辟造成的。只要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所谓藏独、疆独问题立刻就会烟消云散。至于西藏、新疆的所谓贫困落后问题更是容易解决,这些地区的丰富资源远远超过中东地区的单一资源,贫困落后完全是市场经济的资本掠夺性造成的,少数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误把资本集团的掠夺看作是东部地区的掠夺,资本集团豢养的文化精英又故意向这方面误导,从而蒙蔽了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极少数人。被蒙蔽的这极少数人经过教育完全可以争取过来,所以要切忌对这部分被蒙蔽的人采取敌视态度,更不要把他们划为恐怖主义。 在此顺便指出,所谓恐怖主义,完全是西方国家为了镇压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反抗而发明的一种杀人借口。过去他们把落后国家的人民称为“野蛮人”而心安理得地大肆屠戮,现在则把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称为“恐怖分子”同样心安理得地进行杀害。所谓反恐实际上就是反对穷人,就是随意杀害穷人的借口。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绝不能接受和追随西方帝国主义的血腥价值观,引进所谓恐怖主义的口号。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说得透彻“反恐就是反共”,美国就是打着反恐旗号,完成了对中国的军事包围。现在日本几乎所有文艺影视作品,都把中国抗日游击队称为恐怖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要跟在美国后面反恐,完全是挥刀自宫。 9,问:您认为现在党政机关在党务财政管理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党费和财政的关系会如何发展?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来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答: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着对共产党的否定和责难。有时候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立场更加明确。我们不能用西方国家的政党模式来衡量中国。中国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共产党制订的,中国的官员既是党的干部又是国家干部,中国各级政府的政治领导者和经济领导者完全融为一体,共产党的全部活动就是管理和发展国家,国家不过是共产党率领人民实现发展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存在所谓党费和财政费用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询问三中全会是否会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是一个十分巧妙的政治陷阱,因为这个问题无论怎么回答,都会产生提问者希望看到的那种负面效果。 其实当今中国的问题不是党费和财政费用的关系问题,而是党员和官员的关系问题,目前的党官一体化状态,会使党与群众走向对立,解决的方法应该是改革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式,由党官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转变,这是共产党保持自身性质的唯一正确道路。 10,问:您认为在党的三代权力核心共存交替时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为这样的现状以及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案? 答:这个问题很是荒唐,如果说中国三代领导人全都健在,就是三代权力核心共存交替,那么请问,目前美国是几代权力核心共存交替?是八代还是十代?美国参众两院是否会为这样的现状及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案?估计你向任何一个美国人询问这个问题,结果肯定是要么对方疯掉,要么对方会认为你已经疯掉。 11,问: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种信仰的共产主义面临的形势比较严峻,这样的国际形势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就此进行探讨? 答:这个问题应该做一个小小的修正,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和社会形态,目前确实遭受到重大挫折,但是作为一种信仰,共产主义面临的形式并不严峻。共产主义在社会历史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并不相同,目前共产主义的具体形式就是“大众民主,共同富裕”,政治上要求大众民主,经济上要求共同富裕。由此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在世界各地不断兴起,欧洲的反资本主义大***、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美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东北非对新自由主义两极分化改革的大规模街头革命,以及英国人民对推行新自由主义哥哥的撒切尔夫人死亡的街头庆贺等等,都是世界人民对大众民主和共同富裕的强烈追求。 如果说20世纪是社会主义兴起和遭受到重大挫折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社会主义全面复兴的世纪。因为社会主义体现了天道正义,体现了最根本的人权追求,体现了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和崇高的精神归宿。所以,目前严峻的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用来管理人类社会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以及把人的幸福牢牢锁定在感官享受上的动物化,正在把人类社会带向死路,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意识到这是一条死路。 其实,目前人们眼里所看到的共产主义的失败,并非是共产主义本身,而是官僚社会主义的失败。官僚社会主义是人类探索社会主义走过的一段弯路,这段弯路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是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共产主义作为改变人类根本命运的伟大社会变革运动,走一小段弯路,遭受一两个挫折,完全是正常的。人类在探索中选择了官僚社会主义,发现错误后又扔掉了官僚社会主义,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大进步。 中国共产党也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不承认社会主义失败,而只是改变了形式,并以远远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感到自豪,提出了三个自信。所以,三中全会不仅不会对社会主义低头反思,反而肯定会更加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即使按照西方国家的衡量标准,中国共产党也有这个自信的资本。 12,问:您认为现在党对港澳台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尤其是面对台湾的民主体制和文化反攻,中国共产党会如何应对?有哪些难题迫切需要解决?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 答: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台湾的文化反攻?台湾还有文化反攻?感觉是外星人的天外奇谈!实在想不出台湾有什么文化可以反攻大陆。至于什么民主体制,更是资本集团操纵的木偶闹剧。昨天和一个艺术家吃饭,他正在筹备纪念毛泽东120周年艺术展。我问他什么时候开始把目光转向毛泽东的,他说就是3年前去台湾转了一圈之后改变了对西方民主体制的看法。台湾社会整天乱哄哄的,各路政客鼓噪民众满足私欲,民生问题没人管,基础设施落后,道路陈旧……回来后便陷入反思,抛弃自由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 这个例子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带有普遍性,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从西化恶果的种种痛苦中,亲身体会到了资本统治的罪恶之处。所以,2011年有人要效法中东北非,在中国大陆发动“鲜花革命”,折腾3个月无一人参加,老百姓甚至连观望都懒得观望,结果“鲜花革命”变成了“无人革命”。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已经看清了资本统治的罪恶。 还有,把港澳台放在一起是不对的。准确地说,应该是港台问题,而不是港澳台问题。澳门和香港完全不同,澳门是一个爱国主义基地,香港是一个卖国主义基地。港台问题的内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大陆民众羡慕港台,确实存在一个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的问题。而现在矛盾完全变了,大陆民众不仅不再羡慕港台,而且对中央政府牺牲大陆人民利益无偿地援助港台、投入巨资维护港台的高工资高消费的政策,越来越不满意。可以说,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变成了港台那种所谓民主体制,政客肯定会终止这种无偿援助,港台特别是香港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倒退几个台阶。 13,问:这一届三中全会,会不会讨论党政机构臃肿的问题?有无可能提出解决方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当今中国机构臃肿、奢华浪费堪称世界第一,经济增长的相当大部分都被官僚机构极其附属机构给挥霍掉了。这就是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而老百姓却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的根本原因。中国党政机构臃肿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顽疾,期间经历过几次精简,不仅没有任何作用,反倒是精简一次膨胀一次。原因有很多,根本原因就在于党政机关拥有不参加改革的特权。中国所有改革对象都是老百姓,党政机关干部从来没有成为改革对象,自始自终置身于改革之外。住房、医疗、养老等所有改革无不如此。最终,变成了置身改革之外的人在研究如何深化对老百姓的改革。这也是中国老百姓越来越惧怕改革、一听到改革就心惊胆颤的原因。正是因为党政机关干部能够置身改革之外的巨大特权和安全保障,驱使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拼命往党政机关里面挤,最终造成了党政机关越来越庞大臃肿,经费吃掉了经济增长的相当大部分,造成百姓越来越不堪重负。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让党政机关干部与老百姓一起参加改革,一起成为改革者或被改革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党政机关干部改革老百姓,问题立刻就会得到解决。只是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党政机关干部的利益,依靠党政机关自身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这绝不是一次两次中央全会能够解决的问题。 14,问:您认为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讨论中国社会中收入分配不均以及贫富差距较大的问题?可能会推出那些举措?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当今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已达到极端,正在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贫富两极分化就一直是社会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英国大革命是如此,法国大革命是如此,俄国大革命同样如此。当今中国贫富两极分化不仅表现为世界基尼系数最高,更为重要的是财富分配不公,这是比财富分配不均更加可怕的矛盾。 中国富豪不是长期经营的结果,而是对现有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结果,也就是说,是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直接抢劫的结果。九十年代企业产权改革就是如此,把数千万工人赶出工厂大门,名曰下岗,然后宣布实行管理层收购,数百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极少数官员和富豪的私人财产。随后一系列改革都是通过对现有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变成了亿万富豪孵化器,每一次改革都创造一批新的富豪。开发商制度改革,银行股份制改革,股权分置改革……等等所有这些改革,都把原本属于全民所有或者老百姓的财富,变成了私人财富,谁敢反对就对谁实行专政。 所以,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与世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对社会的冲击更加强烈,引起的民怨民愤也更加巨大,这是当今中国社会难以稳定,维稳成为头等大事的根本原因。维稳本来应该是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是国家暂时的特殊状态,可是在当今中国却变成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常态,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敏感程度,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绝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18大后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今后改革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实行共同富裕,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公平,应该成为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 15,问:您认为现在中国的土地制度的未来会怎样?党中央对于土地政策危机有否深刻察觉?有可能提出解决办法吗? 答:中国城镇化大幕刚刚启动,城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土地制度问题。目前中国土地制度是城镇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此前中国财政一大来源,就是出卖城镇国有土地,大约三分之一的占财政收入来自于卖地。现在城镇土地卖得差不多了,加之2.6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又涌入城市,既买不起房子又远离土地,于是农村土地怎么办就成了问题。 虽然各种改革方案多得令人眼花缭乱,说得更是天花乱坠,但是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是习近平主席武汉讲话所坚持的原则,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土地流转;二是在各种漂亮包装下恢复以往历史上私人占有的地主制度,如同城市迎来了世界各国的大资本家一样,农村也迎来世界各国的大地主。如果选择后一条路,中国必然会遭受前所未有的历史劫难。 道理很简单,土地私有制将使2.6亿农民工一方面被高房价挡在城市之外,另一方面又因失去土地而不能返回农村,成为走投无路的绝望流民。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都是流民走投无路的结果,与其说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流民起义。这才是当今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真正的危险。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开发商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废除开发商制度,把房价降下来,让2.6亿民工有房子住;同时坚持农村的集体化合作化道路,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唯一通路。 16,问: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就中国财税问题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财税问题上,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解决的难度在哪里? 答:目前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是集中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关系上,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所谓突破,仍然不过是从原来中央与地方只是单纯划分财权转移到同时划分事权上来,其实当今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劫富济贫”和“劫官济民”。一方面,在财税收入方面,加大富人税负,减少老百姓税负,改变目前这种富人不纳税或极少纳税,穷人和一般老百姓成为纳税主体的不合理不公平现象;另一方面,在财政支出方面,应该大幅压缩党政机关自身支出,扩大公共支出;适度压缩投资支出,扩大民生支出。 要做到以上两个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财税的公共监督制度,由人民大众直接监督财税收支,财政部是人民的大管家,应该把收支账本向人民公开,接受人民大众的随时检查和质询。 17,问:您对中国目前的户籍制度怎么看,它是否迫切需要改革?这个改革是否应由党代会发动?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来讨论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将会往哪个方向改? 答:中国户籍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制度基础,是人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保障,在资源和财富的公平配置方面发挥了巨大积极作用,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让一部分地区和部门先发展起来(绝对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阶梯式递进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制度路径。 然而,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户籍制度原有功能被严重扭曲,变成了妨碍自由竞争的一大制度障碍,现有户籍制度就肯定要改革甚至会废除。但这并非是说户籍制度本身有问题,而是它与弱肉强食的市场竞争法则不相适应。户籍制度是保护穷人的制度,是保护羊的制度,明显违背了狼与羊之间的公平竞争,不符合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废除户籍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不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长期鼓吹改革户籍制度的人,几乎百分之百也是要求改革中国基本制度的人。由此可见,改革户籍制度符合的是强者的利益,是狼的利益。只要是市场经济,就只能废除现有户籍制度,但是这不能说户籍制度本身是错误的,如同当了小姐就必须放弃妇道,遵守谁掏钱就和谁上床的公平原则,但是绝不能由此说妇道本身是错误一样。 由于户籍制度还具有方便社会管理的功能,三中全会肯定不会改革掉现有户籍制度。 18,问:您怎么看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垄断的问题,这能否解决中国在国家经济上的垄断?要改变这个状况应该从何下手?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 答:这个问题和前面有几个问题一样,完全是预设立场和答案的伪问题。垄断只可能存在某个或某几个企业的垄断,而不可能存在所谓国有企业的垄断,国有企业有成千上万家,只有这成千上万家国有企业串通起来,才能称其为垄断。这是垄断最基本的概念。如果说中国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比重大一些,就是国有企业的垄断,那么,美欧等西方国家私人企业的比重比较大,是不是就是私人企业的垄断? 况且,垄断是指资本巨头联合起来操纵价格,通过掠夺消费者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所以全世界反垄断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而当今中国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人们离开保护消费者利益来反垄断,其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什么反垄断,而是要为瓜分国有资产制造借口,是国内买办资本、国际垄断资本联合起来宰杀国有企业的借口。 其实,当今中国国有企业不仅不存在掠夺消费者的所谓垄断,相反对于保障民生起着巨大作用。相反,那些国有企业已经退出的完全被外资控制的领域,才是名副其实的垄断,并且还不是一般性垄断,而是罕见暴利的极端垄断。化妆品市场就是最好的说明。在消灭了国有企业、外资完全控制市场以后,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掠夺开始了,以往几分钱一盒的蛤蜊油,换个包装起个洋名再写上几个英文字母,就变成了成千上万一盒的天价化妆品。中国妇女只能是欲哭无泪。类似行业还有许多,大家注意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凡是没有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特别是外资品牌占据优势的所谓充分竞争的行业,无一不是价格火箭般上涨并且永无休止的行业。 虽然现在有关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舆论呼吁响彻云霄,特别是为未来中国改革设计路线图的佐利克报告,更是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作为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但是,指望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案,则是基本不可能的。因为18大政治报告关于国有企业未来发展(甚至连国有企业“改革”这两个字都没有提)的基本政策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继续做大做强,而不是私有化为国内老板所有和国外老板所有。除非是风云突变,18大报告作废,否则,绝不可能出台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 2013-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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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也:我深深的感触到时光倒流到了晚期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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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8-15 22:41
http://news.sinovision.net/portal.php?mod=viewaid=225663 保钓人士被扣中国外交部紧急交涉 时间: 2012-8-15 09:12 |